人类天生就喜欢交换东西和预测未来。这两种天性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金融投机行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投机，”19世纪美国著名的交易师詹姆斯·基恩（James Keene）宣称，“投机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投机案例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共和国时期的古罗马。当时，罗马的金融体系已经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特征：法律允许财产的自由转让，市场因此得以繁荣；出现了计息借贷和换汇交易商；在整个罗马的版图之内，货款支付都可以通过银行家的汇票来实现。资金汇集于罗马，就像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一样。信用的概念已经形成，船只以及其他财产的保险也初具雏形。罗马民众表现出了累积财富的热情，与之相伴的是毫无节制的炫耀、挥霍和赌博。

在拉丁语中，“投机者”原本是指“警惕危险”的岗哨。然而在古罗马，金融投机者被称为“财务官”（quaestor），意思是搜索者。投机者有时被集体称为“希腊佬”（Graeci）或希腊人。他们的聚集地点是卡斯托耳神庙（Temple of Castor）附近的广场，在那里，“一大群人交易包税制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付现或赊账的方式买卖各种东西：货物，在意大利以及其他行省的农场和地产，在罗马以及别处的房屋和店铺，船只和仓库，奴隶和牲口。”在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笔下，广场上到处是妓女、店主、放债人和有钱人。他明确地指出了两类令人讨厌的人：一类是“只会吹嘘的人”，另一类是“粗鲁、话多、恶毒的家伙，他们会放肆而又毫无理由地相互中伤”。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后来股票市场中多头和空头的原型。

从收税到建造神庙，罗马政府把自身的很多职能外包给了资本家公会，也就是“公司”。像现代的股份公司一样，公会是独立于会员的法人实体，所有权分成了股份。他们也有行政管理人员，有公开的账目，偶尔召开股东大会。很多公会的规模相当大，雇佣着好几万名奴隶。股份分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持有的大额执行股权，另一种是小额股权。未登记小额股权的交易方式比较随意，类似于现代的场外交易。公会建立了一个遍及罗马全境的信使系统，以便收集信息，使他们能够计算出合同竞标时应该出价多少以及经营中的公司值多少股份。

尽管没有反映股价的证据，也没有股市行为相关的描述，但我们的确知道，那时的股价有涨跌。被控受贿的罗马执政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曾被问及：“你是不是在股价最高的时候向人勒索过股票？”西塞罗（Cicero）曾提到过“最贵的股票”，并声称购买公开发售的股票就是赌博，谨慎的人避之不及。公会的股票吸引的不仅仅是政治家和大资本家。希腊编年史家波利比奥斯描写了民众对股票的普遍兴趣：“在整个意大利，监察官为公共建筑的修建派发了数不清的外包合同，除了从通航的河流中收税之外，港口、园林、矿山、土地等，总之只要是罗马政府治下的事务，统统可以外包给承包商。所有这些活动都由国民来进行，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跟这些合同以及它们带来的利益扯上关系。”在描写罗马共和国的末期时，“仲裁者”佩特罗尼乌斯这样写道：“肮脏的高利贷和金钱操弄让普通民众陷入了双重漩涡，毁灭了他们……狂热已传遍全身，而麻烦就像种在肉体中的某种疾病一样，一直纠缠着他们。”这或许描述了历史上的首次投机“狂热”，尽管没有很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当罗马进入帝国时期，资本家公会逐渐没落了，但是房地产、商品以及货币的投机仍在继续。在公元3世纪，罗马政府发行了不兑现的法定纸币（没有内在价值，其购买力完全取决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货币危机从此成了家常便饭。在卡里亚地区（Caria，今在土耳其境内）的美拉撒市，市议会投诉说由于有人囤积硬币，“社区的安宁以及整个城市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一小撮投机分子的恶行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市场，严重影响了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因此很多市民乃至整个社区都深受物资匮乏之苦。”这是一首十足的现代挽歌。

近现代初期的金融投机

出于务实和务虚两方面的原因，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敌视金融投机。封建制度废除了很多罗马时期的金融交易，以实物支付取代了现金交易。圣托马斯·阿奎奈（St. Thomas Aquinas）宣称，“跟实际价值相比，卖得贵或买得便宜都是不公平和不合法的。”中世纪的经院学者遵从他的教诲，复活了亚里士多德倡导的“公平价格”的观念。高利贷也受到谴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追逐利润不仅堕落，而且还会危及整个国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把过度贪财、贪权和贪色列为三大罪恶。在他所描述的“天国”里，没有投机者的容身之处。当饥荒来袭时，政府会介入供应粮食，而囤积居奇是违法的。这些对牟取暴利和投机的谴责，自古以来就能引起共鸣。当现代的政治家站出来谴责投机者的恶行时，他们无意中延续了中世纪经院学派修道士的偏见。

在中世纪晚些时候，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开始发行可买卖的政府证券。在威尼斯的里阿尔托岛，政府证券的交易从13世纪中期就开始了。投机似乎已经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在1351年，威尼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散播谣言打压政府公债的价格；在1390年、1404年和1410年，都曾有人试图阻止政府发售延期债券（也就是国债期货）；威尼斯总督和公爵议会的成员也曾试图取缔“内幕交易”。在14世纪，佛罗伦萨、比萨、维罗纳和热那亚也相继出现了公债交易。意大利的这些城邦把征税外包给了一些公司，其股本被分割成了可买卖的股票。这些早期的股份公司跟古罗马的公会惊人地相似。

北欧的定期交易会起源于古罗马的广场和酒神节。在交易会上，人们可以免受中世纪欧洲各国对贸易和金融的很多限制。它们实际上就是股票市场的雏形。在15世纪的莱比锡交易会上，人们可以买卖德国矿场的股票；大斋节过后，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交易会上，人们可以买卖市政公债、汇票和彩票。安特卫普在春秋两季各有一场交易会，而且一整年都允许自由贸易，因此被描述为“全年无休的交易会”。在16世纪中期，安特卫普出现了第一家固定的交易所（bourse）——之所以叫“bourse”，是因为交易商都聚在邻近城市布鲁日（Bruges）的布尔西斯旅馆（Hôtel des Bourses）。

从16世纪中期开始，反映投机市场情形的详细证据多了起来。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信用的集体观念（所谓的“交易所意见”），债券价格开始反映对违约等未来事件的预期。在16世纪30年代，市场操纵出现了：佛罗伦萨加斯帕杜西组织了一个财团，带头打压里昂市场的价格（现在我们称之为“空头袭击”、“大量抛空”）。在16世纪50年代中期，安特卫普及里昂的市场中突然出现了追捧王室债券的投机狂热，直到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于1557年宣布暂缓偿债，这场狂热才戛然而止。

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发现安特卫普有位大宗商品交易商，名叫克里斯托夫·库尔兹（Christoph Kurz），他一直在苦苦思索市场中货币的周期性紧缩和宽松。他认为，未来的价格是由神灵决定的，可以通过观察星象来预先得知。因为“受到上天的影响，感情或欲望蒙蔽了天生的理智，”所以人们才会在价格达到最高点时买进。像现代的技术分析师一样，库尔兹也每天一早就起来工作，“埋头于浩如烟海的资料，因为以前的占星家们虽然书写得很多，但却没什么道理。因此，我不相信他们的教条，我要自己找出规律，而一旦我找到了规律，我就要到历史中去验证它们的对错……”库尔兹后来放弃了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占星师。

在16世纪下半叶，由于宗教战争、荷兰叛乱以及一系列的政府破产事件，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Flanders）的资本市场发展走走停停。在1557年之后，作为金融中心的里昂开始衰落了。在1585年，西班牙军队洗劫了安特卫普，使得该城的交易所从此一蹶不振。阿姆斯特丹趁机崛起，因为数千名新教徒和犹太难民逃离了西班牙，带着资金和交易技能来到了荷兰。没有这些移民带来的经济刺激，就没有后来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荷兰在16世纪90年代的“经济奇迹”。到了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成了欧洲最发达、最繁荣的经济体。荷兰商人遍及全球，他们到挪威买木材，到西印度群岛采购糖，到马里兰买烟草，到威尔士投资锻造厂，到瑞典购置不动产，买下了俄国沙皇的出口垄断权，并向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供应奴隶。

金融资本主义的很多制度和惯例并不是荷兰人发明的，比如银行业务、复式记账、股份公司、汇票以及股票市场等。然而，荷兰人却在一个以高度进化的牟利动机为中心的重商主义经济体中，安全可靠地整合了这些东西。在1602年，作为第一家获得政府授权的股份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并垄断了东方贸易。19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成立，目的是开发美洲的商业机会。作为欧洲首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维瑟尔银行（Amsterdam Wisselbank）成立于1609年，其前身是热那亚的圣乔治之家。维瑟尔银行的运营非常保守，对存款不付利息，只依照本身持有的黄金发钞，而且还不放贷。然而，它的存在却给荷兰商人提供了一种各国普遍认可的货币，使得他们能够在全球畅通无阻地交易和结算。为了筹集资金，荷兰各市政当局发行了债券和彩票，受到公众的追捧。到了17世纪初期，来自欧洲各地的资金大量涌入荷兰，投资于各种金融资产，从不动产到养老金、市政公债、汇票以及中期贷款。阿姆斯特丹不仅是一个货物集散地，更是当时全球的金融之都。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1610年成立的新交易所）内交易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宗商品、外汇、股权、海上运输保险……它既是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也是股票市场。”这里自然成了考验投机活动的熔炉。期货合约在这里很常见；所谓“期货合约”，就是同意在未来某个日期以固定价格交割一批货物的合约。早在16世纪就有各种商品的期货交易，其中包括谷物、鲱鱼、香料、鲸油、糖、铜、硝石以及意大利丝绸。在17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行动”中出现了期货交易。投机者还可以用股票做抵押借贷，最高额度是股票市场价值的五分之四（这就是后来美国人所谓的“保证金贷款”）。这里还交易优先认股权。所谓“优先认股权”，是指买方有权在合约期内以固定价格买卖股票，但跟期货合约不同，这是权利而非义务。17世纪的晚些时候，东印度公司发行了小额股票，面值是普通股票的十分之一，使得不那么富有的投机者也有机会参与炒作。期货、优先认股权和小额股票都是我们所谓的“金融衍生品”，也就是价值衍生自股票等标的资产的金融合约。加上股票抵押贷款，这些金融产品制造了利用金融杠杆的机会，使得股价的小幅上涨就能给投机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当然反过来说，股价的小幅下跌也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维加的困惑

在《混乱中的困惑》（Confusion de Confusiones）一书中，约瑟夫·彭索·德拉·维加（Joseph Penso de la Vega）最早描述了西欧的股市活动。这本书用西班牙文写成（维加是在西班牙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于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通过一位商人与一位股票持有人之间的一系列对话，维加把股市描绘成了疯人院，其中充满了荒唐的迷信、古怪的实践以及令人欲罢不能的诱惑力。这本书准确地勾画出了投机的心理特点。

“投机是傻瓜玩的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仪式性的戏谑：

一个交易所的会员伸出一只手，让另一位会员握住，从而以某个固定价格卖出若干股票，等两人再次握手就算确认成交。再下一次的握手代表有人在卖出别的股票，然后跟着就是买家出价。由于不停地相互击打，他们的手变得通红（我耻于相信最受尊敬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做生意）。握完之后是大喊大叫，喊叫之后是粗鲁的言行，跟着是更多的喊叫、出言不逊、推搡和握手，直到交易结束。

1674年，《赌技高手》（Compleat Gamester）首次在伦敦出版，据说作者是诗人查尔斯·科顿。在这本书中，赌博被描述为“令人着魔的巫术，介于懒散和邪恶之间；让人心痒难耐的疾病，有些人会因此直挠头，而有些人就好像被毒蜘蛛给咬了一样，会狂笑至死；一种麻痹症，会让赌博者的胳膊肘不由自主地颤抖……使他无法做出任何认真的动作，总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他要么因侥幸成功而狂喜至极，要么因倒霉失败而绝望到底；他永远处于极端和爆发状态……赢了时欣喜若狂，输了时怒不可遏，直至彻底丧失判断力和理智”。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内可以看到同样的心理变化。维加也描述了投机者祈求好运时着魔般的强迫行为：“他犹豫不决，拿不准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获利；他啃指甲，拽手指，眼睛闭上又睁开，踱了几步，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手捂脸颊，好像犯了牙痛一样，同时又故作镇定，伸出一根手指揉搓脑门；这一切都伴随着难以理解的咳嗽，仿佛这能带来好运一样。”有些投机者据说就处于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他们的行为非常焦躁而又执著，“甚至临终之时，他们唯一不放心的还是股票”。维加观察到，许多人格分裂的迹象也相当明显：“在很多场合下，投机者似乎可以变成两个人，旁观者会吃惊地看到他在跟自己吵架。”

像后来的股票市场一样，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也被无休止的多空角力占据。维加比较了“拉抬者”（即多头）与“打压者”（即空头）的不同：前者“什么都不怕”，后者则“完全被恐惧、不安和焦躁所控制”。据说“打压者”会结成卖方联合来一起打压股价。看空投机对当时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609年，佛兰德斯出生的商人艾萨克·勒迈尔就曾针对该交易所组织过一次空头袭击，打压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尽管他的操纵企图最终落空，但却促使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当时并未拥有股票但却期望低价回购的投机者卖空。像随后颁行的大多数防止投机的法规一样，这项禁令完全被投机者当成了耳旁风。

维加笔下的股市完全不是股价理性调整的场所。用他的话说，投机者“反复无常、疯狂、自负而又愚蠢。他们会不明动机地卖出，也会毫无理由地买入。”他们的行为让股价出现了不正常的波动：“跟事件本身相比，对事件的预期会对交易产生更大的影响。”只有精明的观察者，“才会认认真真地留意这些事情，才会摆脱盲目的热情以及恼人的固执，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有着种种缺点，但在维加看来，当时的股市仍然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一旦投机者进入了交易所那令人着魔的圈子，他就会一直处于焦躁不安当中，就像被关进了一座监狱，而钥匙却被丢进了大海，牢门从此再也不会打开……”

维加笔下的投机者表现出与躁狂抑郁行为相关的很多特征。躁狂抑郁患者会感受到激烈、难以控制的情绪变化。在躁狂期，他精力充沛，举止夸张，贪婪，性欲旺盛，注意力不集中，能言善辩，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并能影响他人，而最重要的是他非常乐观。随着他的预期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躁狂会变成满不在乎，而这注定了他的沉沦。他的情绪周期性起伏；在抑郁期，他会变得腼腆羞怯，焦虑不安，无精打采，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他看不清大局，只会盯着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就像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一样，股市本身是由个体投机者的行为构成的，所以在牛市和熊市的群体心理中也能找到这些神经质的特征。在牛市或者说躁狂阶段，炒作活动变得疯狂，预期变得不切实际。在另一方面，当市场情绪低迷时，成交量萎缩，股市缺乏活力，普遍的悲观取代了之前不切实际的乐观。《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一书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认为，“‘市场先生’会让狂热或恐惧跟他一起私奔。”作为格雷厄姆的门徒，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进一步详细阐释了 ‘市场先生’的反复无常：“有的时候，他情绪高涨，只能看到影响商业的有利因素……也有的时候，他情绪低落，只能看到商业乃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麻烦。”正如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所建议的，真正的投资可以不去理会市场时常会出现超涨超跌的倾向。或者，这种倾向可以作为投机的依据，就像19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成功操作一样：“他观察到人们通常会夸大事件的重要性，就靠这个赚到了钱。因此，照他的操作方式，如果股价有理由小涨，那他就买入，因为他确信股价的超涨能让他获利；如果股价在下跌，那他就卖出，因为他确信恐慌会让市场发生不合理的超跌。”

郁金香狂热

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共和国很适合爆发投机狂热。当时，商业的乐观情绪日益高涨，这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的军事威胁终于解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欧地区爆发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荷兰的纺织品贸易趁乱迅速发展，坐收渔翁之利。在1631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迁入新址。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移民行动获利颇丰，其股价出现了这个世纪中空前绝后的上涨速度。住宅价格也急剧攀升，市郊开始大兴土木盖楼。居于欧洲之首的荷兰变成了一个消费国家，丧失了加尔文教派原有的勤俭和朴素。然后他们发现，郁金香也是一个可供他们炫耀和追逐财富的工具。

荷兰人对鲜花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荷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给球茎培育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地狭人稠，花园不能太大，因此只能建一些小花圃，在中央种上最好的花卉，以其鲜艳夺目的色彩来驱散周围乡间的单调。所有花卉中最尊贵的就是郁金香。在16世纪中期，荷兰皇家驻苏莱曼（Suleiman）大使比斯贝克（Ogier Ghislaine de Busbecq）把第一批郁金香球茎从土耳其引入了欧洲（郁金香的名字来自土耳其语的“tulipan”，意思是穆斯林的长头巾）。在进入西欧的初期，郁金香只能出现在贵族和植物学家的花园里。比斯贝克回国后没过几年，郁金香出现在了富格尔家族（Fuggers）的奥格斯堡（Augsburg）花园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带有异国情调的园艺新宠。在1537年，比斯贝克送了一些郁金香球茎给荷兰著名的植物学家卡罗吕斯·克鲁西亚斯（Carolus Clusius）。克鲁西亚斯不仅大力推广种植，而且还把它写进了《珍稀植物史》（Rariorum plantarum historia）。据说，他曾以极高的价格出售自己培育的郁金香球茎，而当那些球茎一夜之间就被偷光时，他也成了日趋狂热的郁金香风潮的第一个受害者。

收藏家根据花的色彩来给郁金香分类，并用气派的军衔来反映它们的园艺等级。郁金香部队的最高将领是“永远的奥古斯都”（Semper Augustus），其花瓣上的紫色条纹透出帝王般的尊贵。接下来的等级是“总督”（Viceroy），然后是“元帅”（Admiral）及“将军”（General）。自从在荷兰一出现，郁金香就跟财富联系在了一起。在17世纪的头25年里，更具异国情调的郁金香品种开始卖出了有泡沫的价格。在1624年，一株“奥古斯都”能卖到1200个荷兰盾，足够在阿姆斯特丹买下一座独栋城区住宅。在1614年，勒默·菲瑟尔（Roemer Visscher）出版了一本有关徽章的书，其中有一幅两株郁金香的版画，上面刻着一句很有先见之明的格言：“傻瓜难聚财。”

郁金香适合投机：花瓣颜色的变化不定（当时的人还不知道这是病毒侵袭球茎所致）让郁金香的买卖成了碰运气的游戏。一株原本品种普通的郁金香，却有可能突然开出珍贵的“奥古斯都”。球茎相对来说很容易种植，只需要很小一块儿地，另外也没有同业公会设定交易的准入门槛。那些买不起大公司股票的人，却可以把赌注压在郁金香球茎上。过去郁金香市场只在夏季球茎出土时才开市，然而随着公众对郁金香的兴趣越来越大，球茎终于可以全年交易了。种植者会给一排排的球茎做上记号，每个球茎都有一个编号，记录它的品种及栽培重量；它的交易历史则记录在另外一张纸上。珍贵品种的球茎按个称重（单位是“埃司”，相当于0.05克）出售，普通品种则以花床为单位出售。就像维瑟尔银行的钞票或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样，郁金香已经变得标准化、一致化了。

郁金香狂热的开始跟1634年前后大量“门外汉”涌入郁金香市场有关。当时有传言说巴黎及法国北部的郁金香球茎价格飙涨，他们显然是受此诱惑。荷兰花商看不起这些新入行的人，把他们称为“新来的外行”。他们当中有织布工和纺纱工，有修鞋匠和面包师，还有杂货商。尽管郁金香狂热逐渐地席卷了大多数社会阶层，但有两个群体未被卷入其中，不然的话郁金香交易可能会相对稳定。富有的业余球茎收藏家原本一向乐意花大钱购买比较珍贵的品种，但是随着郁金香的价格开始猛涨，他们就不再光顾了。阿姆斯特丹的富商们继续把赚来的钱投在房地产、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或者汇票上，对他们来说，郁金香只是炫耀财富的工具，而不是获取财富的手段。

随着交易的增加，郁金香市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个人之间私下谈价的情况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小酒馆房间内非正式的会议上。在这些被称为“社团”的聚会上，交易商和投机者能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做成生意。当时有本小册子是向新入行的郁金香投机者介绍情况的，其中包含了投机者“贪心货”（Gaergoedt）跟他的朋友“真心话”（Waermondt）之间的三段对话：

“贪心货”说：你得到一家小酒馆去；我会提到几家。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小酒馆里都有聚会或社团。到了那里，你必须问问有没有花商。要是你进到了他们的房间，由于你是新手，有人会像鸭子一样过来跟你叽叽呱呱一番。有人会开玩笑，说你是“窑子里新来的姑娘”之类的，别当真，干这行的就喜欢开这种玩笑。你的名字会被写到石板上。然后就是轮转盘子。也就是说，按照石板上所写的名字顺序，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传递盘子，而拿到盘子的人必须开价买东西。你不可以把自己的东西直接拿出来拍卖，但是如果你在谈话中露出点儿口风，然后有人又感兴趣，那几乎一定会有人对你的东西开价，或者说，必然会有针对它的盘子传过来。

交易方式有两种：两个人之间的直接议价或者普通的拍卖。前者被称为“传盘子”（如上所述），买卖双方会把球茎的议定价格刻在社团提供的木头盘子上。拍卖则被称为“在零内”，因为卖方会先设定一个起拍价，就是在石板中央写下一个数字，并且画个零把数字圈起来。买方要支付最多3个荷兰盾的佣金给社团，作为“酒钱”，用于支付烟酒、照明及取暖等费用。你能轻松愉快地把钱赚了：“我已经出去旅行过好几次了，”“贪心货”说，“每次赚回来的钱都比花出去的多。在那里，葡萄酒、啤酒、香烟、鸡鸭鱼肉乃至甜点都应有尽有，我们可以从早上一直吃喝到凌晨三四点钟……更重要的是，我也赚到了大钱。”已经赚到了钱或者确信自己能赚到的投机者，会把获得的收益花在添置新的车马上，“极尽富丽华贵之能事。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地位会变得多显赫。”

在1636年年末到1637年年初这段炒作风潮最盛的时期，郁金香根本就没有实际交割过，因为球茎都还埋在地里。于是被称为“风中交易”（wind trade）的郁金香期货市场出现了：卖方承诺来年春天提供特定品种和重量的郁金香球茎，买方则享有了提货权——在此期间，市场价出现的任何变化都可以用现金来找齐。在大多数交易中，买方给出的都是个人的信用凭证，其兑现日期也是来年春天球茎挖出来交货的时候。“贪心货”吹嘘说，他已经从郁金香投机中赚到了6万荷兰盾，但是接着他也承认，他仅仅是拿到了“别人开具的信用凭证”。到了郁金香狂热的后期，以信用凭证完成的“空气交易”制造出了完美的虚幻对称：在大多数交易中，郁金香球茎永远不可能实际交货，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反过来，买方的信用凭证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兑现，因为那笔钱也根本不存在。

荷兰人的平均年薪在200～400荷兰盾之间。一座不大的独栋城区住宅售价约为300荷兰盾，而一幅最好的花卉画售价不超过1000荷兰盾。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判断出郁金香已经成了奢侈品。按《对话录》（Dialogues）所载，一颗重4埃司的“高达”（Gouda）球茎，售价从20荷兰盾涨到了225荷兰盾；一颗重10埃司的“大元帅”，以前只卖95荷兰盾，现在涨到了900荷兰盾；一磅普通的黄色“克罗南”（Croenen），原本售价是20荷兰盾，几周之后就超过了1200荷兰盾（相当于从一个月的工资涨到了5年的工资）。“是的”, “贪心货”承认，“由于郁金香的价格涨得太厉害，过去常常被扔到粪堆上的那些货色，如今也卖上了大价钱。”“永远的奥古斯都”仍然是最受追捧的品种。“贪心货”说：“大约3年前，奥古斯都才卖2000荷兰盾，而且是在银行立刻交易，但是到了狂热的巅峰时期，即使重量只有200埃司，一株也可以卖到6000荷兰盾甚至更高。”以前只卖3000荷兰盾的“总督”也涨了一倍。当时有人计算过，2500荷兰盾只能买一个球茎，但却能买到27吨小麦、50吨黑麦、4头肥牛、8头肥猪、12只肥羊、2大桶葡萄酒、4大桶啤酒、2吨黄油、3吨奶酪、1套亚麻床品、1柜子衣服和1只银制的高脚杯。很少有人试着证明这种天价合理——大多数签订购买合同的投机者，从一开始想的就是赶快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贪心货”就跟“真心话”说：“干这种买卖，夏天到来之前你一个子儿都不用出，然后等到需要付钱的时候，你已经把手里的货全都卖出去了。”当被问到这场狂热会持续多久时，“贪心货”回答说：“只要再持续个两三年，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不过，当时有一本未具名的小册子却持保留意见：“考虑到卷入的人数，市场中的卖方很容易超过买方，而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这场狂热离崩溃就不远了。”

1637年2月3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造成恐慌的原因并不清楚，除了一点：春天就快到了，交割即将兑现，游戏要结束了。花卉交易中心哈勒姆（Haarlem）谣言四起，人们都说不会再有买家了；结果，第二天郁金香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合约因此无法兑现，违约一起接着一起。职业花商虽试着找违约的投机者追款，但都无功而返。不过，郁金香市场的崩溃并未导致全国性的经济危机。研究过郁金香狂热的历史学家波斯蒂默斯（Posthumus）指出，这对“荷兰共和国的整个西部地区冲击不大”。作为经济的基石，大贸易商大多未受影响。但是，很多下层社会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想暴富的人抵押和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结果却是倾家荡产。有些破产的个案被记录了下来，其中包括风景画家扬·范·戈延（Jan van Goyen）：在市场崩溃前夕，他用900荷兰盾和两幅画作换回了一些郁金香球茎，19年后去世时一贫如洗。

郁金香市场的诉讼一直在持续，直到1638年5月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宣布郁金香合同可以依照议定价格的3.5%支付结清。到了这个时候，业余球茎收藏者已经重返市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稀罕的郁金香球茎，于是短短几年之内，一些珍贵的郁金香品种，比如“永远的奥古斯都”，价格又重新回到了爆炒之前的水平。不过，那些曾在狂热极盛时吸引了很多小投机者的普通品种，也就是所谓的“大路货”和“破烂”，却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吹泡泡：投机的寓言和传奇

这场危机使得郁金香狂热变成了郁金香恐惧，类似于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后公众对普通股的反感。据说，住在莱顿（Leyden）的植物学教授埃夫拉尔·弗斯提亚斯（Evrard Forstius）非常厌恶郁金香，只要一看到就会用手杖打个稀巴烂。因为它能让人不劳而获，所以这场投机狂热违背了加尔文教派的工作伦理。正如“真心话”在《对话录》中发出的质问：

“如果这种钱都能赚，商人还需要苦心经营或者去海外冒险吗？孩子还需要学习手艺吗？农民还用得着在地里辛勤劳作吗？船长还需要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去航行吗？士兵还需要为了微薄的军饷去冒生命危险吗？”

此外，通过让一些人一夜暴富而让另一些人倾家荡产，投机也搅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按照“贪心货”的说法，“投机者一个比一个趾高气扬。”正如郁金香非常适合充当金融投机的工具一样，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奢侈、享乐和邪恶的象征。在菲瑟尔的徽章中，郁金香成了傻瓜的标志，它那短暂的美被视为诱人的假象，很容易让轻率者上当。另一个常见的虚空标志是泡沫，象征着人生终将归零：如罗马道德家瓦罗宣称，人就是一个泡沫。泡沫快速膨胀，反射出来的光彩令人惊喜，但是瞬间就破灭了。泡沫仅靠空气来支撑，这种象征意义体现在17世纪荷兰人把期货交易说成是“空气交易”的表述中，也体现在当时一幅描绘花神弗洛拉乘坐风帆四轮车的版画中，后来则体现在股票经纪人“吹胀股票”的邪恶勾当中。然而，直到1720年南海“泡沫”出现，泡沫的隐喻才被用来形容过度投机的行为。在此期间，郁金香起到了一模一样的作用：它先是一下子绽放出绚丽的色彩，然后花瓣突然被大风吹落，植株也开始枯萎，直到下一次的生命轮回重新开始。

围绕着郁金香狂热产生了很多传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传奇为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小说《黑郁金香》（The Black Tulip）提供了灵感：

听说海牙（Hague）有个鞋匠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株黑色郁金香，哈勒姆的花商联合会赶紧过去拜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花1500个金币买下了它。可是一拿到那株郁金香，他们立刻就把它丢到地上使劲儿踩。当惊讶的鞋匠开始抗议时，他们当中的一个大声骂道：“你这个傻瓜，我们也有一株黑色郁金香。幸运之神再也不会眷顾你了。就算你一开始要1万个金币，我们也会答应的。”可怜的鞋匠，一想到差点儿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就懊悔不已，一头扎到床上断气了。

事实上，不可能培育出黑色的郁金香，最多只能培育出深棕色的。不过，这个传说反映了郁金香狂热所引发的堕落和贪婪。“黑色郁金香”以及后期的很多传说已经进入了投机的大众史学。从“密西西比泡沫”中传出了不少男仆的故事，说他们一夜暴富之后买了新马车，但却记不住自己现在的身份，时常习惯性地做到马车夫的位置上。同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说有个医生在给一个老太太检査脉搏时，嘴里小声咕哝说“哦，我的老天爷，它下降了”，差点儿没把老太太吓死，直到她发现医生指的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她的心跳次数时，她才缓过气来。南海泡沫和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还传出了一些言过其实的投机者自杀的故事。

这些故事构成了金融市场的传闻，而市场本就以谣言为食，因此为这些故事提供了格外肥沃的土壤。像中世纪的说教故事一样，这些传说包含了人类的七宗罪（骄傲、愤怒、嫉妒、淫欲、暴食、贪婪、懒惰）以及轻信造成的蠢行，反映出公众对投机的怀疑，觉得它会腐蚀道德。人们认为金融狂热会扰乱社会秩序（男仆都能买马车），侵蚀工作伦理（因此才会有医生失职的故事），甚至让平民百姓倾家荡产。泡沫传说仍然起着劝诫作用，让人们小心投机的陷阱。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法尔兹在1996年7月19日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提醒读者，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市场高点买了房子的人，“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知道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个多么危险的幻象，然而他们似乎很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痛。事实上，在任何市场中，失宠的最爱总是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甚至在现今的荷兰，黑色郁金香的需求也不大。”对从古至今的投机者来说，这些传说的寓意始终很清楚：不要忘记黑色郁金香！不要忘记躺在摩天大楼下的尸体！千万要当心！

傻瓜干的蠢事？

包括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沃尔特·白格浩特的《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以及查尔斯·麦基有关投机狂热的畅销书《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在内，很多流行的历史和金融书籍都写到了郁金香的传奇故事，这反而让有些人质疑郁金香“狂热”是否真的发生过。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声称，相关传说的虚假削弱了郁金香狂热的可信性。他还认为，包括《对话录》（Dialogues of Waermondt and Gaergoedt）在内，当时有关这一事件的原始资料都应该视为政府的宣传，大众应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他声称，郁金香事件是理性的投机，而不是狂热。按照他的观点，奇异花卉的高价格是合理的，因为母球衍生出来的花卉和球茎可以弥补后来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他还发现，郁金香的价格变化符合其他珍贵花卉的一般模式：时髦新品种的第一批球茎肯定溢价销售，但是随着这种花变得越来越普遍，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竞争的新品种，其售价必然迅速下滑。在18世纪的荷兰，风信子也一度受到热捧而价格猛涨。按照这种论点，所谓的“郁金香狂热”，只不过是一种价格原本就不稳定的时髦商品，其需求出现了暂时的偏差而已。

这种想给历史翻案的大胆尝试经不起推敲。加伯意在维护经济思想的“有效市场”学派，该学派认为，所谓的泡沫或狂热不可能存在，因为不管是股票还是郁金香，其市场价格会始终反映其内在价值。然而，《对话录》给人的印象是公正客观、有理有据地描述了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市场。利用两个虚构人物的交谈来展开叙事，这也是记录事件的传统手法。尽管对话带有道德说教色彩，传达了反对投机的主旨，但是其中并不包含麦基或其他人津津乐道的任何郁金香传说。即使我们承认《对话录》是出于宣传的目的而出版的，这也意味着当时有宣传的必要，也就是说，存在一场因投机而起的危机。

郁金香球茎的高价格也不能解释为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因为一直到了20世纪人们才知道，杂色郁金香花瓣是一种病毒侵袭球茎的结果。一株“永远的奥古斯都”，其球茎衍生出的后代在几年内既不会开花，也不会产生更多的后代，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衍生出来的后代肯定会遗传母球的特殊品质，因为它们同样很有可能变回普通品种。郁金香甚至没有带来年度现金收益（或者说“红利”），因为当时还没有插瓶花的交易市场。此外，加伯虽然发现其他花卉（比如风信子）也有价格暴涨暴跌的现象，但是这不能证明郁金香泡沫不存在。正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后来出现的“泡沫”表明荷兰的花卉市场就像股市一样，特别容易被投机兴奋的爆发所影响。甚至连加伯也不得不承认，普通品种的球茎价格居然也在泡沫后期猛涨了20倍，这实在“难以解释”（他把这归因于当时爆发了黑死病，致使人们产生了世界末日将至的心态，引发了“不符合市场基本面”的短暂投机狂潮）。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在1636年冬季，购买任何郁金香球茎（不管是稀有品种还是普通品种）都不是基于理性预期，而仅仅是出于一厢情愿——一心想着很快就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卖给某个“更傻的傻瓜”。总而言之，“投机狂热”非常贴切地描述了17世纪30年代中期荷兰的郁金香市场。

郁金香交易给很多参与者提供了股票投机之外的另一个选择。郁金香市场跟股票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郁金香球茎的诸多变种会让人联想到后来股市中的众多个股：高价的杂色球茎相当于蓝筹股（比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漂亮50股”），普通品种的球茎则类似于手段有限的投机者追逐的低价股。郁金香的“空气交易”跟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一模一样（尽管麦基说郁金香在交易所内交易并不准确），而郁金香社团中的交易模式也很像19世纪早期纽约股市的股票拍卖。

郁金香狂热的进程与后来的很多股市狂热相似。珍贵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大涨，吸引新手进入市场，从而引发了郁金香狂热；类似地，特定行业的股价暴涨，比如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股或者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股，诱使很多外行进场投机，从而触发股市的虚假繁荣。牛市的另一个普遍特征是，随着狂热的发展，吸引投机的股票品质却在下滑——涨潮浮起了所有船只，哪怕是那些最经不起风浪的也在漂。郁金香狂热也一样：起初还只是投机炒作“永远的奥古斯都”，到后来就变成了不管什么品种都疯狂交易。郁金香狂热还有几个特征也是后来的股市狂热所共有的：谣言煽风点火；期货及信用票据让杠杆迅速放大；投机者炫耀地挥霍浪费；价格暴涨之后突然就是无缘无故的恐慌；政府起初消极不作为，等到干预时已太迟。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注意到，投机狂热通常发生在新产业或新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这时人们会高估潜在的收益，因而投资过度。17世纪30年代被郁金香的新奇所吸引的投机者，或许也预见到了荷兰的花卉产业日后会发展成为世界之最。果真如此，那就像很多后来的投机者一样，他们的远见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回报。正如詹姆斯·巴肯所说，投机者的愿景毁于他们靠不住的时间观念：“股市中的大多头试图把未来浓缩成短短几天，把漫长的历史进程打折，把整个未来折成现值收割。”然而事实证明，未来往往不像投机者所希望的那样听话。

或许，跟郁金香狂热最相似的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科威特的阿尔曼纳克股市（Souq Al⁃Manakh）泡沫。这场泡沫同样证明了过度发行信用票据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在科威特的股市中，针对本地“海湾公司”（其投资覆盖从房地产到家禽养殖的各个领域）进行投机的工具是远期支票，这种个人信贷类似于郁金香投机者的信用凭证。在1982年的头8个月内，换手的股票超过了3.5亿股，市值高达60亿美元（账面价值仅为2亿美元）。未兑付的延期支票价值超过了900亿美元，尽管利率超过300%。就像郁金香投机者的信用凭证要到来年春天才清账一样，科威特人的延期支票也要等到年底才兑付。在1982年的早春时节，股价经常是按小时翻倍，涨多高都不觉得高。然而到了8月份，一名女性投机者要求提前兑现支票。魔咒被打破了，市场立马崩溃。政府被迫出手干预以恢复市场秩序，付出的代价则是数十亿美元；狂热期间签订的合约被宣布无效，市场暂时停业。

投机狂欢节

郁金香狂热过后不久，荷兰画家彼得·诺尔普（Pieter Nolpe）发表了一幅版画，题为《弗洛拉的傻瓜帽》（Flora's Cap of Fools），描绘花商躲在巨大的傻瓜鸡冠花下交易郁金香的情景。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牛市期间，最受欢迎的线上投资论坛是“彩衣小丑”（The Motley Fool）：几位年轻的创办人公开打扮成鸡冠花的模样，以表明他们的“傻瓜行为”能取代华尔街的“智慧”，成为股市致富的新途径。傻瓜在投机的形象化描述中再现并非偶然。投机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热闹拥挤的集市和狂欢节；尽管到了17世纪狂欢节已盛况不再，集市也被固定的交易所取代，但是狂欢节的精神仍在市场中延续。

在狂欢节和集市上赌博盛行。赌博是一项有代表性的狂欢节活动，既亵渎宗教又打破等级：在幸运之神面前，众生一律平等，社会地位毫无意义。狂欢节还带有俄罗斯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谓的“怪诞现实主义”色彩，把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转移到物质层面上，用滑稽搞笑的方式让价值观堕落。《赌徒的礼拜仪式》（Liturgy of the Gamblers）就是经常出现的众多滑稽剧本之一。狂欢节的语言粗俗下流，源于昔日伦敦渔市的粗话，至今仍是股市中的行话。人人平等的狂欢节精神也弥漫在各个交易所中。正如维加在《混乱中的困惑》一书中所写（书名本身就是诙谐搞笑和狂欢式的）, “一个风趣诙谐的人观察着交易所，那里弥漫着粗鲁无礼的气氛。他评论说，这儿的赌博就像死亡一样，对谁都平等。”

狂欢精神在股市中长存，而投机狂热则代表着狂欢节本身的延续。狂欢和狂热都能制造出“完全颠倒的世界”。狂欢节能让人们从中世纪严格刻板的宗教要求中暂时解脱出来，颠覆传统的社会等级，让乡村小民变成狂欢节上的国王。尽管现代的市场经济远比中世纪更自由，但它也制造了新的紧张。狂欢节故意破坏了教会的权威，而投机狂热则颠覆了资本主义开出的各种灵丹妙药，比如职业奉献、诚实、节俭以及吃苦耐劳。跟狂欢节一样，它只能带来暂时的释放，一旦狂热退去，这些价值观会进一步强化。

中世纪的狂欢节是脱离日常生活现实的周期性活动，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就曾提到过所谓狂欢节的“性高潮间歇”。投机狂热的发生是既有周期性又反常的——过后回想起来，投机者会觉得那一切是不真实的，像在做梦。对巴赫金来说，狂欢节“跟危机时刻，跟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转折点联系在一起。灭亡和复兴，变革和重生，这些重大时刻总是会导致对世界的狂欢认知”。这符合熊彼得特的观察结论：投机狂热通常出现在经济发生剧变的时候。狂欢节纵欲狂欢的特征，演变成了投机者的炫耀财富、挥霍浪费和大吃大喝。狂欢节和投机狂热都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当狂欢节之王的模拟像被付之一炬后，秩序重新恢复。在投机狂热过后，从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的约翰·劳，到1990年的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领头的投机者都受到了公众的指责和嘲弄，财产被剥夺，人也进了监狱。像狂欢节之王一样，他们也成了群体罪恶的替罪羊，牺牲他们是为了让社会恢复正常。

投机的幽灵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敬神明，不奉等级。它喜欢自由，讨厌伪善的说教，憎恶限制和束缚。从17世纪的郁金香社团，到20世纪后期的互联网投资俱乐部，投机已经成为了最通俗的经济活动。尽管极度世俗，但投机却不只是贪婪。投机的本质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渴望自由和平等，以平衡现代经济制度下单调乏味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打破不可避免的财富不平等。纵观它的历次表现，投机狂热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狂欢节”，是“傻瓜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