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落后者遭殃
在我年轻时，人们说我是赌徒。随着我手中操作的资金的规模不断扩大，我成了人们口中的投机者。现在大家叫我银行家。事实上，我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投机的话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关注。外币危机，股市的泡沫和暴跌，金融衍生品的惨败，技术创新——在这些现代的金融和经济新闻背后，大多潜伏着投机者。美国每天有数百万个人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基金流入股市的结果。这些资金使得新公司的上市和老公司的合并成为可能，同时刺激公司加大投资，让投资者也敢花掉他们从股市中获得的部分收益。就这样，一个繁荣的泡沫在我们眼前越吹越大，而它的稳定性自然是引起人们焦虑和担忧的原因之一。
投机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很多政治家（其中有些身在亚洲）警告说，全球经济正在被投机者挟持为人质。在他们看来，投机者是受贪婪和恐惧驱使的寄生虫，制造了金融危机并从中牟利：他们是利己主义者，是欲望的奴隶，狂喜和消沉交替的情绪表明他们缺乏理智。这些政治家认为，必须把这头野兽关进笼子，国家的财富方能安全。然而，以西方经济学家为主，另一些人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投机从根本上讲是种良性力量，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按照这种观点，投机者起着管道的作用，能让新的信息最终反映到价格上，不管那是最新通胀数字引起的结果，还是一场飓风对咖啡产量的影响。如果没有投机者，市场就会到处是瓶颈，经济危机会更加频繁。此外，像互联网等新技术，初期非常依赖于股市投机者的活动。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抑制投机会让资本主义失去活力。
“投机者”该如何定义
尽管已经引起了无休止的讨论，但投机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一直到18世纪后期，它才具有了经济含义，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个不准确的术语。1774年5月1日，霍勒斯·沃尔浦尔（Horace Walpole）给身为下院议员和银行家的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Sir George Colebrooke）写了一封信，说他是“投机的殉难者”——因为囤积纺织品染色用的明矾失败，科尔布鲁克破产了。
两年后，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到了“有时通过所谓的投机交易实现的”暴富。然而，斯密所说的“投机商人”并不是金融炒家，而是企业家：
只不过，他的业务经营不是规律的、确定的或者人所熟知的。他今年是个谷物商人，明年可能就变成了茶叶商人。不管什么贸易，只要他预见到其中的回报很可能高于其他贸易时，他就会进入，而当回报下降到其他贸易的水平时，他就会退出。
对斯密来说，定义投机者的特征是随时准备追逐短期的获利机会：他的投资是流动的，而传统商人的投资或多或少是固定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继承了这一区分：他把“经营企业”描述为“预测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预期收益的活动”，相比之下，投机则被他说成是“预测市场心理的活动”。
投机在传统上被定义为“从市场价格的变动中获利的企图”。因此，为了预期的资本收益而放弃经常性收入，这被认为是投机。投机是主动的，而投资通常是被动的。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投机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可以定义为是否存在 ‘交易’的意图，即是否打算从证券价格的波动中获利。”投机与投资之间的分界线太细了，以至于有人说投资失败就是投机，投机成功就是投资。幽默的华尔街人弗雷德·施韦德（Fred Schwed）宣称，想澄清投资与投机的差别，“这就像跟苦恼的青少年解释爱和激情是不同的两样东西。他意识到它们不一样，但它们的差别似乎不够明显，不足以消除他心中的困惑。”施韦德认为，可以根据首要目的来区分投资与投机：投资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资金，而投机的首要目的是增加财富。如他所说：“投机是要让一点点钱变成一大笔钱，可能会失败。投资是防止一大笔钱变成一点点钱，应该会成功。”
在区分投机与赌博时，人们也碰到了类似的定义问题。糟糕的投资也许是投机，而拙劣的投机往往被描述为赌博。因为在讨论一项商业提案时说出了“赌博”一词，美国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曾被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赶出了办公室。后来巴鲁克回忆说，“没有任何风险，不带丝毫赌博性质，这样的投资根本不存在。”投机和赌博的心理特点几乎无法区分：两者都有上瘾的危险，都涉及对巨额财富的渴求，往往都伴随妄想行为，而且成败都取决于对情绪的控制。
渐渐地，投机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了不同的含义，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最初的哲学含义，也就是在没有可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思考或推理。按照17世纪的定义，投机者是“沉迷于玄妙的观察或研究的人”。金融投机者跟炼金术士仍有相似之处，因为他在不断地构想玄奥的理论，想把证券变成黄金，尽管通常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投资者偶尔也会翻查占星图表，以提高他们的投资表现。时至今日，纽约仍然还有一个占星家基金会，其管理者许诺了“唾手可得的超高回报”。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会求助于这样的方法。金融的不确定性被称为“风险”。经济学家区分赌博和投机的依据是：赌博涉及为了娱乐而故意制造新的风险，投机则涉及假定资本主义过程必然带有风险。换句话说，当赌徒在一匹马上下注时，他是在制造风险，而当投机者买入股票时，他仅仅是卷入了原有风险的转移。投机通常被认为比投资风险更大。证券分析师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宣称，投资需要一个“安全边际”，这样即使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不利情况，本金的价值也能得以保全。投资者应该花时间进行调查，对潜在的回报做出评估，然后再投资。跟这样的投资相比，盲目或一时冲动的投资带有更大的投机性。格雷厄姆还补充说，借钱炒股永远都是投机行为。资本家面临着程度不同的风险，一个极端是审慎投资，另一个极端是不顾后果的赌博，投机则介于两者之间。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股价会反映内在价值，而投机者只是一心想优化自身财富的理性经济主体。按照这种理论，投机的历史是单调乏味的。在有效市场的世界中没有动物情绪，没有群体直觉，没有贪婪或恐惧，没有跟风的投机者，也没有“非理性的”投机泡沫。然而在我看来，从古至今，投机者的活动要比经济学家描述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丰富，其动机更加多样，结果也更加不同寻常。我自己的看法更接近于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他是狄更斯的朋友，也是《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一书的作者，他第一个成功地记述了郁金香狂热、密西西比和南海等泡沫事件。对麦基来说，投机狂热表明社会有偶尔屈服于幻觉和集体疯狂的倾向：“常言说得好，人总是扎堆思考，然后一起变得疯狂，但是要想恢复理智，却得一个一个地慢慢来。”
麦基对投机狂热的历史叙述仍然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觉得应该重新审视这个主题了，但我并没打算全面记述投机的历史——这样一项任务很可能需要一本啰唆的大部头，我恐怕永远也写不完最后那一页。相反，我重点关注的投机都发生在当时的经济强国，从17世纪的荷兰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间偶尔会谈及现今的投机。我认为，理解投机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背景，投机史不能是对经济事件的简单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也是社会史。政客对待投机的态度和行为尤其重要，因为管控市场的法律是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政客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刺激投机狂热。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保留了麦基的一些热情，以便读者能慢慢地认同他的评述：“投机的主题能够激发连小说家都渴望的兴趣……看到一群健全人挣脱理智的束缚，狂热地追逐一个金色的幻想，始终拒绝相信它不是真实的，直到它像一团鬼火一样，把他们带入泥淖——这样的情景会显得枯燥无味或者毫无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