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礼作乐：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发展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的创建是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历史背景与过程，前贤已多有著述。
历史的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上展现出来，比如，哪些人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又为什么是他们，他们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能够发挥那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追问的有趣的历史话题。本书的主角钱三强即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的核心人物之一，并在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对郭沫若、竺可桢等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得比较多，对以钱三强为代表的科学院中层领导人物的关注则相对不够。近年来，随着口述史料和档案材料的挖掘，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初创期的历史作用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周光召先生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认为，钱三强“为组建中国科学院竭尽心力……成为核心骨干之一”。显然，这一概括要言不烦而带有结论性。不过，我们既需要历史的结论，也需要历史的过程，厘清历史的复杂过程更具说服力和启发意义。
一、筹建中科院
关于筹建中科院，姚蜀平先生的《中国科学院的筹备与建立》及《中国科学院的诞生》对中科院成立前的诸多重要历史过程有过论述。关于筹备人员，姚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指定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的工作（当时这个科学院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但陆定一工作任务繁重又不太了解科学界的情况，承担具体筹建工作的是丁瓒和恽子强，此二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重要领导成员”。很明显，在姚先生的研究里，钱三强并没有出现在中科院的创建者中。
樊洪业先生的《黄宗甄访谈录》和《〈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来龙去脉》，则借助黄宗甄先生的回忆与钱三强先生的回忆之间的互证，证明钱三强在筹备中科院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形成向中央的报告《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很明显，对钱三强在中科院创建过程中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是有不同评价的。有鉴于此，很有必要结合新出史料，梳理出钱三强参与中科院筹备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早在1949年春，即将执政的中共中央在国家机构的谋划中，就有建立一个兼具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性质的全国性科研机构，据《中国科学院编年史》载：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央考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并由郭沫若负责。6月中旬，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恽子强和丁瓒协助陆定一工作。钱三强和黄宗甄参与其事。
由以上表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郭沫若是内定科学院的负责人；其次，具体的筹建工作由陆定一负责；再次，丁瓒和恽子强协助陆定一，钱三强只是“参与其事”。让我们一一来分析。郭沫若当时是中央文教委的主任，地位特殊，统管宏观问题，科学院的筹建工作需要他的指导，却不需要他直接去做。至于为什么将筹建任务交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樊洪业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解释：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一说到“科学”这个词，人们总是把它和“文化”联在一起。科学工作归类于文化工作，而文化工作在党内则属于中宣部。
然而，面对开国诸多事宜，主管意识形态与文化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不可能全身心投入中科院的筹建中，他不仅有许多重大的事项要做，而且长期在解放区从事革命工作的他，本身对当时科学界的情况也不是非常了解，因此大量的有关筹建工作的具体事宜主要由樊洪业先生称之为“内线工作的小班子”来做。按照上述《中国科学院编年史》的说法，来自解放区的恽子强和来自白区的丁瓒是这个“小班子”的核心成员。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钱三强其实也应该是这个小班子的核心成员。对此，黄宗甄先生谈道：
那时由什么人筹备科学院呢？第一个是恽子强……第二个是丁瓒……还有钱三强，是北平研究院一个所的所长，在国外也有联系，中央对他很信任，那时他还不是党员。要他们三人筹备。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梳理一下钱三强进入这个“小班子”的具体过程。关于钱三强介入筹备工作的时间，他自己有这样的回忆：
早在1949年春，当丁瓒同志和我等人随郭老（按：指郭沫若）一起去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时，丁瓒就向我透露了中央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的意图，并说内定由郭老负责。
有关“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简称 ‘和大’）”这一钱三强多次参加并做出贡献的历史事件先在此不表。丁瓒把当时尚属党内机密的建国计划透露给钱三强，是打算吸收钱三强参与筹建工作的，并且应是经过中共高层授权的。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在科技界物色有一定影响的、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科技工作者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当中，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钱三强因为与中共地下党的密切关系，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应是丁瓒向他透露最高机密的原因所在。关于“透露”的具体时间，根据樊洪业先生向钱三强先生的求证，应是在4月底、5月初参加完“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归国途中。
4月29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5月6日钱三强陪同郭沫若访问了苏联科学院。这一行动非常重要，常被研究者忽视。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载：5月6日，钱三强陪同郭沫若等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科学院，受到热情接待，代表团同瓦维洛夫院长等苏联科学院领导层举行了会见，瓦维洛夫就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情况等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介绍。由此可以推断：代表团让钱三强陪同郭沫若访问苏联科学院，应是有意安排的，原因就在于中央已经内定要钱三强参与到中科院的筹建工作中去，访问苏联科学院，目的在于了解苏联科学院的基本状况，以便能够有所学习和借鉴。从瓦维洛夫院长介绍的主要内容（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情况）和后来筹建中科院的发展实际来看，这次有意的安排和有目的的访问，使钱三强对苏联科学院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重要性在4个月后，即在形成上报中央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时便显现出来。1953年春，钱三强作为中科院访苏代表团团长再次访苏，在一次向苏联方面介绍我国科学发展概况时，特别谈到了1949年5月的这次访问对创建中国科学院的直接影响：
1949年郭沫若院长访问苏联科学院，当时瓦维洛夫院长曾就苏联科学院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这一次访问对于后来中国科学院的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很大帮助。
1949年5月，完成“和大”使命回国后，钱三强又新增了多个身份：5月初，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钱三强虽缺席，却被推选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6月18日，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发起，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促进会在北京召开，钱三强又被推选为筹备委员（共推选出205名筹备委员）;6月19日，钱三强又在科代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科代会筹委会常务委员。因为有了这些重要身份，钱三强不断参加一系列的会议和活动。据《钱三强年谱长编》，整个六七月份，钱三强的日程非常紧张，大小会议和社会活动不断。就是在这种社会交往过程中，筹建科学院的准备工作和相关方案的酝酿也在同步进行。钱三强对此回忆道：
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时，我作为民主青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此期间，中央已决定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因为丁瓒来自南方，对北方的情况不大熟悉，我又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所以也被邀参加筹建工作。
他还在纪念周恩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从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瓒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重复，人力分散，要我趁筹备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机会，开始注意到会科学家们的专长、成就和学术见解，以备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对组织全国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提出调整方案意见，提供领导参考。
由此可见，从布拉格回国后，具有多个身份的钱三强在忙碌的社会活动中，始终在为筹建科学院做着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要数9月上旬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事情了。实践表明，这份《草案》中的内容大部分都与中科院日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吻合度比较高。樊洪业先生据此认为，在当时的几份中科院建院方案草案中，这份《草案》“是最有价值的”。而这份被称为“是最有价值的”建院《草案》，又是钱三强直接负责起草的。钱三强对此的回忆是：
大约在1949年9月，丁瓒和我共同写了一份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文件。当时讲明由丁瓒写院部机构，我写各研究所的部分。写后经恽子强看过送给陆定一。
应当说，钱老的上述说法是谦虚的。根据黄宗甄的回忆，钱三强在形成《草案》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有关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方针和科学院的未来蓝图，主要是由钱三强提出的。对此，黄宗甄说：
在政协开会以前（注：9月上旬），有一天丁瓒约恽子强和我到泰安巷北平研究院宿舍钱三强家聚会……畅谈一个下午，有关新中国人民科学院的规模、组织、方针等，主要由钱三强提出，我做的记录。……可以说，我们筹建科学院的雏形是苏联、法国类型的，而且与中国原有的机构也相近，当时钱三强很强调这一点。
在另外一篇访谈中，黄宗甄对钱三强的贡献表述得更为直接：
这个会当然是由丁瓒主持，实际上可是由钱三强主讲……我记得多数时间都是钱三强在讲，丁瓒频频点头……那个方案，主要是根据钱三强的意见写的。……钱三强先生……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最有价值的”《草案》的形成中，钱三强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主心骨”作用，可以说这份《草案》就是在钱三强的直接主导下形成的，以至于竺可桢称他为“科学院最初组织之灵魂也”。钱三强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既与他1949年春天接受任务以来半年的工作和思考分不开，也与他长达11年在法国的学习工作经历分不开，还与他5月初途径莫斯科访问苏联科学院的经历分不开。由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判定，就科学院的筹建而言，钱三强不但“参与其事”，更是核心骨干。
二、主持计划局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建院之初，中科院设一厅三局：办公厅、研究计划局（次年改称“计划局”）、国际联络局（次年改称“联络局”）、出版编译局（次年改称“编译局”）。根据《中国科学院编年史》，计划局的职能主要是负责提出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科研机构的调整方案，并计划筹建新研究机构的方案，调查当时全国的科学技术人才状况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同时承担协助中科院之外的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工作；计划局局长由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兼任，钱三强任副局长。当时，竺可桢是中科院的副院长，行政事务自然比较多；1950年，中国科学院又建立了副院长对院属研究所分工领导的制度，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因此，相近学科的地理所筹备处、地球物理所筹备处及其北京工作站、实验生物所、水生生物所、植物分类所和生理生化所等都由他分工负责领导。在此情况下，竺可桢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过问计划局的工作，计划局的大量工作实际主要是由副局长钱三强负责、组织、实施的。对此，钱三强自己有如下回忆：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1949年11月我被任命为研究计划局副局长，局长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当时我们跟竺副院长相处得很好，我们想了什么意见和方法，向他汇报，一般他都是同意的。
由此可知，计划局的工作确实是由钱三强来主持的，他关于计划局工作的意见和想法，基本上都得到了竺可桢的支持。当时，计划局负责的是科学院的核心业务，即科研机构的调整、组建及科研人员的调查。据《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从1950年初起，计划局一方面确定研究机构的改组方案，另一方面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与研究机构。
就研究机构的组建而言，从1月份开始，计划局分学科召开会议，就如何调整原有研究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研究机构的问题，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这样的分学科会议持续了一年，“全年召开会议28次，商定机构调整方案，把近30个原有研究机构，合并改组为17个研究所、台、馆，1个委员会，另设3个研究所筹备处。”就调查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而言，主要调查了全国四类科技人员：一是自然科学专家，也就是比较有成就的中高级人才；二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就是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基础的普通科技人员；三是对科学院各级研究人员的经历、著作目录和著述的调查；四是对国外留学生和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和心理7个学系毕业生人数的调查。这些基础性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对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初创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这些打基础的，就没有接下来中科院的快速发展。
周光召先生曾对建院初期的计划局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做过评价，认为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当时科研机构的调整、各学科带头人的选配、聘请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争取仍旅居外国的学者尽速回国等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为科学院的长远建设提供了条件”。身为主持工作的计划局副局长，钱三强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
这里提到的聘请“专门委员”一事，是当时在钱三强主持下做的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关于此事，钱三强有如下回忆：
当时办的一件事是聘任专门委员，情况大概是这样：那时对国外的情况了解很少，苏联科学院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中央研究院有院士会议、评议会，北平研究院有学术会议，而科学院是全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又有研究实体，总得想个办法，组织院内外的科学家，特别是请不在院内的人参加意见，大家一起商量事情。
其实，按照上文论到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的设想，是要建立“评议会（科学工作委员会）”的，但经请示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认为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条件还不成熟，不要搞像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之类性质的组织，科学家的事权还不宜太重。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才有了选聘专门委员的变通做法。这一工作在计划局的领导下，从1949年12月起，分两批先后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三个领域进行遴选，1950年实际聘任专门委员241人。以后又经过了几次选聘和补聘，到1953年初，专门委员的人数已达253人。选聘专门委员在中科院早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建院初期，科学院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如机构调整与设置、办院方针、筹建学部等）前都听取专门委员的意见。”可见专门委员很好地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不仅如此，中科院“专门委员”制度经过几年的运作，为几年后中科院搞学部委员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正因为如此，宋振能先生认为，“专门委员的选聘和这种制度的实行，确为成立学部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计划局不仅负责科研机构的调整、科研人员的调查、专门委员的选聘，而且还承担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基本科学规范、科学制度的创立。没有基本的科学制度和规范，要想发展科学，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计划局甫一成立，就着手科学规范和科学制度的创建。在竺可桢和钱三强的主持下，计划局拟定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任用暂行办法》和《中国科学院技术人员任用办法》等三个文件，推动了中科院的制度建设。为配合制度建设需要，同时也为了掌握全国科技界的基本情况，计划局还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整理出各类有关科学机构、科研人员的统计表、调查等。这些统计表格主要有：《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调查统计表》《全国科学研究机关研究技术人员统计表》《全国农业科学、工程科学的研究及地址矿产测勘的机构调查表》以及《中国科学院京、沪、宁区各研究所及院本部人员统计表》等。这些统计，对于国家层面和中科院领导层掌握全国的科技力量和科学技术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充分的摸底工作，中科院研究机构的调整和组建才得以顺利进行，中科院的工作才得以快速步入正轨。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在中科院建院之初，计划局的工作任务既重要又繁杂，竺可桢、钱三强等计划局工作人员的繁忙程度也可想而知。从《钱三强年谱长编》里也可以看到，在建院的最初两年里，钱三强的工作日程非常之满，围绕着研究机构的调查、接收、调整、组建以及科技人员方面的调查，还有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钱三强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这些工作确如周光召先生所言，为科学院的初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过，计划局的工作也并非没有瑕疵。应当说，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的氛围和环境下，在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初创期的工作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钱三强对自己的这段工作也有过评价，对于科研机构的调整，他谈道：
把数理、社会科学集中在北京，生物、化学等在上海，天文、地学在南京，技术科学在东北，为了加强东北的基础科学研究部分，把在上海的物理化学研究所迁到长春。现在看来是个“大胆”的行动，有点过“左”。要是现在可能就不敢这么做了。
在1953年初，钱三强因要求入党而向党组织递交的《自传》里，他还举例说明了科研机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
其中最发生错误的是化学两所的调整，事先对化学界了解不够，事后又没有及时补救，执行时又非常生硬，结果将北研院的化学研究所等于打散了，而上海的有机化学研究所亦并未能加强。由于此事，与恽子强同志意见有了相当的距离。
可见，当时对于机构调整，也存在失误之处。这种失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张藜在《国家需要、部门利益与科学家自主性的调适——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与初期发展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就对建国初期化学方面研究机构调整的失误之处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认为在人力、物力等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新的科研机构的组建过程，其实就是“多方力量在不断的冲突和协调中达到某种平衡的过程”。换句话说，冲突和矛盾一直伴随着科研机构调整的整个过程。
对于人员调查，尤其是对于专门委员制度，钱三强也在《自传》里谈了自己的看法：
以后又作了专家统计与推荐的工作，成立了专门委员制度，目的是团结全国科学界，扩大科学界的统一战线，但是后来领导上不同意这种做法，结果使得专门委员成为空名，而科学界的团结并没有由科学院把它做好。这一点又使我与领导方面意见有了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科院建院之初的工作中，由于计划局工作的特殊重要性，钱三强的工作并不顺利，在某些问题上与领导的思路不一致，工作中阻力不少。进一步说，钱三强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正因如此，1950年8月4日，钱三强当面向竺可桢提出可否不再担任计划局领导职务，并向竺可桢建议，由曹日昌接替自己的位置。关于辞职的原因，钱三强在《自传》里写道：
由于我是由经验与个人体验出发，提出主张，而这些重要事情都与领导党员同志的意见相左，那时自己觉得不能再胜任担任计划局的工作了，同时也看出领导党员之对我疏远与希望事权集中，作事方便。
由此可知，钱三强提出辞职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自身原因，也就是工作上“由经验与个人体验出发”，个人性格和工作方式方法不对头。关于这一点，他在1952年与竺可桢谈心时，也讲到这一点，认为自己“过去在计划局初期工作中自己存在的缺点是急于求成”。竺可桢则对他给予了鼓励，竺可桢在日记中谈道：“但余则谓一人要有勇气，我自己已觉暮气沉沉，不能有所作为。”第二个原因，即是人际关系的不顺，这应是钱三强提出辞职的最重要原因。不过这一辞职并没有得到竺可桢的批准。竺可桢在日记里就钱三强请辞一事写道：“告以此时三强尚不能离局，虽然渠离开原子能所时间太多，是一桩可惜的事，但不妨两方兼顾，即一半时间在所，一半时间在局。幸简焯坡甚能干，而何（成钧）亦不弱。”顾全大局的钱三强听从了竺可桢的意见，服从安排，仍留在计划局效力。
其实，早在1949年底，钱三强就已经在写给自己的老师约里奥的信中，表露了自己对这种脱离一线研究工作而忙于科学组织工作的担忧与矛盾心理：
有一阵我感到有些担忧，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另一方面，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人人都有责任贡献出一份力量。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这将也是“为胜利而牺牲”。
钱三强在信里提到的“为胜利而牺牲”，是当年约里奥为抵抗德国纳粹入侵、拯救法兰西提出的口号。从此信及《自传》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用而跻身于中国科学院的重要领导岗位，钱三强的内心却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人民政府的重用及科学事业的蒸蒸日上让他看到了科学救国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于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言，放弃自己心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做科学组织工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被动选择。更何况，做科学组织工作也非易事，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恰当的政治干预都是极为耗费心力的，这对于习惯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应该说，钱三强的这一遭遇与心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归国科学家心境的一个缩影。或许我们可以解释，正是中国共产党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才会有接下来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反右”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某种渊源。
三、访苏及其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头3年的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国家基本稳定，各项建设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在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的情况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如何建设国家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选择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中国科学院走在了前面，而在中国科学院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钱三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3年由钱三强任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被郭沫若称为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时间长、规模大，对日后中科院的发展影响巨大。
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序幕是从1952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访苏开始的。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历时近一个半月，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和苏联援华计划。这次访问，不仅拉开了苏联对华大规模援助的序幕，也拉开了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序幕。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科院也开始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热潮。
1952年10月16日，中科院召开院长会议，讨论扩大中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事宜，拟定中科院短期内派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考察工作，代表团拟由计划局局长钱三强、副局长丁瓒、专员汪志华、东北分院秘书长武衡、文委科学处长赵沨及何祚庥组成。不过，该团并未成行，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拟定的小型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管理人员，一来不能深入了解苏联的科学发展现状，二来人员组成的级别也不够，三来规模太小。因此，中科院领导层决定次年改派一级别更高规模更大的代表团访苏。10月24日，中科院召开扩大院长会议，郭沫若主持作出《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该决议的第四条即是“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这样，组建高级别的代表团访苏就成为中科院的一件大事。事后表明，这次访问，对中科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三强被委任为访苏代表团团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为代表团支部书记，成员由科学院19个学科的26位科学家组成。据《钱三强年谱长编》，从1953年1月起，钱三强就和张稼夫等一起筹备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计划、人员组成及考察访问日程等。2月4日至5日，钱三强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5日的政协会议上，他向大会简要报告了即将成行的访苏代表团情况。2月14日晚，钱三强还亲自到竺可桢住地拜访，就院内相关工作以及访苏准备情况听取竺可桢的意见。启程前，访苏代表团成员还在北京学习有关政策达一个月；在此期间，钱三强还和代表团支部书记张稼夫一起听取了胡乔木的工作交代：代表团在苏期间有需要请示者，可经驻苏大使向正在苏联谈判中苏合作的李富春同志汇报。
这次访苏的基本任务是依据中科院《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中的内容做出的。中科院将访苏计划和任务报给了政务院，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批准了访苏代表团的如下三个任务：①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院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的经验；② 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③ 就中苏两国科技合作交换意见。
至于为什么委任钱三强而不是一名科学院副院长作代表团团长，可能的原因是，本次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是在中苏合作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有关双方合作的方向性问题、大的原则已在周恩来访苏时确定，因此这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操作层面的、实质性的，内容大于形式，党组书记张稼夫和众多知名科学家参团已经奠定了代表团的高规格。而钱三强是中科院计划局局长，在职责分工上，向苏联学习的事宜是计划局的份内事，钱三强本身又是知名科学家，此前曾多次访问苏联，对苏联科学院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因此由他担任团长是合适而且令人信服的。当然，也不排除中科院从锻炼人才、培养干部的角度，有意让年轻而干练的钱三强担任团长——此时钱三强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有关钱三强的政治生活和遭遇，笔者将在后文论及。
访苏代表团于2月24日出发，3月5日到达莫斯科。抵达当晚，代表团便惊闻斯大林的逝世，代表团的行程为此受到一点影响，计划中从3月5日开始的工作延迟到3月10日开始。代表团在苏访问近三个月，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此不赘述。简而言之，在苏考察期间，代表团的工作与收获如下：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为中国代表团组织了7个全面性的报告，内容包括苏联科学院发展的各个阶段、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机构及干部培养、苏联的科学计划工作……代表团成员还先后访问参观苏联科学院……98个研究单位；此外还访问了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博物馆和展览会。
下面，笔者将重点论述钱三强本人在苏考察期间的一些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对日后的中国科学事业尤其是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常被忽视。
上文提到，3月5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晚，便惊闻斯大林逝世，访问考察工作只能暂停。在此期间，钱三强认真审读了苏联方面做出的中国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访问考察安排计划。他发现，中国代表团的行程里面没有访问原子能科学技术机构的相关安排，于是便思考如何能够增加相关的安排。因为此时苏联的原子弹已成功爆炸，原子能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如果能访问到有关的原子能研究机构，无疑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逝世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吊唁团。钱三强根据出国前胡乔木的指示，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希望能够得到已经在苏联的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支持，甚至是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张闻天和李富春听取汇报后，认为钱三强的想法非常好，但又感到事关重大，需要周总理亲自出面才行。在张闻天和李富春的安排下，钱三强得以面见周恩来，并就苏方安排代表团参观科研机构中没有原子能方面的研究所一事，向周恩来当面做了详细的汇报并谈了个人意见，迫切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增加有关参观机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同意钱三强的有关想法。随后，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时，提出了增加中科院访苏代表团部分人员参观苏联有关原子能研究机构的要求。因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要求，遂得到苏联方面的特殊批准，不过也只允许钱三强等少数人参观那些有着严格保密规定的原子能领域的研究所。这样，中国代表团的行程里，就“增加了5个物理学领域的保密研究所，其中有库尔洽托夫领导的科学院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
4月中旬，钱三强经特别批准单独或带少数人参观了苏联物理学领域的一些保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是：① 苏联科学院Л.Н．列别捷夫物理所；② 宇宙射线研究平流层观测站；③ 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④ 苏联科学院С.И．瓦维洛夫物理问题研究所；⑤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在参观上述研究所时，分别与斯科别里琴院士、兰茨贝尔格院士、斯卡纳维教授、多布罗金教授、科马尔教授、曼德施塔姆等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进行了交流。据《钱三强年谱长编》，钱三强在访问中观看了红外全息光谱仪、钢的碳含量光电分析仪、大气脉冲放电时的电极过程、灯泡和荧光粉及其使用方法、用共振器测量超高频介电损耗和介电常数等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的前沿科学实验研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三强在参观库尔恰托夫的研究所和斯科别里琴的研究所时的收获。
库尔恰托夫是一位在国际上与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齐名的核物理学家，当时在苏联的地位非常高，是公认的“苏联原子弹之父”，他领导的物理技术研究所是苏联原子弹的科研基地，因此苏方将其列入高度保密的范围，外国访问团一概不让参观，库尔恰托夫本人也不许擅自与外界接触。经过周恩来的争取，钱三强得以参观该研究所并有机会与库尔恰托夫交流。钱三强的个人背景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库尔恰托夫得知钱三强是约里奥的学生时，态度大为改观，与钱三强的交流非常投机，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库尔恰托夫又邀请钱三强到他家里两次。无疑，这种亲近的交流对钱三强了解有关原子弹研制事宜是极为重要的。1960年2月，库尔恰托夫去世，钱三强发表了《悼念杰出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库尔恰托夫院士》一文，文中述道：
库尔恰托夫不但对苏联科学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55年苏联政府决定对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加以帮助以后，他派遣了他的优秀的同事和学生到中国帮助我们组织科学工作，指导研究，培养干部，同时又接受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到他的研究所去学习。
与斯科别里琴的交流同样意义非凡。斯科别里琴与钱三强曾于同一时期求学于法国居里实验室，两位是很熟识的老同学。而此时斯科别里琴已是列别捷夫物理所所长，在苏联核物理科学界地位颇高。鉴于上述原因，钱三强在其陪同参观时试探性地问他苏方是否可以帮助中国建设开展原子能研究必备的大型实验设施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载：
钱三强直接用法语问道：“中国要建原子反应堆的话，你认为苏联能给以帮助吗？”斯亦用法语答：“这……恐怕应由最高领导决定。”“那么回旋加速器呢？”“这件设备……说不定是可以的。”但斯补充说：“不过，研究所作不了主……”
这种试探和交流，使钱三强了解到了苏联方面在对待核科学基础设施上的态度，以及争取苏联支持的方式和途径。这对于后来中国争取苏方支持，建设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团的既定活动暂且不论，单就钱三强经特别批准而参观这5个保密研究所并与苏联一流核物理专家交流而言，意义特殊而重大。当时，钱三强既是中科院计划局局长，也是新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摇篮和基地——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如何发展壮大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直是钱三强思考的重要问题，苏联当时已是世界上原子能科技和工业能力较强的国家，其成功的发展道路对处于西方封锁下的新中国而言，无疑是宝贵的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作为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组织领导者，钱三强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悟，无疑使他对苏联原子能科技和工业水平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原子能科技和工业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整体认识，对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各种条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原子能科技发展趋势尤其是后进国家需要优先发展与攻关的科技方向有了更深的理解。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事实正是如此。钱三强回国后，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初期的重点发展方向。与此相关的，在后续与苏联合作的谈判中，正因为钱三强对苏联情况和我国现有基础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他才能在对苏合作中提出最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迅速跟上世界前沿，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一堆一器”的建设。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的阐述。
代表团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考察后，于1953年5月24日回到长春进行总结，撰写访问总结报告。6月17日代表团回到北京，6月20日，在郭沫若主持的科学院常务会议上，钱三强代表访苏代表团作全面情况汇报。这个总结报告是代表团近三个月访苏考察的浓缩，是代表团全体成员考察工作的结晶，历时三周撰写、反复修改而成，内容丰富而厚重。更重要的是，这个总结报告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科学院甚至是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走向，因而，在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报告核心内容公开刊于《科学通报》1954年第4期，全文收录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报告内容分五部分：访苏日程及基本情况；苏联科学院的发展历史；苏联科学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代表团的主要收获；总结后提出的建议。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苏联科学院发展的主要经验，报告指出：
（一）中心环节是培养干部。……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主要方式是研究生院及博士生院……直到现在苏联科学院仍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的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二）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有重点地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计划首先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以本门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为基础，找出每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集中力量进行研究。……
（三）各学科机构之间的明确分工与互相配合汇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苏联科学院与其他科学机构有明确的分工，……
（四）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苏联领导科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经常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宣讲访苏报告内容和访苏体会，是每个访苏代表团成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代表团回国后，其成员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地向科学界进行了传达和宣讲，掀起了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学习苏联科学技术的热潮。作为代表团团长，钱三强也不例外，在多次宣讲的基础上，他连续发表《对苏联科学的认识和体会》《向苏联学习，更有效地为祖国服务》《对于苏联物理学的认识和体会》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总结了代表团的主要收获，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钱三强个人的体会和看法，是对代表团报告的丰富和发展。比如，他在谈到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时指出：
所有的工作都是结合目前与今后的国民经济的需要……虽然如此地结合实际，但苏联科学家非常重视基本的与理论性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一系列的科学与生产的问题都可以大大推进……这正是最根本而又最广泛的范围上联系着实际。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对以后钱三强的领导工作有着重要影响，在他的领导工作实践中有着明确的体现。比如，他一直强调理论工作的重要性，而重视基础科学与理论工作，是公认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一条成功经验。
话题回到访苏代表团总结报告上。由于该报告对苏联发展科学的经验总结得简明扼要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得到中科院领导层的认可。10月10日，中科院召开所长会议，就中科院成立四年来的发展与成绩进行总结，讨论和提出了当前发展的方针与任务以及实现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主要是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在此次会议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苏联经验，中科院党组开始起草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作为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该报告的主要起草人。11月19日，中科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呈送了该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科学院成立四年来的成绩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6项重点工作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的必要措施。这一报告很快以中科院党组的名义呈报给了中共中央，而中共中央的批转也使该报告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钱三强代表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再次作了“中国科学院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郭沫若向会议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郭沫若的这一报告与此前上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此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报告。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科院党组呈送的报告作出批示，并转发全国有关单位。中央的批示肯定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生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批示的一个亮点，是首次提出以中国科学院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强调，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扩大科学研究工作的队伍，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环节。总的来说，无论是中科院党组的报告，还是中共中央的批示，都充分体现了对苏联经验的重视和借鉴。更重要的是，中科院党组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功能定位和建设方向，在随后十年的黄金发展期里，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时期形成的正确思路而加速发展的。就此而论，此次访苏的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创建基本科学制度
建立、健全完善的基本科学制度，是访苏代表团带回来的关于苏联发展科学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条经验在访苏总结报告里虽然没有明说，但通过对苏联院士制度、科学奖励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等的大加赞美，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科学院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迎头赶上。
在中科院党组上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回避，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在基本科学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拟采取的措施中提出：
在院务会议下成立秘书处，遴选科学家若干人充任秘书，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拟暂分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
郭沫若在1954年1月28日的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的汇报中，同样提到了这一建议。在此次政务会议批准该报告之后，筹建学术秘书处和四个学部的工作即全面展开。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科院的报告作批示，并转发全国有关单位。批示指出，“为开展研究工作，学位制和对科学研究的奖励制度是必要的。中央责成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提出逐步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这样，中国科学院开始了学部委员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科学奖励制度三大基本科学制度的创建工作。而这一重要工作，正是在钱三强任秘书长的学术秘书处的主持下完成的。
在此，有必要对中科院学术秘书处这一组织的成立及其成员的组成做简要介绍。中科院成立学术秘书处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直接体现。在苏联科学院，学术工作和行政工作是分开的，学术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院士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学术秘书处来实现的。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科院主要领导人认为苏联的院士制度暂不适合我国情况，有关原因，说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苏联院士权力太大，而我国科学家中党员人数很少，如果赋予他们太大的权力，恐难以实现党的领导；二是苏联科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长起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现有院士的水平都很高，而我国近代科技发展落后，优秀的科学家更少，因此，在学术层面也还不具备实行院士制度的条件。
尽管院士制度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与其相关联的学术工作与行政工作分开的做法却是科学合理的做法，因而深得中科院领导的认同。经过充分的酝酿，实行有别于院士制度的学部委员制度，对中科院的学术工作和研究所分学部管理，就成了各方能够接受的一个选项。与此相适应，成立组织管理协调机构——学术秘书处——就顺理成章了。而钱三强正是这一重要机构的领导人。
195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院务会议召开，会议初步通过设立学术秘书处及各学部任职名单。2月17日，中国科学院常务会议通过学术秘书处的人事任命，钱三强被任命为学术秘书处秘书长。钱三强为何会被委以重任呢？根据张稼夫的回忆，学术秘书处的选人标准有两条：一是年轻能干的科学家，二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此时，40岁的钱三强刚刚在1月27日通过党组织讨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又从科学院创建伊始就在计划局任职，组建研究机构和调查全国科研人员的经历，使他对中科院的整体情况比较熟悉，学术秘书处秘书长的位置对他而言是非常适合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计划局要撤销，由学术秘书处取代计划局的功能。同时被任命为秘书长的还有陈康白，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的有秦力生、武衡，学术秘书为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张文佑、刘大年、张青莲、叶笃正、汪志华。从上述人员来看，当时的人事任命确实是贯彻了年轻能干且靠近党的原则。据武衡回忆，陈康白不久即被指派负责科学院其他方面的工作，因此实际上的学术秘书长只有钱三强一人。
从1954年初成立至1956年5月被撤销，学术秘书处仅存在两年。尽管学术秘书处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却是非常巨大的。根据武衡的回忆，学术秘书处的工作很繁忙，除日常工作，还有如科研计划及其执行的检查，协调各研究所之间、院内与院外各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主编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等。不过，在武衡看来，最值得一提并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还是“建立学部及学部委员制度、研究生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这三方面的工作都是影响全局的大事，钱三强作为学术秘书处秘书长，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他牵头去做，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可想而知。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自访苏回国后，钱三强的日程安排就非常紧张，围绕着学术秘书处的工作，组织会议、主持会议、协调工作、参加座谈、调研情况、起草文件、提出建议、汇报工作进展等，工作非常忙碌。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钱三强对制定、施行三大基本科学制度，主张严格的学术标准，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科学奖金评选中，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陈建功因为想照顾自己的学生，提出评选要考虑政治工作，遭到了钱三强的批评。就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而言，该条例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上主张严格要求，移植了苏联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标准，从而使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就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有学者据此认为，“这应该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具有较好声誉的一个关键，也是该院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日后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应当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这一成就与其初创期的前瞻性工作密不可分。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是年8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也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施行。至此，发展科学所需的基本科学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中国科学也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钱三强与中国基本科学制度的这种渊源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伴随他的一生。“文革”后，钱三强任中科院副院长，分工负责恢复重建学部工作，为学部委员制度的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钱三强又受命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具体组织工作，为促进中国科学奖励制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1981年，他又被任命为全国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为促进中国研究生与学位制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有关“文革”后钱三强在这三大科学制度的恢复完善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书将在后面给予详细论述。
五、新中国科学界的“少年得志”者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在中国科学体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钱三强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显著的时代特色，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钱三强是中国科学界的“少年得志”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钱三强可谓“少年得志”，从36岁（1949年）起即开始主持中科院核心部门——计划局，随后主持学术秘书处，这在当时的科学界并不多见。钱三强之所以能够“少年得志”，当然与他本人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密不可分，但背后的政治因素亦不可忽略。首先，政治态度是决定因素，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重用科学家的一个共性原因。那时得以重用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抗拒国民党而向中国共产党靠近的，以至于他们在国民党的威胁之下仍然拒不前往台湾，钱三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就非常明显。其次，钱三强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这一师生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常被忽视。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上的威望很高。1948年4月，也就是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写下了两页评语并亲笔签名，评语最后写道：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在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有着约里奥·居里夫妇亲笔签名的评价书，这对钱三强赢得中共高层的认可十分重要。早在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钱三强就因为这种师承关系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之中。是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周恩来在《关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中国科技学术界团体及人员的意见》中，就人选问题，“同意以钱三强代钱伟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就是因为约里奥·居里是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主席，而钱三强是他的得意门生并在政治上积极靠近中国共产党。正因如此，钱三强连续于1949年、1950年、1951年、1952年多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科学交流作出了贡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师承名门”是钱三强得以“少年得志”的重要原因。
第二，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和新中国科学体制的起源形成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和中国科学体制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龚育之先生给予过这样的评价：
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强同志是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他主持的计划局、学术秘书处，当时可以说是科学院学术领导的核心机构……科学院初创，科学工作各方面的具体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都有待制定，汪志华同志曾把这类工作称为“制礼作乐”……三强同志“与有力焉”。
龚育之先生的这一概括和评价可谓恰到好处。进一步而言，正因为钱三强发挥了“制礼作乐”的巨大作用，由这种“制礼作乐”所奠定的中国科学体制和发展模式，也深深打上了法国科学模式的烙印，而不是像传统上人们认为的那样，中国科学院就是苏联科学院的翻版，中国科学体制就是苏联科学体制的翻版。樊洪业先生在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时论道：
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在体制上的仅有的某些相似，也并非都是中国学自苏联，更多是因为两者的前身（俄罗斯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都渊源于法国科学的组织模式。
樊先生的上述观点可谓精辟，中国科学体制决不是对苏联科学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有着很深的法国科学模式的“渊源”。然而，“渊源”不代表现实的可能性，“渊源”的实现还需要许多中间环节和助推力量。钱三强就是这一过程中最直接的助推力量。一方面，钱三强长达11年的留法经历使他对法国科学体制有着深刻的了解，中科院初创期间，由他主导而形成《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与此同时他还较长时间主持中科院核心机构计划局，这样，中国科学体制便在悄然无息之中打上了法国科学模式的烙印。另一方面，担任代表团团长访问考察苏联的经历，又使他对苏联的科学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这样，钱三强又在苏联科学模式对中国科学体制的影响中发挥了助推作用。我们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科学体制是一个混合体，法国模式、苏联模式、民国余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四种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体制的起源。特殊时代和特殊经历造就特殊人才，钱三强就是这样一位特殊人才，他既是法国科学模式和民国科技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科学人才，又亲共知苏，这使得他在实践中能将影响中国科学体制的上述四种因素进行很好的结合，创造性地建立新中国自己的科学体制。历史实践表明，这一创造性的科学体制是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成功实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成功，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钱三强在中科院的领导经历对日后“两弹”攻关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
在原子弹、氢弹的科研攻关中，钱三强在推荐关键岗位人才、组织进行科研攻关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宋任穷认为他是“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原子弹氢弹研制方面的有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周光召、吴自良、朱光亚、于敏、郭永怀等，他们走上原子弹氢弹研制的关键岗位，几乎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还有王承书、吕敏等十余位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科学家，也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另外，在1959年苏联终止对华技术援助后，中国科学院调动了三分之一的研究所参与原子弹研制，而众多研究所协同作战又是在钱三强的组织下进行的。
笔者在此要提出的问题是，钱三强为何能够如此准确无误地推荐人才，又为何能够出色地进行组织科研攻关？除了钱三强个人的业务和综合能力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中科院的领导经历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他担任计划局局长，从建院初专门委员的产生到全国科技工作者情况调查，再到学部委员的遴选，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使得他对全国的科技专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这些专家的研究专长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另外，计划局还负责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的调整和组建，负责各研究所科研计划的下达和验收，这一工作职责又使得钱三强对中科院系统各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主攻方向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总之，所有上述这些经历使钱三强对中科院的研究力量有着深刻的把握，原子弹研制的关键岗位上谁最合适，中科院的研究所都有哪些特色，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他都了然于心。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一方面高质量地推荐人才，另一方面出色地组织科研攻关。或许是有意，或许是天意，钱三强在建国初期的“少年得志”，冥冥之中昭示着日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