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国当代科技史上，钱三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

钱三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父亲是著名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钱玄同先生。钱三强没有继承他父亲文字学的衣钵，而是投身于对自然科学的探究，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他在法国跟随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居里夫妇研究核物理学时，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他的导师约里奥曾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一发现是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在当时的中国，能取得如此重要成果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

钱三强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活动的组织专家。1948年回国后，他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从他的一生来看，他跟中国科学院有很深的渊源。实际上，中国科学院的初期架构，就是钱三强一手搭建的。要研究中国科研机构的演变、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历程，钱三强是一位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钱三强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对中国原子弹事业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中国原子弹事业发展的技术蓝图是他绘就的，原子弹研制的大军是他组建的。原子弹研制中的重要转折是他主导的。他的知人善任，历来被研究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的学者交口称誉。他被人们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完全是实至名归。

钱三强学术兴趣广泛。他曾经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探索过教育问题，还身体力行从事过科学史研究，领导了科学名词审定，倡导了科学学研究，关注过生物学的未来，推进过管理科学，提倡过交叉科学，等等。他甚至还为全国理工农医经管类高等院校语言文学教学丛书的第一本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主编马志杰，齐鲁书社1985年版）撰写序言，提倡理工农医经管类的大学生都学点人文科学，学点语言文学。此事反映了他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尤为关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曾为我国微电子事业发展、深入改革农业和粮食管理体制问题、核电事业发展等等，上书中央领导，提建议，献良策。他的这些建言，因为是在进行了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也得到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些标志性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钱三强居中活动的身影。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这段时间来看，北京高能加速器的建造，有他的建言；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召开，是他亲自策划主持的。这次会议，是海内外中华民族粒子物理理论学者的第一次大集会，对展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科学研究风貌起到了良好作用。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摘获这一科学界最高奖项。人们在为之雀跃的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次迟到的诺贝尔奖，因为早在1965年，我国科学家就完成了人工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是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为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这是一次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只是由于国人固有的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劣根性，无法确定究竟哪位科学家在此过程中的贡献最大，因而难以满足诺贝尔奖提名规则关于单项奖最多只能颁给三位科学家的规定，痛失获诺贝尔奖良机，导致直到2015年才实现我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殊不知，早在1978年，钱三强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际，就着手梳理当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过程，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推出了钮经义一人，代表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参评诺贝尔奖。至于该成果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其原因另有所在，与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毫无关系。正是通过对钱三强科技活动的追溯，我们才能从一个始料未及的角度复原了这段历史。

钱三强的人生是辉煌的，同时也是曲折的。他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但在他设计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刻，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度却受到了怀疑。即使聂荣臻元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说出了“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这样的重话，他仍然受到排挤，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个历史时刻，他非但不能亲临现场，而且在爆炸成功后的第三天，他就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接地线”教育。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待遇更可想而知。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6月，中共二机部核心小组向中组部上报《关于钱三强同志情况的报告及附件》，还专门写上了“钱三强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待党领导科学技术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为他留了一个尾巴。

这就是钱三强的人生。他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生，当然是科学史研究难得的素材。研究钱三强，不但可以了解他的一生，还可以藉此了解当时中国科学的状况、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

2010年，我主持的“‘三钱’学术思想编年研究”课题，获得了中国科协重大科研项目的资助。黄庆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这个项目。当时他正好读博士到了该确定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商定把项目的研究与博士论文选题结合起来，以钱三强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

但是，要研究钱三强并不容易。除了研究对象本人科技造诣高深、科研成果丰硕、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因而对研究者本人的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之外，研究材料的获得也相当不易。所谓“侯门一入深如海”的说法，用来形容有关钱三强的档案材料的难觅，一点儿都不过分。更重要的是，钱三强生前的秘书葛能全先生已经撰写了《钱三强年谱》《钱三强传》等著作，对钱三强的生平做了详细的梳理。葛先生的工作，为后来的钱三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之设立了很高的门槛——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是一件至为困难的事情。

黄庆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他扬长避短，在揭示钱三强的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科学的发展上下功夫。他配合“三钱”研究项目的进展，搜集了大量相关史料，特别是钱三强所有的公开发表的著述、能够查阅到的有关钱三强的档案材料、相关历史人物对钱三强的评述等，这为他的研究准备了可信的一手史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黄庆桥在写作其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葛能全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但多次采访葛能全先生，获得了大量口述史珍贵资料，还从葛能全先生那里得到很多启发，明晰了论文思路。一些重要论题的写作，也获得了许多启迪。葛先生勇于奖掖后进的做法令人钦敬。

黄庆桥经过努力，按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而且围绕论文选题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就这两点而言，他超越了交大科学史研究院绝大多数博士生。在博士毕业两年多后，他经过进一步修订，使论文达到了可以付梓的程度。学生的毕业论文得以出版，我也很欣慰，特作序如上。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到之处，请直接告诉我们，以帮助作者进一步完善这部著作。

关增建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