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蒋经国传》的由来

傅建中

蒋经国的英文传记即将问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出售，中文译本也同时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蒋氏死后不过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传记，而他那位曾经统治台湾的父亲蒋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后，在西方还没有一本盖棺定论的传记，两相比较，蒋经国的声誉已盖过他那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父亲了。

《蒋经国传》能够诞生，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另一是《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当时担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就已兴起为蒋立传的念头，而且无时或忘，目前是蒋经国基金会顾问的丁氏，却从一开始就抗拒由基金会出钱替蒋经国写传，因为那样的一本传记，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眼中，会被定位为官方斥资赞助的传记，也就是所谓的“授权的”（authorized）传记，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均将大打折扣，与其出版这样的传记，还不如不出为好。

丁大卫对余纪忠先生一向敬重，两人友谊颇笃。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长与蒋经国从大陆时代即已开始的不寻常关系，故他早即属意由余氏出面赞助英文《蒋经国传》的写作，但又不愿唐突启齿，因而数度向笔者表露此意，经笔者转达后，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卫遂于1994年底赴台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便，亲访余董事长，口头提出请余氏赞助《蒋经国传》之事，蒙余氏慨允。

丁氏返美后，即于1995年1月初正式驰函请余先生支持英文《蒋经国传》计划。初步计划以两年为期，聘请一位专职作家从事《蒋经国传》的材料收集和撰写。写作期间，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访问费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国通鲍大可（已故）或前《华盛顿邮报》的亚洲专家卞诺执笔。但因鲍健康欠佳、卞诺正在写书未果，最后丁氏郑重推荐他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并经余先生同意，整个写作计划于1995年夏天开始。

同年8月陶涵专程去台北，持丁大卫的介绍信访问蒋经国生前的门生故旧如李焕、王昇、蒋彦士、钱复、宋楚瑜等数十人。8月19日，余纪忠特别为陶涵来台访问展开《蒋经国传》写作，在《中国时报》召开会议，俞国华、郝柏村、李焕、马树礼、秦孝仪、章孝严、宋时选、熊丸等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余纪忠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他决定支持陶涵撰写《蒋经国传》的计划。

余先生在会中指出，他决心赞助美国作家陶涵写《蒋经国传》，目的在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的格局，让陶涵放手去写，为蒋经国的生平志业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与会人士俞国华首先发言，强调余先生这样做，真可以说给蒋先生以“公义”（justice）。郝柏村接着说，余先生完全是“道义之举”，他也感念丁大卫以一位美国人能主持正义，主动提议为蒋经国写传。李焕说，余先生以新闻界备受尊敬的巨子地位，赞助此传，相信将来必会有一本“真实而能为人接受的《蒋经国传》”。马树礼则在会中意味深长地说：“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他举了日本《产经新闻》多年前连载《蒋介石秘录》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

秦孝仪、章孝严、楚崧秋、宋时选、胡佛、李云汉亦相继发言，他们相信书成后，可传诸后世，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记录，对中国政治亦将有其深远影响。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言及事务，1962至1965年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华语训练。美国与中共建交后，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又曾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亦有声誉。

陶氏接受丁大卫的邀约撰写《蒋经国传》，事前提出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余纪忠先生阅后，认为颇为周详，决定赞助此计划，并授权笔者代表时报出版公司于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华盛顿签约，预定两年后由作者完成《蒋经国传》的初稿。陶在邀约中要求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如今书成，陶涵在“铭谢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忆，他当初作此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余纪忠自始至终完全让他放手去写，从未干预，遑论过问。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写作。关于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1995年8月），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同意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获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和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迹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如蒋十六岁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即已娶冯玉祥之女冯弗能为妻，学生名册还把他们名正言顺地登记为夫妻，这是从未见过的新材料，为蒋经国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绚烂的一页。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注解和索引即多达九十页。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府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赞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阙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pigeonhole）地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未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了解台湾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台湾。”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中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致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译按：应是四期），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2000年9月15日写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