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导读(1)

“为长眠者发声”：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

[英]罗伯特·钱德勒 著

李广平 译

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Berdichev），当时那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他父母都是犹太人，起初给儿子起名叫约瑟夫（Iosif），但是这个名字一看就是犹太名，于是就改为俄语里对应的名字，叫瓦西里（Vasily）；他们家境殷实，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瓦西里年幼的时候，父母好像就已经离异了，他由母亲抚养长大，还有一位有钱的舅舅出钱帮助他们。1910年到1912年，瓦西里和母亲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他母亲名叫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Yekaterina Savelievna），后来做了法语教师，所以瓦西里一辈子法语都非常出色。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辅上中学，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上学，化学专业。[3]入学不久他就意识到，文学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但是他对自然科学从未失去兴趣；《生活与命运》的中心人物维克托·施特鲁姆是一个核物理学家，这并非没有缘由，而施特鲁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画像。大学毕业后，格罗斯曼搬到了顿巴斯（Donbass），那是个工业区，他先是在一个矿区当安全检查员，后来又在一所医学院校当化学老师。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别尔基切夫市》，得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艾萨克·巴别尔[4]等不同作家的赞誉。那一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留考夫》[5]，写的是顿巴斯矿工的生活。1937年，他加入了声望极高的苏联作家协会，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1937年至1940年发表）获得斯大林奖提名。

文学批评界常把格罗斯曼的人生分为两部分。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就认为，“功成名就的苏联大作家，彻底脱胎换骨的仅格罗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显著的。身为奴隶的他死了，一个自由人诞生了”。[6]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但是，若把他前后绝对区分开来，说他三四十年代是一个“从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写出了《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那可就错了。《格留考夫》今天读起来也许会显得沉闷，但是在当年，一定具有惊人的力量。1932年，高尔基对初稿颇有微词，说是“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是个苏联的暗语，凡是写出来的东西太真实，暴露了苏联的现实，有碍观瞻，统统说是“自然主义”。高尔基报告的结尾建议作者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要证实的是什么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7]”即使是在那时，看到高尔基对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罗斯曼想必一定是厌恶的。然而不容否认，高尔基的直觉很有两下子；格罗斯曼对真理的爱将来会带来什么遭遇，似乎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几年以后，格罗斯曼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四天》，里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抄没以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8]

格罗斯曼身上的某些东西——对真理的爱，或许还有批判的智慧——不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捷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样，已经够正统的了，但斯大林还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的名单上划掉了。他一锤定音，说这本小说写年轻的革命者，实际上是“同情孟什维克”。[9]其实，格罗斯曼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了相当大的勇气。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 Mikhailovna）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尔（Boris Guber）所生的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人”子弟的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10]的秘密警察头子叶佐夫（Yezhov）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贝尔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那年晚些时候，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释放了。[11]格罗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12]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罗斯曼的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的事件，一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一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了名。[13]

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一时的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14]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的艰难：

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15]

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的失策。他最自责的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6]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的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另一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的，除了信还发现了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样死的，是怎样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那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我知道，当时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我。”[17]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小孩儿；另一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的尸体身上取下来的，照片上是一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的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的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了。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nna Semyonovn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的悲叹之声中，我不知道有哪个比这一封信更令人动容。[18]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了赎罪的机会。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佳，报名参军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从唯一一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的内容；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文章的报纸被读了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19]

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格罗斯曼语）。他的记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很可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报道居然不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再现了出来。早期的笔记有这么一条：“前线的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了报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一种阴森怪诞的美：浅粉色的天空透过成千上万空洞的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用俗气的颜料写着：‘光辉大道。’”[20]

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的人。他喜欢凭借过人的记忆写稿。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教师。《红星报》总编辑奥滕伯格（Ortenberg）写道：“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都很惊讶，格罗斯曼居然让师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亚人和他一谈就是六个小时……格罗斯曼问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奉告。在这战事危急的关头，师长还这么有问必答。”[21]奥滕伯格还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没催过他，因为都知道他是怎么干活的。不管条件多么差，不论是在一灯如豆的破棚子里，还是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但写得很慢，他始终全神贯注，投入了全部精力。”[22]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Babi Yar）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过了不久，在别尔基切夫，他得知了母亲遇害的详情。《旗帜报》（Zn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说《老教师》，讲的是有一个城市，跟别尔基切夫差不多，但没提城市的名，城里有好几百名犹太人遭到屠杀，故事主要讲的是屠杀前发生的事。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是对死者的长篇祷告。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用意第绪语（主要是犹太人的语言，近似德语，也掺杂着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译者注）刊登了出来。[23]这两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的报道。[24]格罗斯曼还写了一篇生动而冷静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狱》（1944年下半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章，其他报道，不论何种语言，都在它后面。这篇文章在纽伦堡审判时再次刊出，还被用作证词。

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迄今已经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杀惨烈的程度，世人还是难以想象。说到犹太人种族灭绝（Shoah），乌克兰历次屠杀是开始，波兰各死亡集中营是高潮。格罗斯曼是调查纳粹灭犹的第一人。纳粹党卫军竭力销毁波兰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痕迹，妄图毁灭罪证。格罗斯曼采访了当地农民和四十位幸存者，设法重现了这个灭绝营的内部结构和诱杀伎俩。他深入透彻地写到纳粹的骗术，写到“党卫军研究死亡的神经科医生”如何“再一次蒙骗了人们的思想，故意散播一丝希望”……他们一字一顿地大声说：“妇女儿童要把鞋脱掉，袜子要放进鞋里，要整洁……进浴室的时候必须带上身份证件、钱、毛巾和肥皂。我再说一遍……”[25]英国诗人、哲学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经给“想象力”下过这样的定义：“让灵魂摆脱客观事实的禁锢而获得自由，这种摆脱的能力就叫想象力。”显然，格罗斯曼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并且达到了最为高超的水平。

但是，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苏联官方就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反驳：“死人都一样，不要做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