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两位营长和一起吃早饭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长们的偏见：首长们认为，营里的人要么作战，要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要么对着地图考虑问题。可是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打枪，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跟上级和下级打电话，也要吃饭呀。

别廖兹金朝旁边瞟了瞟嗡嗡响的留声机，笑了笑。

“好啦。”他说。接着又吩咐：“请坐，同志们，吃你们的饭吧。”

这话可能是反话，不是他的真意。于是在鲍丘法罗夫的脸上出现了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因为莫夫绍维奇率领的是独立工兵营，不是直属部下，所以他的脸上只有羞愧，而没有认错的表情。他们各自的下属脸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这样分类。

别廖兹金又用极不愉快的腔调继续说：

“莫夫绍维奇同志，你们的五公斤鲈鱼在哪儿？这事儿全师都传遍了。”

莫夫绍维奇依然带着那种羞愧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看看。”

炊事员在这儿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内职责的，他直率地说：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经照欧洲人的做法给鱼填馅，放了辣椒、桂叶，可是没有白面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别廖兹金说，“填馅的鱼我在一位叫萨拉·阿罗诺芙娜的女人家里吃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追究此事。

好像别廖兹金知道，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了德国人，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埋在土里，放《中国情歌》唱片的那名传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别泄气，一定能把您救出来……”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绍维奇经常带着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爬，用黄土和碎砖把成棋盘状排列的反坦克地雷伪装起来……

他们的青春又高高兴兴地迎来一个早晨，又可以举起铜缸子，说：“来，祝你健康，干一杯！”又可以吃腌白菜，抽烟了……

本来嘛，什么事儿也没有。地下室的主人们只是在上级首长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请他一块儿吃起来，他们就快快活活地看着团长吃腌白菜。

别廖兹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跟往年的战争相比。他过去打过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是因为他心中平静镇定。战士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似乎只能使人疯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惫的日子里喝菜汤，修鞋子，谈老婆，议论好的和不好的首长，做调羹……他看到，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镇定，不论在作战中多么剽悍勇猛，都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别廖兹金觉得胆怯和怕死倒是一时的毛病，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他实在说不清。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批评别廖兹金胆小，因为他自作主张带着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了出来。来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营长把人带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军迫击炮的打。师长却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怎么回事，别廖兹金同志，原来我听说您是个勇敢而镇定的人呀。”

别廖兹金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些人把他看错了。

鲍丘法罗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他那忽而发笑忽而又生气的习惯。莫夫绍维奇瘦瘦的，长长的雀斑脸，黑黑的头发里有几缕白发，用嗄哑的嗓门儿回答别廖兹金的问题。他掏出笔记本，画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胁地段新的布雷方案示意图。

“把这图撕下来给我，让我好记住。”别廖兹金说。他俯到桌子上小声说：

“师长给我打过电话。集团军侦察队得到情报：德国人正在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别廖兹金留心听了听附近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墙壁直打颤。他笑着说：

“你们这儿还平静。在我那条冲沟里这段时间一定有三四个人从司令部里来过啦，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不断地来。”

这时又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好几片石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不错，是很平静，谁也没怎样干扰我们。”鲍丘法罗夫说。

“好就好在没人干扰。”别廖兹金说。

他很坦率地小声说着，真正忘记了他也是首长。他所以忘记，因为他做惯了下属，不习惯做首长。

“你们看，首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不进攻？为什么没有占领高地？为什么有损失？为什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你睡觉？为什么……”

别廖兹金站起身来。

“咱们走，鲍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地。”

工人村的这条街上一片凄凉景象。糊着各色花纸的房屋内墙触目皆是，花坛和菜园到处被坦克碾轧过，还有天知道为什么深秋还在开花的几株孤零零的大丽菊，都显得无限凄凉。

别廖兹金忽然对鲍丘法罗夫说：

“唉，鲍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没有信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她，可是现在又没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上乌拉尔去了。”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鲍丘法罗夫说。

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里，在用砖头堵起来的窗户脚下，躺着一些伤员，等着到夜里往后方送。地上放着一桶水、一个茶缸，迎着门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小画《少校求婚》。

“这是后方，”鲍丘法罗夫说，“前沿阵地还在前面。”

“咱们也要上前沿去。”别廖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进入一个塌了天花板的房间，立刻有一种好像从工厂办公室进入了车间的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令人不安的辛辣气味，子弹壳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奶油色的摇篮里还堆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里被德国佬夺去了，”鲍丘法罗夫走到窗户跟前说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错，窗户朝西南，可以把我整个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砖堵起来、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户旁边有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正在上弹带，一号射手露着白牙，正在吃香肠，准备过半分钟再扫射。

走过来一位中尉连长。他的军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样儿的。”别廖兹金笑着说。

“少校同志，能见到您，太好啦，”中尉说，“我昨天夜里对您说的，果然不错，他们又朝‘6-1’号房子进攻了。是九点正开始的。”他看了看表。

“团长在这儿，你向他汇报。”

“对不起，我没认出来。”中尉连忙行了一个军礼。

六天以前，敌人在该团的防区中切断了几座楼房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按照德国人的作风认真地把这几座房子逐个蚕食。苏军枪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砾中熄灭，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随之熄灭。但是一座工厂楼房的地下室很深，苏联守军依然在这里抵抗。结实的墙壁没有被炮火摧毁，虽然有许多地方被炮弹打穿，被迫击炮打得坑坑点点。德国人想从空中把这座楼房摧毁，三次派鱼雷飞机来向这座楼投掷破坏力很大的鱼雷。

这座大楼各个角落都被炸毁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砾中安然无恙，守军清扫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机枪、小炮，又开始反击。而且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国人还没有找到隐蔽的进攻通道。

向别廖兹金汇报的连长说：

“夜里我们曾经试着朝他们那儿去，没有成功，死了一个，两个负伤回来了。”

“卧倒！”这时观察哨的士兵厉声喊道。几个人就地卧倒。连长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两臂一挥，就像要跳水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啸声越来越尖利，突然变成震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隆声，爆炸发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气味。一根黑黑的粗木头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又蹦了两下，滚到别廖兹金的脚下。别廖兹金觉得炸下来的一小段木头差点儿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颗没爆炸的炮弹。这一刹那间紧张情绪到了极点。

但是炮弹没有爆炸，而且那吞没天地、遮断过去、斩断未来的黑黑的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了起来。

“这条毒蛇。”不知是谁松了一口气，说。

另外一个人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这一下全完啦，把头都蒙上啦。”

别廖兹金擦了擦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汗，捡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儿，抖了抖上面的砖瓦灰，别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说：

“算我送给你的……”

他又对鲍丘法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这儿还算平静，因为没有首长来。首长总是想向你要点儿什么：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你有好手艺的理发员或者裁缝，我也要。什么便宜都要捞！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让给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给我。”

他忽然向中尉问道：

“为什么那俩人没到被围的弟兄们那边就回来了？”

“团长同志，他们负伤了。”

“明白了。”

“您是幸运的。”等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菜园的时候，鲍丘法罗夫说。菜园里，黄黄的土豆茎叶丛中，是第二连的战壕和一个个土室。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说着，跳进战壕，“在战场上嘛……”不过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说：“在疗养院里嘛。”

“土地最能适应战争，”鲍丘法罗夫说，“土地已经习惯了。”

他又接起团长刚才的话头，说：

“别说炊事员，有时候首长连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个战壕里闹腾起来，响起惊惶的呼唤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声、短短的自动步枪扫射声和机枪扫射声。

“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索什金在指挥，”鲍丘法罗夫说，“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别廖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着的门里面望了望。

在机枪旁边，红脸、黑眉毛的指导员索什金赶上他们，用特别高大的嗓门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说，连队现在向德国人开火，是想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向“6-1”号楼房进攻。

别廖兹金拿过他的望远镜，观察着一道道短短的射击火线和迫击炮喷出的火舌。

“瞧，三楼第二个窗户，好像有一个狙击手躲在那儿。”

他刚刚说过这话，他所指的那个窗户里闪起一阵火光，一颗子弹嗖的一声，打在战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别廖兹金的头和索什金的头中间。

“您很幸运。”鲍丘法罗夫说。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回答说。

他们顺着战壕来看这个连发明的土法装置：反坦克枪用机枪脚架固定在大车轮子上。

“这是我们连的高射炮。”一个满脸灰尘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说。

“坦克在一百米处，在那座绿顶小屋旁边！”别廖兹金用训练时的声调喊道。

中士很快地转了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筒转向地面。

“德尔金那儿有一名战士，”别廖兹金说，“反坦克枪上装了狙击枪瞄准器，一天打坏三挺机枪。”

中士耸了耸肩膀。

“德尔金挺舒服，在车间里待着呢。”

他们又顺着战壕往前走，别廖兹金接着在巡视一开始就谈起的话头，说：

“我安排给她们寄了包裹，挺好的东西。可是，您瞧，老婆没有信来。老是不见回信。我甚至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许，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时候少不了生灾害病。”

鲍丘法罗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干活儿的木匠回到村子里，给父母、妻子和儿女带回不少礼物。他们觉得农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温暖比莫斯科的繁华、热闹和夜晚的华灯更有吸引力。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回到营指挥所，但是别廖兹金没有进地下室，就在院子里同鲍丘法罗夫告别。

“你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你们不要再派人上他们那儿去了，到夜里我们团里派人去。”

稍停，他又说：

“还有……我不喜欢你们那样对待伤员。你们指挥所里有沙发床，可是伤员却睡在地上。还有，你们也不去弄新鲜面包，大家都在吃干面包。这是第二。还有，你们的连指导员索什金醉得那样厉害。这是第三。还有……”

鲍丘法罗夫听着，感到吃惊：团长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么就全发现啦……还发现一名副排长穿着德国人的裤子……第一连连长手上戴着四只手表。

别廖兹金提醒说：

“德军会进攻的。明白吗？”

他朝工厂走去，已经钉上鞋后跟、缝好棉衣上绽线处的格鲁什科夫问道：

“咱们回去吗？”

别廖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鲍丘法罗夫说：

“打个电话给团政委，就说我上工厂第三车间，到德尔金那儿去了。”挤了挤眼睛，又说：

“给我送点儿腌白菜来，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长嘛。”

十五

托里亚没有信来……每天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又送娜佳去上学。母亲第一个出门；她是有名的喀山肥皂厂化验室的化验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女婿的房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往往要说说她从厂里工人嘴里听来的那句笑话：“六点上班的是主人，九点上班的是职工。”

她出门之后，是娜佳走，说准确一点儿，她不是走，而是飞跑，因为没法子叫她按时起床，她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抓起袜子、裙子、书、练习本，一面吃早点，一面咕嘟嘟地灌茶，然后一面下楼梯，一面围围巾，穿大衣。

等到娜佳走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有重新把茶烧一烧。

娜佳一说“顶好快点离开这个偏僻的鬼地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要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62]当年在喀山住过，阿克萨科夫[63]、托尔斯泰、列宁、济宁[64]、罗巴切夫斯基[65]都在这里住过，高尔基当年还在喀山的面包店干过活儿。

“怎么这样老化，这样麻木！”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一个老奶奶这样责备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听起来简直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