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优秀的绵羊（3）
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校招聘时，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言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他久已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与之相对比的另外一位学生，是一位具有写作天赋并且看淡名利的人。在毕业之后，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写信给我：
每日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寻找一支往上爬的楼梯，然后把我接下来的15年贡献于它，但是每日我都会战胜这种冲动，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恐惧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那并非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成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那么我将不会满足。但是，罪恶感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就如同一张网笼罩了我，捆绑了我。我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挣脱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一旦它袭来的时候，我感到窒息，我无法思考，更不用提写作了。我知道很多耶鲁毕业生都深受远大抱负的痛苦，我直到现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受。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睹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到最后就会导致“成功者”的中年危机。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夺目靓丽的精英高校，倾国倾城的国色天香，无数学生和家长愿意为它的美而付出一切。当我们认为这些名校能够为你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对名校的一厢情愿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呢？
比如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的遐想。我们不再去考虑成为一名教师、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工匠。从事这些职业简直就是浪费名校的教育。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又会如何看待我？在毕业后20年在纽约举办同学会之际，当初的同班同学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或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名流时，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难道我不应该在这些人之上吗？当你一旦陷入了这种思考的深渊，你就给自己的双眼蒙上了一层布，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消失了。
就算是你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一丝领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告诉耶鲁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去找。当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挚爱，那么还不如在华尔街上叱咤风云。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第2章「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镀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19世纪末。这里有一点不同于大家的认知，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在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并不会考虑选择这些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通过作家波茨尔的笔，这一教派不仅众所周知，其性质也慢慢清晰化。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级。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窗外，只有少数人会认真对待它。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时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了大学主力军。借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话，“哈耶普”三驾马车，正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奠定了它们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没过多久，问题接踵而至。卡拉贝尔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虽然录取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公立学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被名校录取，但是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糕，还是有机会被录取。比如说格罗顿学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402位被录取。
这种录取方式保证了学校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但是导致学术水平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请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犹太人。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内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的犹太学生，但这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由于仅仅依赖于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需从固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由主观的审核来判断并维持。从此，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应运而生。
这种“生态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时任哈佛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来为更多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够识别出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出炉不久的心理测量学测试——SAT。
柯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张的改变是逐步进行的，在接下来的30年循序渐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为500分，是美国SAT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已经高达625分。
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鲁斯特校长动作太大，一口气摧毁了原来固有的系统，以至于耶鲁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转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保持对运动健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大时代在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对声音都只是沧海一粟。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美国从原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这就是我们现今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取与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其他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如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砝码而已。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