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泪洒考场

人们常说：干什么都要讲运气。当官的，讲究的是官运；做生意的，讲究的是财运；读书的，讲究的是考运。我好像什么运都不济，以至于在司考战役中兜了3年的圈子，还在考场里失声痛哭。

2005年，我参加了自以为成年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司法考试。前三卷很顺利，感觉也不错。考卷四时，犯了个低级且不可饶恕、不可逆转的错误，我把最后两题的答案做错了位。

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只想尽快做完试题，早一点去抱抱俩月不见的小宝宝，早一点吃上可口的饭菜，早一点感受节日的欢乐。一个“只想”叠加着另一个“只想”，让我的心过早地飞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考场。

卷子一到手，顾不上呼吸一下卷中的油墨清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埋头答题，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模样。既没仔细阅读答题要求，也没让耳朵去聆听监考老师的念叨，反而从心底逆反监考夫子的啰嗦，讨厌他们抓住芝麻大点儿权力显摆，咬文嚼字在答题要求上消磨时间，把成年人等同于他眼里的中小学生。

“考生严格按照答题卡号答题，超越红线不得分。”恰恰是这句交代小孩子的话“革”了我的命。那年的答题卡，每道题的题号都标好了，第一页纸的正面就是第一题，上面标了个“一”，我看完第一题，就拿起笔，把自己思索的答案写在下面。翻过答题卡，第一页纸的反面是第二题，上面标了个“二”，我又看完第二题，“刷刷刷”把答案写上去；就这样，按照惯性思维，我本能地以为：一页纸两道题，正面一道题，反面一道题，做题时，读一道题，写一页答案，在多数人还在与最后两道题对弈时，我8道题已全部做完。本来，做完卷四所有的题，还结余30分钟，有足够的时间检查一遍。可是，一个不经意的一瞥，我发现第八题答案的上方标的是“七”，往后一看，才发现还有一页标着“八”字的答题框还空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再仔细一瞧，才发现我把第八题的答案写在第七题的方框内，第七题的答案写在第六题的第二页。原来，从第六题开始，是每题两面，我却按照惯性思维，一题一面，一做到底。

我的头一下子全蒙了，顷刻之间，我用心血和汗水浇筑起来的屋梁抖动了，随时可能坍塌，把我埋在废墟之下。恍惚间，我感到世界末日要到了，泪水从眼眶里喷薄而出。突然发出的啼哭声，把两位监考老师同时吸引到我的身边，当他们弄明白怎么回事后，那位年长的监考老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这个考场你最有实力，别人还有两道题没有做。哭有什么用？安静下来，挪道题过来，还来得及”。我坚持让他把司法部派下来的巡视员请来，看看把题号改一下，是否可以得分。巡视员却生硬地扔下了一句“不可能得分”就走了。这时，已经崩溃到边缘的我，只好哆哆嗦嗦地拿起笔，歪歪扭扭地把第八题抄到了该呆的地方……

是啊，哭有什么用？这个社会，是凭实力通行和说话的，少有人会同情失败者，怜惜弱者。仰慕强者是一种本能，结交权贵是一种习惯，哭能解决什么呢？最多给人添一点笑料罢了。

如果是那不可捉摸的命运耽误了自己，倒也罢了，可耽误自己的恰恰是自己，是自己的狂妄，是自己的无知，是自己自负到边缘的肤浅，葬送了自己，那滋味真不好受。如果做题前，尊重一下监考老师的劳动，或是仔细看一下答题要求，我的司考历程可能就会改写。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呀！还是哲人说得好哇：人生是不能实践的！

至今我都无法知道，2005年卷四那道做在第六题答题框内的第七题是否得了分，如果那道题没有得分，真亏！要不一年考过，那还不爽死了。但站在今天的角度，就不能用一个“亏”字来解读，如果那年考过了，我的通过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机会主义色彩，肚子里的那点儿“法律墨水”也会经不起司法实践的汲取；如果那年考过了，就不会有“最后的疯狂”，我也就没有机会系统地连续几年不间断地学习法律的恒心，更不会有今天的感悟。

人生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如果你把这段经历当成苦难，它就是苦难，它也确实是苦；如果你把它当成财富，它就是财富，它也确实是财富，是金钱买不来的财富，是可遇不可求的财富。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好哭的人，即使内心的痛苦堆积到能装满一列火车，也不轻易掉一滴眼泪；哪怕是心里泪雨滂沱，也只能浸润我的心，不能湿润我的眼。

小时候，常常被信奉“三句好话不顶一棒子”的妈妈施行拳脚教育，不管怎么疼痛，心中那朵雨做的云，就是催化不了点点泪滴。这样，我越是不哭，妈妈就越认为我不服输，打得就越狠。有一次，她一只手抓着和我身高差不多长的一把粗辫子，一只手挥动着拳头朝我猛打，还口口声声骂我是个讨饭鬼。我咬紧嘴唇死不吭气儿，反倒是脖子上的青筋愈发粗壮，一副任你扒皮就不认输的模样。这姿态，越发激怒了她的“母威”，拳头就像山石滚落般砸在我的肩上、背上，最重的一拳竟落在我的头上，由于用力过猛，我的头带着脖子转了180°这一转，我看到装针线用的鞋簸儿就在我身后，我反手扯过鞋簸儿，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断了被她缠在手中的辫子。

一切如闪电，快到无法反应。等她感觉到握着辫子的手突然失去了紧绷感，已经没有回还余地了。我用了最极端、最残忍的手段来反抗她。要知道，孩时的我，是居家的村子里公认的一朵“山花”，也是她的骄傲，剪掉了这把辫子，就等于剪掉了“山花”最美的装饰品。当然，我受到的是更加凌厉的殴打。

那次被殴打之后，一连几天我都不允许别人靠近我，晚上睡觉时，我用方巾包着头，生怕别人趁我熟睡时剪掉另一把辫子。白天，故意拖着一长一短的两把辫子，跑到人多的地方晃悠，出现在一切可能伤及她面子的地方，直到我认为这种展示，足以让她的脸挂不住尊严时，才拿起剪刀，剪掉另一把无辜的辫子。

我妈妈算得上是执行古典刑法的典范：“一人犯错，全家连坐。”不管是谁犯了妈妈认为要体罚的事，凡是在场的人，都难逃干系，要么陪跪，要么陪打。从剪辫子事件发生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明显有了变化，至少，在“连坐”的队伍中不再有我的身影。“莫斯科没有眼泪”，我也更加不相信眼泪。

长大后，该哭的事儿更多了：高考落榜、领导训斥、遭人挤兑、被人冤枉……尽管心里像涨了潮，只需要轻轻点击，就会有没完没了的雨水，滴答个不停。可是，别人是看不到这一汪怨水的，它只会在我心里的暗河中流淌。相反，一旦战胜了困难，攻克了堡垒，我又会不择场合的一任泪水肆意倾泻。就是这样一个不爱哭的人，却在司法考试中，3次落泪：考场里绝望地哭，听了邹建章老师的讲课感动地哭，跨过了失败的门槛激动地哭。每一种形态的倾泄，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心态，体现出不一样的情感波澜。

司法考试，谁都不情愿连考3年，我却考了3年。回过头来想一想，正是这不情愿，让我有了系统学习的机会，并且，大量的法理知识都是我在第三年学到的；正是这不情愿，让我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且萌发了写作的念头。

人这一辈子，总在高潮与低潮中沉浮，总要经过几番与命运的抗争、与暗礁的碰撞、与厄运的挑战，否则，生活如死水一般，了无生趣。就像美丽的花朵，没有与阳光的亲吻，只能是含苞凋谢；就像一滴滴雨水，没有与河流的融合，只能是瞬间蒸发。就像我，没有司法考试那几番沉浮，也就没有这个底气在这唠嗑儿。

于是，新一道人生之路，就从这儿开始天堑变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