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整个欧洲刚刚经过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分工不断细化，青壮年劳力甚至妇女都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家庭的生产功能被打破，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时，市场经济在工业革命带动下不断发展，并开始呈现出的周期性，在经济萧条期到来时，失业率不断提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欧洲政府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正如德国宰相俾斯麦所说的，“一个期待着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也是最容易统治的。”1952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国家的保障制度应该包括以下部分：医疗护理、疾病和生育补贴、失业津贴、家庭补贴、工伤保险、残疾、老年和遗属保险。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全世界广泛应用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165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制度，72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覆盖面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全世界75国社会保险支出与GDP比重平均为4.66%。

具有现代意义的养老保险制度最先出现于德国，1889年5月24日德国国会通过了《老年保障社会保险法》，时至今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行了这一制度来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权利。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自1991年起正式启动，目前由职能部门发布的4个行政文件组成，分别为199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7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出台的《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根据制度筹集并累积，由四个部分构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截至2011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共计15603.58亿元，支出11425.64亿元，基金累计结余18500.41亿元；全国新农保、城居保、城乡居保三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1504.39亿元，支出合计797.20亿元，基金累计结余1635.53亿元。

近年来，关于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监管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12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2012年第34号公告），公告显示在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风险，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项产生的资金问题超过1900亿元。笔者以此为背景，着力研究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发生机制，力图建立以风险控制为核心，以财务平衡为目标，以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机构为载体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三层次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历时4年最终成书。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对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基金控制漏洞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用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三层次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的建立和各层次变量的提出；模型法，用于阐述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机制与消极影响；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用于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中各层次变量的权重分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首先，明确了笔者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行文逻辑、主要内容和创新点进行了说明。其次，借鉴委托代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叙述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现状，分析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提出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框架经过了20年的发展，其过程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保持了一致性。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面对巨额的资金流量，其控制力度仍显不足，导致了资金被不合理的占用和支付情况。影响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目标的风险因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金运行机构的内部，称为内部风险，二是基金运行机构外部，称为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因素包括：人员、流程、系统和非常事件；外部风险因素包括：资本市场波动、信用主体行为和制度因素。各种风险因素作用于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并打破基金的财务平衡，最终导致基金资产偿付能力下降，在一定条件下风险损失可能恶化。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并通过问卷数据进行AHP层次分析得出权重结论。再次，本书根据美国社会保障机构的官方网站对美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环境和基本构成进行了介绍，提出要从受托责任观、健全法律和信息公开三个方面进行借鉴。最后在归纳笔者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框架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创新点包括：①提出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系统的三个层次；②提出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前台业务控制指标；③提出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中台信息控制指标；④提出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后台环境控制指标；⑤通过问卷调查对各层次基金运行控制指标的权重进行量化分析。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以下相关问题有待深化。首先，在三层次控制系统的实证分析中，由于样本获取难度很大，因此文中关于基金运行系统的三级细化指标无法得到量化结论；其次，在对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控制系统现状的论述中只能使用2012年审计署公布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而无法取得第一手符合性测试数据；最后，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和变革的时期，本书给出的控制系统也要适应制度的发展在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求日臻合理。

杨芳

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