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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大仁大义◎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大道被抛弃了,才彰显出仁义。智巧出现了,才会产生虚伪狡诈。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的时候,才会显出孝慈;国家昏乱的时候,才会出现忠臣。

【解析】

在本章中,老子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思想,“大道”盛行之时,像“仁义”这些东西自然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当中,人们不缺乏仁义,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倡导的必要。只有当社会秩序大乱、大道缺失、仁义泯灭的时候,人们才会由于缺乏这些东西而大加倡导。

从古至今,仁义、智慧、孝慈等都是为人们所推崇的。而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义”,“仁”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然而,老子却创造性地指出,人世间的大道被人为地废弃了,人们才会制定礼仪,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别贵贱,结果原本没有的虚伪和奸诈也随之而来。

老子是一个善于洞察世事的高人,他总能从事物的表象看出问题的实质,从结果看出原因,这个本质和原因往往就隐藏在表象和结果的反面。

大道废,有仁义。

老子为什么总能从事物的表象和结果的反面找到答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是最复杂的情感动物,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能够进行思考,在处理问题时,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为准则。人类虽然由大道生成,而且在大道中发展壮大,但随着智慧的开启,愈发变得狂妄自大、唯我独尊起来。人类忘记了自己的由来,不再遵循自然大道,这种对大道的漠视态度,使得人类离大道越来越远。

偏离大道越来越远,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自取灭亡,为了避免这种惨剧的发生,人类就人为地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来加以约束,于是一些政令条文、奖惩制度、政策法规也随之出现。这些政策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压力,但它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废止大道的结果必然是有所作为,一旦有了作为也就有了好和坏的区分,对于好的、正确的我们要加以褒扬、赞颂;而对于坏的、错误的我们则要大加鞭挞、惩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种情况,老子提出了仁义的概念。何谓仁义?仁,从古人的组字结构上来考察,“二人”为“仁”。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呢?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的标准,有参照物才能进行区别对待。假如人与人之间不用交往,那么我们人类也就不能称为“人”了。孔子曾这样定义“仁”,他说:“仁者爱人。”如果连自己的同类都不爱,还配称人吗?这种行为还配叫仁吗?义,正义、道义、义气。“仁”和“义”合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在本章中是指那些合情合理、合乎道义并热爱同类的行为。仁义能带来和睦安定,不仁义必将招致祸患。人们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纷纷行仁义,这是人们有智慧的表现。

智慧出,有大伪。

那么为什么要提倡仁义?就是因为存在不仁不义,大道作为社会自然的公平准则被抛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这是因为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由于欲望的驱动,人们难免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些人为了职位的攀升,对上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有些人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不惜蒙骗别人,颠倒黑白;也有些人成天摆出一副忠实的面孔,其实心里早已打好了坑害别人的小算盘,他们使用种种伎俩,只为一己私利。他们心中没有半点仁义,却要装出十分仁义的样子,其虚伪本质掩藏在华丽的外表和花言巧语里,他们越是装得仁义,就越能得到大的好处。

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种处处蒙骗别人的行为就叫大虚伪,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就是因为人们运用机巧智慧的缘故。“伪”字该如何解释呢?“人为”即伪。人为就是人有意去做而不是顺应自然的行为,是违背了大道的行为,所以我们称人为的东西都是虚伪的,都不是朴素自然的;人在有作为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自己的智慧,所以就有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等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是在暗中进行的,掩盖在虚伪的外衣之下,但还是能被人感知,甚至被人揭露和批判。

为什么要提倡子孝父慈、夫妻和睦?就是因为六亲(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睦了。为什么会有忠臣出现?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国家太昏乱了。

只有六亲不和睦了,才会提倡孝和慈,为什么这么说呢?六亲不和睦是人有智慧的结果,有智慧就会有私欲,私欲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争斗,这种争斗由小及大会危及国家的安宁,于是不得不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做儿女的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做父母的应该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孝和慈。可当人们的心中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无所谓孝和慈,大家其乐融融,无老无少,无长无幼,一派祥和的景象。而一旦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标准,人们就要时时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孝和慈的标准,别人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被别人横加指责,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就会遭到破坏。“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家混乱了,才有忠臣,而应当理解为: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人民富足、自由,有忠臣又有何用武之地呢?这就如同高明的统治者不被人所知道一样,仲裁者和平安定的时期是不会显山露水的,只有在国家出现混乱的危机关头他才会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从表面上看,老子批判仁义、孝慈,是对儒家仁义忠孝的抗争,但实际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并不矛盾,他们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只是孔子强调要建立社会的道德体系,要人们遵循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是从正面说的;而老子则主张直接回到人类的本始状态,是从反面说的。

为人之道

◎心存大道——岳飞一生坚持抗金◎

老子说,当国家陷于混乱的时候,需要忠臣良将的辅佐。即便忠臣良将受到多大的不公,这一信念也不会消失。岳飞抗金的事迹,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岳飞,字鹏举,相州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金将领,他一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曾多次率兵北伐,他麾下的军队因战斗力强悍而被称为“岳家军”,而金人也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是对岳家军的最高褒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最终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杀害。

岳飞一生坚持抗金,深为后人所钦佩。

1127年,金国南下灭亡北宋,宋徽宗、钦宗及宗室、大臣、妃嫔等数千人被掳走,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康王赵构在应天即帝位,不久以临安为都,恢复宋国号,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南宋建立之初,北面的金兵虎视眈眈,随时有南下颠覆新政权的可能。同时,宋朝的溃兵败将及义军各据一方,极大威胁着南宋的统治。为了稳定新政权,宋高宗开始提拔并重用一些作战勇猛的将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兴四将”。在“中兴四将“之中,岳飞的资历最浅,但是他战功卓越,尤其是在绍兴四年(1134)收复了伪齐(金人扶植宋降臣刘豫建立的政权)控制下的襄汉六郡,这使得他威名大振,后来,宋高宗授他清远军节度使一职,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其后几年,岳飞驻守鄂州,经营襄汉六郡,他外御金兵,内平逆乱,不但得到同僚的信任,也令敌人畏服。绍兴六年(1136),刘豫派儿子刘麟率军进犯淮西,刘光世抵挡不住,主动弃守庐州,这时,岳飞刚平定了曹成、杨么的叛乱,他见淮西形势危急,立即率领大军东下,大破刘麟的军队。这件事以后,高宗对岳飞更加倚重。

岳飞深受高宗的器重,便想力谏高宗恢复中原。回朝期间,他多次拜见高宗,向高宗陈述恢复中原的策略。岳飞又给高宗写信,信中写道:“金人之所以将刘豫安放在河南,就是想控制住中原,让汉人打汉人。这样一来,金国大将兀术就有时间休整部队,坐收渔利。臣期望陛下给臣些时间,一旦准备妥当了,就提兵袭取京、洛,拿下河阳、陕府、潼关,使这五路的叛将归顺朝廷。叛将归我大宋以后,我军就可以北上前进,金人必然丢下汴梁撤往河北,到时京畿、陕右就可光复了。然后我军分兵进攻浚、滑,占据两河地带,如此就能擒获刘豫,歼灭金人。社稷长久的大计,就在此一举。”

赵构看到岳飞的信,便回信说道:“有卿这样的大臣肯为社稷谋划,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何时进兵何时休整,朕绝不干涉。”又将岳飞召唤到寝阁,说道:“兴复中原的大事,就全权委托给卿处理了。”于是任命岳飞节制光州。

岳飞正想筹划北伐,这时,高宗的权臣秦桧却主张宋金议和。秦桧早年曾跟随赵构在金营做人质。后来,赵构离开了金营,而秦桧却继续留了下来。等赵构做了皇帝,又念起了曾经与自己共患难的秦桧,便请求金人释放秦桧,让他回到南宋。秦桧为人奸诈,来到南宋后,他仗着高宗对自己的宠信,大施淫威,先是进谗言罢了宰相赵鼎的官,继而使自己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秦桧当上宰相后,极力主张宋金议和,却遭到了岳飞等主战派的反对。秦桧怀恨在心,无时无刻不想着除掉岳飞这个眼中钉。

收复中原无望,岳飞万分失落。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兵再次南侵,宋高宗下令岳飞增援前线。到达前线后,岳飞在川陕及两淮等地接连击败金军,很快进驻开封附近的郾城,兵势锐不可当。兀术听到消息,遂与众将商议,想集结军队合力围歼岳家军。

岳飞知道了兀术的意图,便派儿子岳云带领骑兵营直捣敌阵,岳云率军与交战数十次,杀得金人横尸遍野。这时,兀术派出了一支劲旅,这支军队人马皆披重铠,以绳索相结,三人为一联,名为“拐子马”。岳飞知道拐子马的厉害,就命令步兵携麻札刀闯入敌阵,让他们俯身砍击马腿。拐子马三马相联,一马倒下,其余两匹马便不能行动了,结果,金军被宋军杀得大败。兀术见自己苦心创建的“拐子马”全军覆没,痛惜得说道:“自从我在海上起兵,每次战斗都凭拐子马取胜,今日算是到头了。”

就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秦桧却力劝高宗放弃淮河以北地域,高宗听了秦桧的建议,发檄文让岳飞回师。岳飞收到檄文,心情激愤,于是上奏高宗说:“金人锐气尽丧,都抛下辎重仓皇而逃。如果我军趁势渡河北进,则北方豪杰会纷纷应,恢复大计定可实现。机会来之不易,不能轻易舍弃呀!”

秦桧知道岳飞志向坚定,不肯听从回师的命令,所以就先下令调回张俊、杨沂中。岳飞孤军深入,不能久留,而且秦桧又在一日之内传来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愤恨之极,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向东而拜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回到朝中后,高宗升岳飞为枢密副使,官位在参知政事以上,但是失去了领兵打仗的权力。

尽管岳飞丢了兵权,但秦桧认为,只要岳飞不死,议和必然不能成功,而且还会使自己惹祸上身。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陷害岳飞。这时,他突然想起谏议大夫万俟禼与岳飞矛盾很深,于是想出了一个陷害岳飞的计谋。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万俟卨上章弹劾岳飞,列出了岳飞的几大“罪状”,请求高宗制裁岳飞。不久,秦桧又逮捕岳飞的部将王贵、王俊,威逼他们诬陷岳飞与部将张宪谋划造反。很快,张宪被押送至大理寺,面对严刑,张宪宁死不屈,秦桧对此也毫无办法。

面对严刑逼供,岳飞威武不屈,毫不畏惧。

三个月后,秦桧下令将岳飞、岳云父子押送到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奉诏审讯。尽管何铸反复讯问,但是始终得不到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的时候,何铸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着“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是清白的,不忍继续审问,便在秦桧面前为岳飞申辩。秦桧告诉何铸说:“此上意也。”说治岳飞的罪是高宗的意思。何铸愤然道:“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无言以答,遂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让他审理岳飞一案。

这时,已经赋闲在家的韩世忠听到岳飞被抓的消息,他急忙找到秦桧,问秦桧证据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说:岳飞谋反的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秦桧最终还是对岳飞下了毒手,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在高宗的默许下,秦桧以毒酒杀死岳飞,并处斩了张宪和岳云。

岳飞受秦桧诬陷,被害死于风波亭。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时刻不忘恢复中原。他创建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给金兵以沉重打击。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种既不惜死又不贪财的官员,在中国历史中确实是罕见的。一代抗金名将,最终没能战死沙场,而是死于昏君奸臣之手,不禁让后人产生无限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处世之道

◎坚守仁义——季札让国追求大道◎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天道被废弃了,才显示出仁义。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

季札是春秋时吴国王室成员,因受封于延陵一代,又称“延陵季子”。他的祖先泰伯,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泰伯本是周朝王位继承人,但父亲太王,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于是泰伯就主动把王位让了出来,自己则以采药为名,逃到荒芜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

吴王寿梦临终前传位于季札,但季札坚持不肯答应。

数代之后,寿梦继承了吴国王位。他的四个儿子当中,以四子季札最有德行,所以寿梦一直有意要传位给他。季札的兄长也都特别疼爱他,认为季札的德行才干,最适合继承王位,所以都争相拥戴他继承王位。但是季札持守本心,坚辞不受。

哥哥诸樊觉得自己的德行远在季札之下,一心想把王位让给他,但被季札婉言谢绝了。后来,诸樊当了吴王,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弟弟季札。他留下遗言,让后人将王位依次传给几位弟弟,这样最终就能传到幼弟季札的手里,以实现先王寿梦生前的遗愿。就这样,诸樊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临终前,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却在这时离开了吴国,退隐于山水之间,每日躬耕劳作,以表明自己坚定的志节,这才彻底打消了吴人的念头,最后由夷昧之子僚即位。

季札奉命出使各国,与各国大臣高谈时势。

季札对吴王僚就像对待原来的吴王一样尊敬。诸樊的儿子光说:“根据我父亲的意见,王位应当传给季札;如果按照嫡长子的继承法,我是嫡长子,也应当由我来继承,僚凭什么自立呢!”于是指使勇士专诸刺杀了僚,然后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说:“你杀了我的君主,我如果接受你的让位,就是我和你共同篡位了。你杀死我兄长的儿子,如果我又杀死你,就是兄弟父子相杀,没完没了。”

所以季札不但不接受王位,而且离开吴国到延陵去隐居,终生不再回吴国。有道德学问的君子们都因为他不好杀而称他仁,因为他不愿为王而称他义。

季札不仅是一位盛德之人,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5年冬,楚国名将子期进攻陈国,吴王派季札救援陈国。季札传言给子期,明确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经季札调停,平息了一场战乱。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在这次外交活动中,他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及鲁、卫、晋等国的重要政治家会晤,高谈政事,评论时势,使中原与吴国通好。

季札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艺评论家。公元前544年,他来到鲁国,欣赏了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他当场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对所见所闻一一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如在欣赏《秦风》后就说:“这是华夏的声音呀,能够吸收华夏文化必能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能到达周王朝鼎盛时那样了吧!”他能从乐声中预言秦国的未来,的确难能可贵。

季札重信义。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季札佩带的宝剑,但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他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季札之仁义,是其天性使然,本不需要借助“大道废”而彰显,但在春秋“礼崩乐坏”、“大道既废”的背景下,其仁心义行才更彰明显著,更反衬出其所处时代的人心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