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明白四达◎

【注释】

①营魄：即魂魄。魂属灵，魄属血，在此连用，指灵肉相连。抱一：合抱为一。②专气：志气专一。致柔：调合到柔和的境地。③涤除：清除。玄览：形容心地如宽广的明镜。玄，形容人心的深邃灵妙。鉴，镜子。④天门：这里指耳目口鼻等感官。阖（hé）：关闭。⑤无知：即不用智谋。知，作“智”讲。⑥生之畜之：使它生，使它繁殖。⑦玄德：极大极深远的“德”。

【译文】

灵魂与肉体融为一体，能永不分离吗？聚集精气达到柔和，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吗？洗尽思想上的尘垢，能让心地宽广得如一尘不染的明镜吗？热爱百姓，按照道的法则来治国，能保持“无为”的境地吗？口鼻自然地开闭，呼吸吐纳，能绵绵细静地雌守吗？通达四方，能不玩弄权术和心智吗？生养抚育了万物却并不据为己有，为世间立下了卓越功勋但并不自恃有功，滋养了万物但并不居于主宰地位，这就是最高深的“德”。

【解析】

本章是讲修道育朴的方法和过程，从“载营魄抱一”到“明白四达”，境界是逐步提高的。“道”的境界和自我之德是同步的，“玄德”表明自我之德与道合一，是德的最高境界，并透过六个问句，把道在修身治国方面的作用作了几条总结，对一般人和统治者提出了要求。从字面上看，每句的后半句，似乎都是疑问，其实疑问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老子认为，人们无论是形体还是精神，无论是主观努力还是客观实际，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将精神和形体合一而不偏离，即使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保持和谐，这样就必须做到心境淡定，洗清杂念，摒除妄见，懂得自然规律，提高自身修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爱民治国”。

人类之所以被称为“大自然的精品”、“造物主的杰作”、“万物之灵长”，主要就是因为人类拥有精神和意志，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这样一来，人类对周围的事物便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人的主观意识便会在潜移默化中发挥能动作用，并通过这种主观对客观的思索，以自己的喜好标注，来改造周围的世界。然而，人的灵魂和意识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难免会犯错，甚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们也常常因此而懊悔和痛苦。

应当说，拥有情感体验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人和其他生物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原因在哪里？其他生物为什么没有痛苦和烦恼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灵魂和肉体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无法从根本上达到合二为一的境界。灵魂是长翅膀的，它总能飞跃到梦想中的高度，与之相比，人们的肉体则显得比较笨重，它无法和灵魂一起飞翔，于是出现了灵魂在一处、肉体在一处的情况；人们也可以把灵魂比喻成理想，将肉体比喻成现实，事实上，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远的距离，而且美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会变得不堪一击。理想和现实常常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因而会令人们痛苦、无奈和彷徨。

其实，人之所以有痛苦、懊悔的情感体验，是因为人类有七情六欲，当我们的情感需求和自身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感到迷茫和失落，困惑和伤怀，这种情感获得的根源还在于人的肉体和灵魂的不统一。而其他生物则不同，它们的身体和心理是合一的，它们不具备完整的心理精神体系，也不会独立思考，也无法进行意识判断，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敏感，因而也不会感到失落或痛苦。

可我们人类，经常用“庸人自扰”来形容无端的痛苦和烦恼。因为平庸，所以会无端地感到痛苦，无端其实是有端，只是这个端微乎其微、不值得去计较罢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不被琐事所困扰呢？说白了，能不被平凡琐事所困扰者，世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圣人，一是婴孩。婴孩不谙世事，万事皆清，头脑混沌，不知何物为何物，也不知何事为何事，只知饿了吃，困就睡，不去思考，一切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当然不会有烦恼和痛苦，因为他的灵魂和肉体是合二为一的。而圣人也不是天生的，他也必然经过了庸人的阶段，也感受过痛苦和烦恼的滋味，但他不想让自己再受煎熬，就明智地选择了和“大道”同步：做到了灵魂和肉体的高度和谐统一，做到了“专气致柔”如婴孩，做到了心境明净无瑕疵，做到了不受知识的局限而透悟真理的品性。

“专气致柔”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和元气凝聚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聚集自己体内精气而长久保持婴儿般的柔软体态，就能长盛不衰。我们必须经过心灵的活动才能达到精神和元气相合，心灵就像一面镜子，宇宙万象通过镜面尽览无余，镜面必须经常擦洗，去其污垢才能明察世间百态。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要像婴儿一样无欲无为，顺应自然本性，而不加任何人为的因素，只有无为而治，才是真治。采取强硬措施不但不利于安定民心，反而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要顺应百姓自身的自然规律，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当一个人心性豁达，彻底觉悟的时候，一切顺应自然，顺应规律，这就是“玄德”。就像宇宙一样有深邃的内涵，包容一切，而且自己不去主宰别人，这才是老子专气致柔的精髓所在。

从政之道

◎深沉宁静——从谏如流的唐太宗◎

在这一章里，老子主张作为统治者要做到勤政爱民，施行仁政。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倾听百姓的心声。老子用人的生理现象的“天门开阖”、“明白四达”来喻指统治者要广开言路，倾听民间的呼声，体察人民的疾苦。广开言路，善于听取谏言是统治者应当采取的治国原则。如果统治者不能做到通达，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最终招致灾祸。因此，历史上的得道明君，无不善于听取臣民的呼声，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以善于纳谏著称于世。唐太宗在位时期，与文武百官励精图治，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代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的治政要略一直为后人所赏鉴。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的虚怀纳谏之风有很大的关系。

总起来说，唐太宗的纳谏之风主要有四个特点。

倡导直谏。唐太宗即位后，十分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鼓励并倡导大臣直谏。不过，在“尊君为首”的古代社会里，直谏又谈何容易呢！唐太宗知道臣子们心有顾虑，所以在即位之初即显示自己闻言听谏的诚心诚意。他对大臣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此外，他还提到隋朝的教训：“隋炀帝暴虐无道，臣下进言的门路被堵塞了，他听不到批评自己的话，所以才招致了灭亡。……因此，作为臣子，你们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不但鼓励百官直谏，还大力奖赏敢于直谏的人，鼓励谏诤。贞观元年（627），一个名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对于这种判法有所不满，所以进谏说：”按照现行的法律，元律师不该被处死刑，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唐太宗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把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了孙伏伽。一些大臣对此不理解，便向太宗询问为什么这样做。唐太宗回答说：“我刚刚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孙伏伽是我登基以来，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所以我要好好奖赏他。”群臣看到唐太宗有虚怀纳谏的诚意，于是竞相直谏，涌现出一批敢于批评朝政的诤臣。以直谏闻名的魏徵曾对唐太宗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句话意思是说，正是由于唐太宗允许大臣直言，所以大臣们才敢公开批评朝政。这实在是一句真心话。在封建社会中，即便是像魏徵这样的大臣，也不是不怕“犯龙鳞”，而是因为他辅佐的是一位倡导直谏的贤明君主，所以这才心中没有顾忌。从倡导直谏上来说，其他帝王的确不及唐太宗。

兼听则明。贞观二年（628）正月的一天，唐太宗突然问魏徵道：“人主怎样叫明，怎样叫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帝尧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三苗作恶之事能够及时掌握。帝舜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所以共、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为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被软禁饿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应当广泛地听取意见，那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蒙蔽，下情也得以上达了。”唐太宗听了非常赞同。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朝的灭亡，深知“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常向大臣们提起骄奢淫逸、拒不纳谏的隋炀帝。这位偏信虞世基的亡国之君，在农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的时候却还被蒙在鼓里，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这给后人留下了“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的笑柄。隋炀帝的前车之鉴，也让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兼听的重要性以及偏信的危害性。唐太宗重视“兼听”的故事有很多。例如，他从贞观初年开始，就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每夜都在禁中的中书省轮流值班，以备随时召见。每次召见他们的时候，唐太宗都与他们面对面坐着，一起交谈，详细讨论天下的大事小事，力求了解百姓对朝廷政策的态度，了解政令的得失与教化的成败。唐太宗认为，天下广大，为了避免个人主观局限性，必要与百司一起商量，再由宰相筹划，这样才能使政策得到执行。为了消除“独断一人”对政事带来的危害，唐太宗极力主张群臣献策献计，集思广益，务求政策对百姓有益而无害。

择善而从。对于臣下的谏议，唐太宗每在独自静坐的时候，便暗暗反省自己，唯恐对上不合天意，对下为百姓所怨恨。作为一个君王，有如此反省自己错误的心胸和气魄，的确是很难得的。贞观元年，太宗下令官员凡假造官阶和阅历的，不主动交代就要处以死刑。后来，果然查出有造假的人，唐太宗判了他们死刑。大理少卿戴胄认为依照唐律，这些造假之人不应判处死刑，极力反对皇帝一生气就杀人的做法，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劝谏，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关中免两年租税，关东免一年的租税，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改变了主意。魏徵知道后，批评他言而无信，唐太宗虚心接受了魏徵的批评。贞观五年（631），唐太宗轻信谗言，杀害了大理丞张蕴古，事后，房玄龄澄清了事实，唐太宗十分后悔，随后颁下诏令说道：“从今天开始，凡是判处死罪，即使是斩立决，也要审核三次后再执行。”后来，唐太宗想去封禅泰山，魏徵屡次劝说太宗：“现在百姓生活还不十分殷实，仓廪还没有充实，国力还比较弱，您在这个时候祭告天地，以为帝王功业已经实现了，这是十分不妥的。”唐太宗随即打消了封禅的念头。

畅达言路。为了保证谏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唐太宗从制度上又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强化三省职能。唐初中书省、尚书省的部分官员，常常办事拖沓慵懒，并没有就决策正确与否提出过意见，仅仅充当了诏令的收发员的角色。为此，唐太宗颁下诏书，要求大臣们敢于讲真话，可以驳回不适当的政令。其次，重视谏官作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诏令：今后凡是宰相进内廷商议国事的时候，必须安排谏官跟着一起来，让他们了解政事。谏官发表的意见，一定要虚心听取采纳。唐太宗让谏官听政，就是为了能够听取朝中不同的声音，为自己的朝政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此外，唐太宗还将杰出的谏官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比如贞观时期的魏徵、王珪、褚遂良、马周等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而后被委以重任的。

为人之道

◎致虚守静——“大树将军”冯异◎

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生养抚育了万物却并不据为已有，为世间立下了卓越功勋但并不自恃有功，滋养了万物但并不居于主宰地位，这就是最高深的“德”。“大树将军”冯异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冯异是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为人谦虚退让，遇事隐忍，虽然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他每在路中遇到诸将，不论官职高低、战功大小，皆驱车让路。刘秀带领众将军行军打仗时，每次战斗结束后，将领们总是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论功谈赏。而冯异则常常独自避坐于大树之下，静静地思考着战斗的经验得失，久而久之，将士们知道他淡泊名利的特点，便戏称他为“大树将军”了。

据史料记载，冯异素好读书，精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反莽武装共同拥戴西汉皇族刘玄为帝，建元更始，即更始帝。冯异此时正以郡掾的身份替王莽监管五县，与父城县的长官苗萌共守县城。

刘秀奉更始帝之命率兵攻打父城，遭遇冯异与苗萌的顽强抵抗，只得退守巾车。冯异乘着间隙到所管辖的属县巡察，被刘秀军队抓获。当时冯异的堂兄冯孝以及同乡人丁缣、吕晏都跟随着刘秀，于是一起举荐冯异，刘秀就召见了冯异。

冯异见到刘秀，说道：“以我冯异一人的微薄之力，不足以影响您的强弱。我的老母尚在父城之中，请允许我回去据守五个城邑，立功来报答您的恩德。”刘秀同意了。冯异回去后，对苗萌说：“当今众将领都是行伍出身，大多暴虐专横，只有刘将军所到之处不抢掠。我看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庸俗之人，可以归附他。”苗萌说：“我与您生死与共，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

当时，更始帝麾下众将中，刘秀并不特别突出，但冯异一见刘秀，便认定刘秀“非庸人也，可以归身”，目光独具，看人极准。冯异归顺刘秀后，刘秀任命冯异为主簿，于是拉开了君臣际会共创大业的帷幕。

冯异和刘秀之间还有过共患难的故事。更始元年（23）十二月，王郎聚众起事，在邯郸称帝。蓟中各地，纷纷响应。刘秀率部向南疾进。当时形势危急，刘秀昼夜不敢入城邑，吃住都在道旁。到达河北饶阳无蒌亭时，天气寒冷，北风凛冽，大家舟车劳顿，非常疲倦。冯异从附近村子里讨来了豆粥，送给刘秀。第二天一早，刘秀对将领们说：“昨天得到冯异送来的豆粥，饥饿寒冷就都解除了。”

刘秀对冯异深信不疑。冯异在关中三年，威望日著，于是有人上书刘秀，说冯异在关中权势过重，号称“咸阳王”，将不利于朝廷。而冯异本人也颇为不安，提出要留妻子于洛阳，但刘秀对这些流言毫不在心，还特意派人将奏疏送给冯异看，并下诏安慰冯异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表示出对冯异的极大信任。建武六年（30）正月，冯异入京朝见刘秀。刘秀数次宴请冯异，并指着他向满朝公卿大臣说：“这便是我起兵时的主簿，曾为我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扫除重重障碍，又为我平定了关中之地！”

冯异治军严明，谋定后动，赏罚有度，政治眼光与战术素养均高出“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其余诸将一筹。他为人谦逊，从不居功自傲。军中很多下级军官都愿意为“大树将军”效劳。

建武十年（34）夏，冯异病逝在军营中，谥节侯。冯异英年早逝，使刘秀失去了一位独当一面、智勇双全的大将，令人惋惜。五百年后，著名文学家庾信还叹息道：“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冯异出身儒生，而通晓《孙子兵法》，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著，治理郡政也很有成绩。他作战勇敢，常为先驱，善用谋略，料敌决胜。同时，他为人谦退，不居功自傲，实在难能可贵，诚为一代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