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国的阶梯

早期的教会只是很简单的组织，当人们明白世界末日远未到来，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后降临，基督教信仰者仍在悲惨中苦苦挣扎，于是便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体制了。

最初基督教信仰者的聚会地点是在犹太人的教堂内，然而后来由于信仰者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发生了嫌隙，那些非犹太教信仰者便选择了在其他地点聚会。假如找不到足够大的房子来容纳虔诚的信仰者，他们也宁愿在露天野地或者废料场里开会。

最初的聚会被定在周六，然而由于犹太教信仰者和非犹太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非犹太教信仰者便不再以周六作为安息日，而将聚会的日期定于耶稣复活的周日。

对于这庄重仪式的争执表现出了人们的情感价值。在当时没有规章化的演讲和说教，没有热忱的传教士，只要所有善男信女的内心被上帝的精神所激发，他们就会站起来恭敬地向上帝表达自己的信仰。根据圣徒保罗的解释，这些虔诚的信徒们都是以能言善辩来进行逻辑推论的。

古书中记载了保罗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向世人阐述了这位伟大的圣徒内心对于人类前途的展望。

当时的基督教信仰者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没有什么知识。虽然我们不用质疑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不过他们性子非常急躁，有时激动起来会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基督教承受得住敌人的迫害，却不能抵挡人们的冷言冷语。因此，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平息信仰者因为想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的情感而导致的骚乱，以保证教会秩序的稳定。

最初他们的努力没有太大的成效，毕竟他们所制定的规章条文实质上是与教会的民主自由精神相对立的。然而教徒们最终还是实事求是，协商一致仍按原本的仪式聚会。

聚会的开始仪式通常是唱一首赞美诗，这可能是安抚那些犹太教徒们，然后所有人起立高唱那首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所谱写的新歌。

接着便是早已拟好的演说，这是一篇著名的凝聚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祷文。不过在这数百年间，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那些内心有话说的人才愿登台说教。

随着聚会次数的增加，那些素来防范着宗教组织的警察们就介入其中了，于是基督教信仰者们便决定推选出了几名代表来与他们打交道。保罗对于这些代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将他在亚洲和欧洲传教时的团队比喻为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渡过波涛汹涌的海洋，必须有一个沉稳且富有智慧的舵手。

因此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们聚集在一起，公平推选出了男女两名执事。两名执事服务于整个团体，他们必须照顾好团体的病号和老者（这是早期基督中的仁爱思想），然后对团体的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处理那些日常琐事。

日积月累，教会的信仰者越来越多，于是管理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有专门来进行管理的执事了，这自然要由极为德高望重的老者来担任了。这种身份在希腊被称为“长老”，而我们现在通常称为“神父”。

又过了不知多少年，教堂遍布了各个村庄和城市，于是信仰者们便商议需要制定一套所有信仰者都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信仰者们推选出了主教来管理教会的势力范围，并作为教会的代表与政府当局进行谈判。

没过多久，罗马帝国的所有城市中都有了主教，在雅典、罗马、迦太基、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等城市内，教会的主教在当时可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最初犹太王国的老主教掌控着几乎所有耶稣留下足迹的地区，然而，自从罗马人推倒了耶路撒冷城，而那些祈祷世界末日降临并期望升入天国的人们都去世后，可怜的老主教便失去了本来的声望，只能孤独地居住在那凄凉的宫殿内。

很快便有另一位主教顶替了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领袖的位置，这位新的主教居住在帝国的都城内，那里是圣徒保罗和彼得殉教的场所，而这位新主教就是赫赫有名的罗马大主教。

自然，这位新主教与以前的主教一样，也被人称为“神父”或者“圣父”，这是神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尊敬和热爱。不过在其后的数百年中，一提到“圣父”，人们便会将它与教皇（也就是罗马大主教）联系起来。到后来“圣父”的头衔便专指罗马的大主教了，而君士坦丁堡或者雅典的主教都不会再被承认是“圣父”了。这样的一个发展似乎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比如说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president”的称呼，不需要再加上“美国”两字，我们便知道它指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或者加利福尼亚州财政部部长。

公元258年，“教皇“这个称呼正式出现在书面公文中，在当时罗马还是大帝国的都城，教皇的势力已经完全凌驾于主教之上。不过在其后的3个世纪，由于恺撒大帝的后人经常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于是他们便着意找寻新的帝都。他们找到了一座与罗马相隔千里的城市，叫作拜占廷。此城的名字据说是为纪念一个叫拜扎斯的英雄而得来。这座城池位于海滨之地，背靠黑海，面临地中海，是一处战略地位重要的商业通道。这座城市有多处工商业中心，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帝国来讲商业地位极为重要。在过去，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曾为争夺这个富裕的重镇而你死我活。

不过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之前，拜占廷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它后来被马其顿人占领了，然而不久马其顿帝国又被罗马帝国灭亡了，因此这座城市便被划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帝国的统治者迁都拜占廷，罗马的居民们被抛弃了。古老的都城多次遭受哥特人和范达尔人的侵犯，没人知道会不会有其它的野蛮部族跟着来欺凌他们。当罗马的居民们看着空空如也的宫殿，看着各个政府机构一个个搬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着城中的居民要遵照千里之外的城市所传达的法令，他们都觉得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然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帝王迁都他乡，于是城中的主教变成了当地最为显赫的人物了，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是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主教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次机会，运用教会的声誉将帝国所有博学之士吸引了过来，而主教们也逐渐成为了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他们自认为代表着教会的一些永恒教义，所以他们不慌不忙，使用潜移默化的办法，然后在最佳时机出奇制胜。在过去有很多人迫于无端的压力，在推行政策时操之过急，以致经常忙中出错，最终导致了失败，相比他们，主教们可是聪明多了。

然而，对于主教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确定一个目标后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以求实现它。他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只在于向世人推广上帝的仁爱，使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在世界上形成更强大的势力。

在他们的努力下，教会的影响力逐渐蔓延至整个帝国。在以后的一千年内，这种影响力都在持续扩大。

在后来游牧民族的铁骑践踏整个欧洲大陆时，在他们野蛮地摧毁和灭亡中，罗马帝国的城墙不断地倒塌了，帝国的统治体制也如巴比伦平原上的废墟一样成为零碎的乱石。浩劫之中，唯有教会的教堂依然稳固，不论在哪个时代，他们都如中流砥柱，屹立不倒。

然而教会为了坚守下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本来基督起源于马房，然而最后却堂而皇之步入宫廷。要知道，教会本是作为一个与政府对立的行会而存在的，神父的工作是沟通世人与上帝的联系以使上帝能播撒他的仁爱，而现在教会的神职人员却倾向于让平民百姓逆来顺受。教会的产生本带有变革意义，然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它竟成为了一个神权统治机构。相比之下，古老的犹太国则成为了善良的平民百姓所追求的幸福天国了。

这一历史事实虽然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下面我就要对此进行深入阐述了。

如今去罗马旅游的人，大都会去游览科里西姆王宫，人们在饱受岁月侵蚀的宫墙内，可以看到一块凹陷的深坑，那里曾堆放了上千名基督教信仰者的尸体，他们都是罗马专制统治的牺牲品。

然而虽然历史上有过数次对于新宗教追随者的迫害，但这都与宗教的专横扯不上关系。

所有的迫害都出自政治考量。

因为基督教作为一个新的宗教，与其他教会相比，其信仰者拥有更广泛的自由。

基督教信仰者宣称由于所信奉的宗教道德而拒绝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在面临异国威胁时还在大言不惭地鼓吹和平解决，且无时不刻地向人们表示对于土地法令的反对。自然，这些狂妄的基督教信仰者最后被国家判处了死刑。

基督教遵循他们的神圣信条行事，然而帝国的警察不理会他们这一套，虽然基督教信仰者尝试向他们解释所信仰的教义，然而那些警官们从来就弄不明白。

毕竟，罗马的警察也只是普通人，对他们来说，他们奉命来审判凡人，然而凡人所陈述的理由和证据却是一些滑稽可笑的谬论。他们不禁有点茫然失措了，不过多年来养成的职业素养使他们明白，对于神学中的问题他们应该采取超然的态度。他们还记得，很多帝王的敕令中都曾对政府的公务人员提出了明确的告诫，要他们在对付宗教信仰者时必须清醒理智，不能被对方所迷惑。因此警察们抖擞精神，想要说服那些神父。然而当彼此的对话转移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时，警察们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无用功。

后来，警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家法律的不合理，还是坚持按照不合理的法律来惩治这些凡人。基督教信仰者们信奉生命的意义产生于死亡之后，因此他们不惧死亡，并且为能够离开这个邪恶世界而升入天国感到欢欣鼓舞，因此警察们的恐吓威胁根本就不起作用。

因此，政府当局和基督教追随者便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可惜现在我们无法确认伤亡的具体情况。在公元3世纪，有一个叫奥利金的著名神父，他有几位亲戚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一次政治迫害中被杀死了，对此他曾经说过：“我们是可以统计出为信仰而牺牲的基督教信仰者的数目的。”

如果我们能对早期圣人的事迹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会发现许多充满血腥的事实，因此我们不禁觉得奇怪：像这样一个屡遭迫害和镇压的宗教，怎么可能会延续下来呢？

不管我提供什么样的材料予以佐证，也免不了心怀偏见的嫌疑。所以，我保留自己的见解而不发表，读者们若有兴趣，可以自行讨论。假如人们能对徳西厄斯帝王和瓦莱里安帝王的生平多加关注，那么就会明白在那个宗教迫害最严重的时代罗马帝国专制的本性了。

还有，人们应该记得，开明智慧如马克奥勒这样的伟大君主也曾承认自己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无能为力，那么那些帝国边远地区的芝麻小官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更一筹莫展了。那些小官员们经常陷入两难境地了，要么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要么处死自己的亲友，因为他的亲友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当局为了维护帝国统治而制定的法令。

虽然深受迫害，但基督教信仰者并没有接受异教徒假惺惺的疑惑，他们继续向世人推销基督的思想。

公元4世纪末，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教信仰者向当时的帝王格霍希恩请求说，活在异教神明阴影下的日子太不好受了，希望能搬走帝都的那座胜利女神像。因此，这座自恺撒大帝时代就矗立在王宫内至今已有4个世纪之久的神像从此移居他乡了。曾有几个元老提出抗议，然而除了使一些人被流放外，没有任何作用。

就在这时，闻名遐迩的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向皇帝呈上了一道信函。

信函说：“为什么异教和基督教会不能和平共处呢？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足踏同一块土地，同样生活在苍穹之下。人们自己选择追求真理的道路有什么错？宇宙的奥妙变幻无穷，通往真理的道路又不止一条。”

不过这位爱国者并非看出罗马宗教开放政策的传统正在被破坏，并提出这一折中方案的唯一一人。

由于帝都的胜利女神像被迁至他方，很快拜占廷的基督教中两个敌对的教派发生了激烈的内讧。争论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宽容”这一话题，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充满才智的讨论。

引起宽容话题的人就是大哲人西米斯蒂，他忠于祖先所信奉的神明，然而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者争论中有所偏袒时，他便忍不住告诉皇帝他必须有客观公正的态度。

他是这样进行劝说的：古代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任何统治者都很难去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个国叫“美德”，美德之国有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在这个国家内实施任何强制措施，必然会导致带有欺骗性的虚伪和顺从。所以，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应该大度地容纳所有的信仰，只有宽容才能避免人们起冲突。而且，宽容本是天道，上帝已经表示他会容纳所有宗教的思想，因为上帝能够猜透人类对于神意理解的办法，上帝也欣赏人类对他各种各样的崇拜。上帝不仅喜欢基督教的礼仪，也喜欢罗马人和埃及人的礼仪。

他的话真是至理名言，可惜没人愿意听。

传统的思想或者理想已经死亡，不论是谁企图阻碍历史的正常进程，其行为最终都会失败。要生存必须有进步，要进步必须经历磨难。于是帝国的旧秩序土崩瓦解了，军队也被敌国所策反，边境时有暴乱发生，而边远的英格兰及其周边地区早已落入野蛮民族的手中。

就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际，数百年来一直在政府机构任职的那些年轻公务员们终于明白了，除了成为虔诚的信仰者外，已经没有别的拯救办法了。在西班牙，基督教的主教可以随意任免当地的行政长官，教会神职人员所发表的任何一篇关于阐述宗教理论的文章都会被争相传颂，教会的代表可以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内代表罗马教皇，也可以到高卢或者斯堪的那维亚赢得野蛮部落酋长的友谊并在那里成为权势人物，只要他们愿意。如果有谁担任了基督教的财务官员，他们便可以掌管那片富得流油的领地并暴敛横财，因为这块领地曾使拉特兰宫主人的财富飞快增长，一跃成为了意大利的大地主和大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可以发现太多相类似的事情，很多没有事业心也不希望做体力劳动的青年们都在想方设法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或者在海军和陆军中谋求一个职位。他们占据了法院的要职，管理着国家的财政，或者在殖民地当几个总督。他们没指望有多富有，然而他们的职位却使他们有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只要他们够聪明，就能拥有幸福的生活并安度晚年。

当战争来临时，这种在社会旧秩序下寻欢作乐的渣滓败类们被清除干净，下层百姓开始掌权了。那些原来的官员由于年迈，不可能再改变自己的习惯了，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勋章变卖了，随后便逝世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不吃饭，在战乱后的几年里，那些政府长官和军官不得不为了生计做起了买卖，而在10年前他们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还有，这些官员们的家族大都世代从政，习惯了当领袖，所以他们的职业生涯通常都一帆风顺，他们的追求甚至比期望中还要来得快。

年轻人总喜欢将自己的祖先认作是赫尔利死神、罗米拉斯神或者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奴隶的后代这一事实，是异常困难的。不过，一些奴隶出身的牧师们对于祖先的阐述，则深受那些神化祖先身份的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如果双方都聪明豁达，那么很快就能达成理解、和睦共处。这是一条令人奇怪的历史法则：表面的差异越大，双方就越容易相处。

也许自人类社会形成后就存在这样一条规律：智者统治愚者，愚者服从智者。这两种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智者代表了力量和领导，他们被称为帝王、教皇、法律等，而愚者则代表了懦弱和服从，他们被称为奴隶、农民、乞丐等。这种规律不论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不论是在莫斯科、纽约、伦敦亦或是马德里，都有着同样的结果。而且它的表现方式也很幼稚，常是一些空洞的口号，如“忠于上帝就能带来幸福”等。然而在这虚伪的外表下却蕴含着最原始、也最真实的真理：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务。有的人很反感人类是哺乳动物演化而来的观点。他们自认是“利己主义者”或者“愤世嫉俗家”。他们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美好的神话故事，所以一旦被告知人类的发展受制于某种不容置疑的科学规律时，便会万分震惊。

在我看来，即便他们心有不愿，还是服从自然法则的好。

只有这样，历史对于人类才有价值。

如果谁还有所怀疑，那么我只能请他再仔细阅读一下前面所写的几章历史了，或者请他去研究耶稣诞生后的400年中教会领袖的一生了。

倘若他这么做了，就会发现那些教会的领袖原本出身于传统家族内，幼年就读于希腊哲学家的学堂，长大后纯粹是为了谋求一份工作才加入基督教会的。当然，也许有几个人接受了基督的新思想，成为了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不过大部分人选择信仰上帝，是因为升职的机会大一些。

教会是通情达理的，对于新信仰者们缘何改信基督教并不过分追究。教会对每个人都待以仁爱，若有人羡慕俗世繁华，教会便将他引入政界或者经济领域，鼓励他一展才华。对于那些忧郁多愁的信仰者，教会便带他离开拥挤、喧嚣的城市，为他提供一处安宁之地，以使他能够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

这种基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祈祷和思考的生活在最初时是非常自由自在的。

在教会建立后的几百年内，对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平民百姓来说，没有太大的约束，然而，一旦帝国覆亡、教会成为了国家的主宰，成为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政治集团后，便很难有人能过隐居的生活了。在那时，基督教信仰者可以集中精力做善事和祷告了。为了追求幸福，他们便想创造一些条件，以重现过去那种生活环境。

这种对于隐士生活的追求源自古老的中国，它极大地影响了其后10个世纪中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从此在基督教对异教徒和不信教者的镇压运动中便有了一支强有力的反对力量。

我们不需要为此惊讶。

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已经逐渐没落了，那里的人们已经变得慵懒而不知进取。新的文明此起彼伏，仅在埃及就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文化，自从在尼罗河诞生了第一个文明后，众多的文明便接二连三地出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也是这样的情况。欧洲年轻的一代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是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创造的动力。

不过，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于本民族的宗教生活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念。

基督的思想为他们带来了久已企盼的精神解脱。他们怀着升入天国的希望，忘记了灾害的记忆。他们来到沙漠中，终日在悲伤中与上帝交流，而对于存在的现实却置之不顾。

不知道为什么，改革总会受到军队的欢迎，或许是他们相比普通人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文明社会的野蛮和恐怖，或许他们明白，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所在。在查理五世的军队中有一个上尉，他是一名为教会而战的伟大勇士。是他第一个将那些追求隐士生活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体。

曾经有一个在君士坦丁堡皇家卫队中服役的埃及人，叫帕肖米厄斯。在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那个隐居者的团体中。这个团体的头目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于是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也来到沙漠，与沙漠上的豺狼虎豹相伴。然而，隐居生活也会遇到麻烦，人们常在宗教思想上发生冲突，以致会因为过分的虔诚而步入极端，比如说有人会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者阴森的坟墓中过夜，这实在是让异者可笑而同者可悲的一件事。因此，帕肖米厄斯便决心为这场隐居行动嵌入务实的根基，他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宗教秩序，于是从公元4世纪中期，沙漠上的隐居者便都有了一个领袖，他们称其为“最高统帅”。这位领袖有权任命修道院的院长，他将那些修道院看作是上帝的堡垒。

公元346年，帕肖米厄斯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前，阿塔纳休斯主教将他的修道院思想引入了罗马，于是便有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现实世界的邪恶和迫害而逃入修道院。

不过，阿塔纳休斯主教的期望很难完全成真，毕竟欧洲的气候、欧洲人的秉性和埃及有很大不同。欧洲有风雪交加的严寒天气，人们很难像尼罗河谷那里的人一样能忍受得住饥寒交迫。并且，欧洲人是很现实的，神圣的东方思想所反映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肮脏邋遢，他们自认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启示。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喜欢问：“基督教花那么多心血做善事究竟换来了什么？几个人居住在远离都市的大沙漠中禁欲修行，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样孤儿寡妇、老弱病残就能得到上帝的爱怜吗？”

以欧洲人的头脑来看，修道院必须变得更合理一些。对于修道院的改革，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居住在亚平尼山脉纳西亚镇的本尼迪克特，通常人们称他为圣人本尼迪克特。幼年时他被父母送到罗马上学，不过这座城市的阴暗使他追求基督思想的愿望遭受极大的挫折，于是他来到了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在尼禄时代所建造的一座乡间行宫暂居。

3年的隐居生活，虽然与世隔绝，却使他在苏比亚克村享有盛誉。不论谁接近过他，很快便能名扬天下，因此越来越多的隐居者都来拜访他，人数之众，便是10座修道院也容纳不下。

后来，本尼迪克特离开了苏比亚克村，开始为修道的生活制定秩序条文。他先是制定一部法规，并声称，凡是愿意遵守这部法规的修道士，都不得再游手好闲，在完成了每日的祝福和祷告外，还要到农田中耕作。至于那些年老的修道士，则负责教育年轻的后代该怎么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教信仰者。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人们都谨慎地遵守着这项法规，因此修道院的教育在其后的一千年中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它的学徒们都是些才智出众的年轻人。

作为回报，修道士们有了体面的衣服和适口的食物。在每日劳动的间隙，还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修道士不可能是那些希望逃离现实社会而想要升入天国的凡夫俗子，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考验期，那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修道士，然后向世人传播上帝的力量和天国的幸福。

他们对那些不信教者做了卓有成效的传教工作，然而，为防止成果转瞬即逝，他们必须努力赢得平民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支持。因此修道士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捧着圣经，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冰岛和俄罗斯这些不毛之地。他们在田间播种、耕作和收获，他们在民间传教布道、开堂讲学，为这片偏僻的土地上第一次带来了当地人一直听说的上帝之音。

罗马教皇运用这种办法激发了世界各地各族人们的精神力量。

只有现实主义者才有能力改变世界，就像只有浪漫主义者才能发现幽静深谷中的幸福一样。没有任何行为是无用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多余的。很快，世界各国的国王们如果再不屈尊纡贵，承认自己为基督教的信仰者，那么他们的王座很可能就不保了。

取得最终胜利的办法很有意思，它表明了基督教的胜利确有原因，而非一般人所认为的，仅是人们心血来潮而爆发出来的对于宗教的疯狂热情所导致的结果。

戴奥利先皇帝统治的时代，发动了最后一次对基督教信仰者的迫害运动。

令人难解的是，戴奥利先算不上是统治欧洲的最坏一个帝王，然而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他一直都饱受人们的非议。实际上，他对于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也一无所知。

当他接手这个帝国时，就发现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这位在马背上成长的帝王明白帝国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军队的内部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边境的防卫任务由当地的驻防官兵管理，然而这些官兵们早已丧失了斗志。他们整日游手好闲，甚至会做点买卖，将本国的蔬菜和粮食卖给边境外的野蛮民族。

戴奥利先无力改变这一腐朽的体制，于是他重新建立了一支禁卫军。这支军队全都是由身手矫健的年轻战士组成，一旦国家有难，他们能在最短时间内奔赴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虽然这项措施行之有效，然而就如所有新的军事改革一样，所需要的花销很大，必须老百姓缴纳更多的赋税来维持。百姓们自然群情激昂，他们集会游行，声称他们已经没钱纳税了。戴奥利先一边忙着向百姓们解释，一边赋予征税官员生杀大权，然而这软硬两手都不被百姓买账。因为各行各样的百姓们都不愿意辛辛苦苦干一年，反而还要闹亏空。他们放下了本职的劳动，纷纷走上街头呼喊，有的甚至当了流浪汉，要求政府救济。然而戴奥利先似乎不理会百姓的呼声，又颁布了一项严苛的法令，这表明了罗马大帝国已经走向了专制主义的深渊。他动一动笔，于是所有政府部门和工商业的职业都变成了世袭，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也会当官，不管他愿不愿意，而裁缝的儿子即使他有绘画天分，长大后也必须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湖中荡舟也会晕船，可他将来也只能在甲板上讨生活，而最底层的奴隶们，即便是他们生老病死，他们及其后代一辈子也只能是奴隶。

如果有谁认为刚愎自用的皇帝会有那么一点宽容，能允许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遵循他所指定的法令，那他就有点痴心妄想了。不过我们在评价戴奥利先皇帝对于基督教信仰者的暴政时，必须记住一点，在当时他已经处于两难境地，并且他对于帝国臣民的忠诚抱着深深的怀疑，因为他认为臣民们只知醉生梦死，没有谁愿意再为国家分忧了。

早期的基督教信仰者没有留下过任何记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随时都会覆亡，到时候所有费钱费时的文学创作也都将灰飞烟灭，所以何必做这些无用的记载呢？不过世纪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实现。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不过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代代相传也保留了下来，不过它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就连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也难辨真伪。因此，人们觉得有必要写一本权威性的书，将基督的生平和圣徒们留下来的信件编成一卷书，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新约》。

《新约》中有一篇章叫《天启录》，它包含了关于在“七山”之中建立的城市的引据和预言。自从罗穆卢斯时代人们就知道罗马城建立在“七山”之中，因此这个独特章节的匿名作者小心翼翼地以他所憎恨的巴比伦来替代这个城市，可惜帝国统治者的智商不算低。此章将罗马城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世界的污点”，声称这里洒满了圣人和先驱者的鲜血，这里到处是魔鬼和邪恶，是肮脏龌龊的人的栖息地，诸如此类的疯狂的言论有很多很多。

这些言论被认为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胡说八道，或许是这位精神错乱者想起了这几十年来许多被迫害致死的朋友，以致他心中满是激愤，眼中满是怒火。不过，如今这些言论已经成为了教堂弥撒的重要仪式，在基督教信仰者聚会的场所都会被传诵。旁观者一般认为，这种仪式表达了基督教信仰者对台伯河畔城市的真情实感。如果我们认同旁观者所说的基督教信仰者会拥有的情感，我们也不应该责备戴奥利先皇帝没有这种情感了。

总之，这种情感并非全部。

此后，一个新的名词在罗马人的印象中逐渐明晰起来，这个名词叫“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名词只适用于那些信奉其他教派或者某种教义的人，而现在则指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所指定的权威教义的人，用圣徒保罗的话说，他们就是“异端、虚假和荒谬的人”。

不过那些坚持传统信仰的罗马人并没有被指控为异端邪说者，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基督教信仰者外，并且他们也没有机会来阐释自己的信仰。同样，《新约》中有不少中伤帝王的话，比如说“异端邪说是可怕的恶魔，尤甚于通奸、淫荡、巫术、凶杀、叛乱、酗酒等罪恶”，不过出于礼貌，就不再提及了。

不可否认，这些偏激的话引起了帝王的震怒，于是便发动了迫害运动。基督教信仰者再一次被投入罗马的监狱。无数的信仰者死于刽子手的刀下，罗马城几乎血流成河了。可惜戴奥利先皇帝除了镇压别无他法。最终他放弃了帝位，回到了达尔马提亚马海岸的家乡，从此全心投入一项新的事业——在他的后院内种大白菜。

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取消了迫害政策，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武力镇压根本无益于消灭基督教，于是便开展了另一项计划，企图利用收买来控制住基督教。

于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倘若某一天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享有“大”字称号的人，不论是帝王、教皇，还是总统、市长，都必须以新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的主席们所要谨慎评断的第一位肯定是君士坦丁大帝。

这位有着狂热征服欲望的塞尔维亚帝王，指挥着他的骑兵，在欧洲大陆上纵横驰骋，从英格兰的沃克一直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又是一个恐怖的魔王，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侄子和姐夫，还将一些地位卑微的远亲处以极刑。虽然他嗜血成性，然而面对他最强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他却不由得惊慌失措，为了求得基督教会的支持而终日祈祷许愿，没想到竟使他被誉为“第二个摩西”，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的教会将他遵奉为圣人。可惜他虽然表面上信奉基督的思想，但他终究有着野蛮人的血统，因此临死时他还幻想着用祭祀用的牛羊五脏来占卜生死。不过世人对这些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印象，他们所关注的是这位野蛮皇帝所制定的用以保证他那善良仁爱的基督教信仰者“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的权力不受干扰”的著名法案《宽容法》。

前面我已经说了，在公元4世纪的前期，教会的领袖都是实干的政治家，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皇帝签署了这项意义重大的法案，从此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一跃而成帝国的国教。然而，不仅教会的领袖清楚他们是如何成功的，而且君士坦丁大帝的后代也很清楚，因此如果他们想瞒天过海掩盖什么，那是绝难办到的。

内斯特主教曾对狄奥多西帝王说：“伟大的皇帝，将那些教会的敌人都交给我处置吧。你支持我将那些反对我们教义的敌人打倒，我们也将坚定地站在你这边，为你消灭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2000年内，这样的交易不止一桩。

虽然这桩历史交易很龌龊，但从此基督教便掌握了统治权力。

这样的成功在历史的长河中鲜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