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银河奖征文(3)

在赌场中不能打手机。这让我们先分散后集合，发现之后进行集解的想法落空。可能是为了防止作弊，无线发射类的通讯系统在这里都显得不好使用。但三个人绑定一起去找又显得效率太低，殊不知每一分钟，我们的一百万人民币都有损失殆尽的危险。如果他所有的钱都已出手，我们的资产已经放空，自然没什么可说，但如果恰恰是我们到来之后没有赶上他的决策，或者眼看着他在我们身边把这些资金彻底挥霍，那真我们的悲剧。

吴老师，您别笑话我。我是搞中文专业的，对数学这些一窍不通。但我看过一些有关赌博的电影。那些电影自然都很夸张，不过我能记得其中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中描绘一群数学家去赌，他们除了赌马，还去玩21点。所以我感觉牌戏应该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重点。为此我们分散到各个赌场去寻找加勒比扑克或21点聚集的台子，然后每三十分钟大家都回到同一个中心地带交换情况。幸好澳门不大，赌场也相对集中。

但我们跑遍了所有赌场，还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到晚上九点，赌场中的灯火变得更加辉煌。穿过如潮的人流，我们再度聚集在最大的威尼斯人赌场，垂头丧气。

陈戈文到底在哪里呢？

一种可能，是我们没有认真看每一个角落。毕竟在这种金碧辉煌、金钱和戏剧性的电脑游戏音乐混合的地方，想要集中注意力寻找一个人不是特别容易。再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路径不对。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愤怒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开始有所冷静。我们再度聚焦到陈戈文的个性和他所从事的数学研究上。也许，我们都错了。不应该放弃那些简单的老虎机和押大押小游戏，因为那些游戏才是概率真正起着重大作用的地方，反而这些扑克牌戏中充满了数学无法预测的人的狡诈，他不太可能这么傻去面对自己的弱点。

想到这些，我们再度重新开始全盘搜索，不放过每一个概率可能被应用的赌台的死角。

我们一直在考虑陈戈文可能穿怎样的服装。他会西装革履、手提皮箱吗？这种装束是否显得太滑稽？除非他也跟我一样看多了香港电影或美国电影。那么，他会穿得跟在学校中一样邋遢且破旧吗？那种不修边幅的状态会让他感到更加自如吗？但这样的话，赌场的保安会立刻让他出去。

您有过这种感觉吗，吴老师？在一些非常紧张焦虑的场合，你会突然想到非常幽远漫长的东西，那些东西虽然跟当前的境况格格不入，但却出奇地攫住你的思想久久不愿离去。

在那个紧张寻找的澳门之夜，我突然在想中国人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

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陈戈文了。我们读了他的简历，跟他有不少次交锋，我们以为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他的个性，但我们其实对他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放弃概率研究转向机器证明数学定理之后，仍然在摸索预测赌博输赢的秘密，而且一旦有机会他还会现场尝试。

一百万元，那是一个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可能获得死刑的犯罪金额，他难道没有生活的底线吗？

难道数学家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同？就算他没有自己的底线，难道他不关心我们这些给他创造条件发展学术、发展未来的人吗？一旦他发生问题，我们这些人，甚至整个学校都会遭受灭顶之灾，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我记得我们学校讲授科学哲学的人常常谈论科学家的道德问题，什么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什么使用动物做实验上的违反伦理，这些都太遥远了。我们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弄不清，连他的基本生活选择都还无法弄清呢！

就在我的思想信马由缰地胡乱想象的时候，我们的人事处长发现了情况：“高校长，您快看那儿！那不是陈戈文吗？”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以光彩照人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你觉得万事如意容光焕发，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山峦海洋都向你臣服？歌曲中唱过的亚洲雄风、世界之巅等所有辉煌，都无法跟我们看到的这场华丽的演出相提并论。

一袭藏蓝的中式暗花上装，镶嵌暗金裤线的阴丹士林裤子，脚凳一双墨菲斯特休闲皮鞋，头发被刻意地整理过，一改总是蓬头垢面的模样，陈戈文展现出中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干练，同时又隐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风采。

他跟着一群同样气宇轩昂、各种肤色且操着各种语言的古怪同伴，目中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向赌场深处的一张灯光明亮的桌子走去，一场看起来波澜壮阔的世纪赌战将要正式开始。

我们三个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年龄，竟然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飞奔了过去，在第一时间和众人恐惧诧异的眼光中从各个角度把他紧紧地按在桌子上不能动弹。

“快说，钱呢？”三个愤怒的人同声喝问。

“什么钱？”他扭动着不舒服的身体，使劲挣脱着。

“我们的一百万呢？”

“谁拿了你们的一百万？”

“难道都让你赌光了？你把钱拿到哪里去了？”

“放开我，你们疯了吗？没看到这是第三届澳门博彩数学讨论会的会场吗？”

我们放开他，再度回顾他周围这些人。

“傻X啊，你们！神经病。你们，疯了，你们？”他接二连三地臭骂我们，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

“没听说过博彩业大亨何鸿燊先生亲自创办的概率论数学大会吗？只有全球最顶尖的概率学者才有机会参加吗！”

“你之前申请出差可没说要来开什么概率论的研讨会，你不是到香港买软件吗？”我们的人事处长争辩着。

“对啊，所有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会到香港的公司去寻找最新的软件更新，我就是在那里跟他们熟悉后才决定来这里的啊！”

8

澳门事件完全是一场虚惊。我们对人的认识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但我们对人的承诺、信任和信心不足，是导致我们一时恐慌的根本原因。这件事情之后，整个领导班子都在反思，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信任我们的教师，让他们能发挥出更大的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拯救我们的学校。基于这些讨论，我们继续扩大当前的精英团队的范围，让更多具有闯劲的年轻人走到前台，扔掉枷锁，开始他们自己的创造生涯。我们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一个“大科学”的时代，不能让所有的项目都停留在单人、最多是小团队的作坊运作方式上，我们要搞一些大的学科融合和知识人才集成。

为了落实扩大精英团队的任务，学校开始一系列的创新奖励和创新文化建设宣传。我们广泛地把各个兄弟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请进来做报告，希望他们能引领我们。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而是一种坦荡的智力吸纳。我们想让教师靠近真正的大师，感受真正的创造能量的冲击。

不过恕我直言，这项行动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或者，作用有限。现在我们明白，兄弟院校甚至中国科学院中，90%的专家都没什么创造力。一些人即便有院士的头衔，但他们那种做事亦步亦趋的方式，听着就让人失望。唉，中国的事情不就这样吗？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就是因为跟定了某个导师，在他的团队中打打下手，随着整个项目的升级，人也就爬上了学术高位。他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但他们不是创造者。我觉得千万不能学习他们，听他们的经验就像游泳中呛水似的令人战栗，这些人讲话中多数会以执法者的态度出现，而执法风格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态度会令旁人创造力泯灭，这是斯腾伯格的领导智力理论中阐述过的。别抱怨我，吴老师。我感觉您所在的学校也是庸人多于天才。这当然不怪你们，还是怪这个社会体系，怪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恰当一点。

其实，鉴别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并不难。这不看他们发表了多少文章。我看过一篇张五常写的谈他在美国不同大学中寻找职位的短文。他说那些院系的选人用人根本不看有多少文章，就是找你来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你思想中有多少灿烂的火花和对这个领域积累的认知判断力。有这些基础的人，没有什么重要论文著作他们也会签约让你来教书，加入他们的团队。其实，许多著名的公司在选人用人上也跟张五常说得非常类似。像苹果公司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时候，他们的选人面试常常让所有职工全部参加，这些人各自躺在地板上或歪在椅子上，不等你开口他们会先说公司想开发点什么，讲他们的技术创新，等应聘者听得热血沸腾，急切地加入谈话，这便形成了真正的交流。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才是找到志同道合且有创意者的最好方法。

长话短说，当我们发现学者中普遍创造力不足的时候，就决定在选人来校讲座方面更加留意。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创意人才，让他们真正占据我们的讲坛。最后，我们在全北京的各个科研机构或大学中找到的人，加起来不到二十个。我们一个个把他们请来，每次讲学都是全校性的，不管他们谈的东西其他领域的人是否熟悉，让大家都来听，都来感受。

您猜怎么的？听他们讲话最受益的，竟然是非他们本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这之后学校明显地感到，这几年最大的科研成就确实是被上面这不到二十人所激发的，但他们激发出的，是跨学科的创造力迸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请人来谈数学跟诗歌关系，这个报告的结果是打开了地理、气候、环境科学群体教师们的思路，破除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另一个例子是科学史研究所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讲座。这本来是个“政治性”浓厚的话题，但主讲人从科学考证入手进行了去政治化，而当主讲人谈到考证四大发明不是为了证明民族优越性，只为了显示考古学在当今世界可以做到怎样的去伪存真后，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的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教师获得了很多启发，一些人放弃了纯正的批评理论转而朝向“新进步主义”。

吴老师，您大概特别清楚，创造力的发生发展最忌讳两个东西。第一是功利性。把任何事情带上功利，创造力本身就会受到限制。虽然有人提出，谋求个人利益是创造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仅仅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在多数情况下，创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跟功利主义分道扬镳，而更看重给探索者自由的空间。寻求自由才是创造力发展的永恒动力。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出制度保证。具体来讲，探索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领导出面顶着，绝不让教师受到伤害。我们跟所有教师签订合约，当他们从事自己领域内外的科研时我们决不参与意见，成功后决不在上面签名，不从中夺取哪怕半点名利。但如果失败，我们将挺身而出，作为整个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承担下全部责任。

创造力忌讳的第二个东西是批评和指责。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应涉及他人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更不应对他人的思维方式评头论足。意见都应该是建议性的，协助改进的。你用了一种新的方法炒出一盘不太好吃的鸡蛋，你会乐意听这样的评论：盐还可少放一点，火还可热一点。但你不乐意听：你这个人根本不会炒菜！或者：还是好好先学习炒大白菜再来炒鸡蛋吧！这样的话语最伤害人的创新能力。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校的课堂和科研活动中反复跟教师们强调，要直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其指责他人的个性或知识缺陷，不如展示出自己对探索的支持和期待对方能创造更好未来的渴望。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引导下，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成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优质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这里所说的优质论文，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和创造力的论文。像文学院的《楚辞》研究，跳出文本和作家，从楚文化中蕴含着的创造资源出发，将文学纳入到一个异常广泛的新的符号空间。我敢说我们对屈原认识的改变，可能是当前最具创造性的文化颠覆。在工业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跟上世纪上半叶德国包豪斯学院做的一样，我们在信息时代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到底是什么，这种定义让工业设计的整体思路转向一种“量子层级式创意毛边云切换机制”，意思是说，要改变认为创意无底线的想法，要为不同创意加上能量表征，这样下来，通过能量差异或将“毛边能量”做云切换后，新创意跟老创意的差距便可最大化。有关这个方法的具体内容，我只能谈这么多。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在各个应用工科院系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基础科学和通识教育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观察我们的课堂就能看出，学生的穿着更加自由丰富且随意得体，既跟那种管理过严的学校学生穿着不同，也跟一些缺乏美育、穿着过分夸张的学校学生不同。换言之，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更贴近自己的存在，更有一种自然放松。

学习成就评价方式的改变，让我们的学生都成为了自信的人。他们相信未来社会虽然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动，但他们有能力应对。有点怪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发现自己学校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相互恋爱比过去多了不少。我们正在想，这是否因为孩子们更能坦率地面对自己和异性所造成的？

9

我差不多被他的讲述搞傻了。教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改革，使人的状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我从事这么多年学校领导力研究中从未听到过的故事。我真想立刻跟他询问更多的细节。但他的故事还在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着，我只好继续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