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2)
《明日计划文集》中的一个故事讲到，一对夫妇从巴黎赶往法国南部海岸去为一个受伤的亲戚输血，他们乘坐一辆能自我导航和驾驶的汽车，医疗资讯被无线发送到车辆的仪表盘和像手机一样的耳钉中。在另一个故事中，机器人自动化宣告人类工作成为历史，人人都得琢磨如何打发空闲时间。这些科幻故事能帮助工程师们为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特定消费者量身设计芯片。约翰逊强调，虽然科幻小说不能精确预测未来，但这有助于转变这家公司的工程文化。
2012年，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启动了一个名为“象形文字”的项目，目的是激励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方法就是让他们写科幻小说。该项目让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在网络上协同创作，结果出了一本名为《象形文字：展望未来的故事与蓝图》的小说集，里面涉及了许多宏大的工程问题。比如，建造一座高十五英里的铁塔，以节省太空飞船发射的燃料；将博弈机制应用到美国的移民问题中；利用3D打印技术在月球上进行建设等。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两位讲师开设了一门名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工艺”的课程，教学大纲上罗列了一系列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和科幻游戏。老师要求学生们在读完书单列出的小说之后，设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科技产品，并且要与相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其中，有一位学生受到吉布森的名著《神经漫游者》中一个场景的启发，搭建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通过电极以及无线技术，让一个人刺激旁边另一个人的肌肉，使他作出与自己相同的手势。年轻的设计者们认为，他们的模型可以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比如让理疗师协助中风病人恢复肢体机能。
在科幻圈里，科幻作家亲自上阵作出成功发明的例子其实并不多，常被人称道的是基恩·沃尔夫帮助开发了烹制品客薯片的机器，罗伯特·海因莱因则构想出了首张现代水床。
电梯效应
阿西莫夫认为，是一种名为“电梯效应”的现象阻碍了科幻作家精准地预测未来技术。他用“一座摩天大厦的方方面面都设想得很完备了，却偏偏忘记了安装电梯”来比喻在预测未来的过程中，常常会缺失一些关键性要素。阿西莫夫本人就是电梯效应的“受害者”。有人尖刻地批评说，他构想的未来科技只适用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他的作品里，未来世界的机器人和计算机竟然仍在使用打孔卡或打孔纸带，工程师还拿着计算尺。在《基地与帝国》的一个场景里，有个角色还在通过自动贩报机买报纸看新闻。
阿西莫夫的解释是，这是由于预言家几乎永远都看不出一些日后才会明晰的事情。例如：在1919年到1969年的五十年间，出现过无数篇描写登陆月球的科幻小说，其中有些对火箭飞行所需的必要条件，以及月球的实际状态都描述得很清楚。到了1948年，也有很多小说写到了电视；在那之后也有一些小说写到通信卫星。但直到1969年，都没有一篇科幻小说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块儿：没有人预测到第一次登月的时候，会有好几亿人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这个过程。
即使科幻作家们把未来技术预测对了，对未来社会现象的预测也通常是错的。关于未来的故事里难免会预置一些在作者当时的社会中毋庸置疑的假设。例如，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科幻小说都曾非常关注青少年越轨行为以及那时的其他社会问题，这些话题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若尝试表现未来的俚语和衣着，通常五到十年之后就会陷入尴尬，原版《星际迷航》中《通往伊甸之路》那集里的“太空嬉皮士”已经成为笑柄。
造成上述失败的原因在于，突破性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几乎不可能预测。比如，汽车的发明带来了汽车电影院并引发了性道德的改变；家用电脑带来了电子游戏、在网游中赚取虚拟货币以及身份和性别角色的转变；互联网带来了万维网、垃圾邮件以及维基百科编辑大战等等。由技术进步想象其带来的某一种社会变化或许很容易，但是这当中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人类心理的不可预测性所造成的影响也太大，于是，想要预测到底会发生哪种变化就变得十分困难。毕竟，“心理史学”并不真的存在。
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认为，科幻的任务并不是预言真实的未来，而是提出和探索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未来——这样社会就能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所准备。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预言的未来和真实的1984年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并不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恰恰相反，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帮助我们避免了小说中人们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布拉德伯里宣称，“我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预防未来。”
所以，指望通过科幻作品预测未来近乎天方夜谭，科幻只是提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可能设想，它最大的作用是给现在的人们带来启迪与激励。
启迪与激励
科幻给发明家以鼓舞和激励的故事不胜枚举。现代直升机的发明者伊戈尔·西科尔斯基就是从他小时候读过的凡尔纳的《征服者罗比尔》一书中得到了启发。西科尔斯基经常援引儒勒·凡尔纳的话：“不管什么事物，只要有人能想到，就有人能把它变成现实。”1898年，罗伯特·戈达德读到某报连载的威尔斯小说《世界之战》，小说中星际飞行的想法“引起了无限遐想”。1926年，戈达德制造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摩托罗拉公司研发中心的主管马丁·库珀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计了第一部手机，他将自己的发明灵感归功于科幻剧《星际迷航》里的通信器。库珀说：“对我们来说，那并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个奋斗目标。”
阿西莫夫曾说，科幻小说最大的意义不是要教给读者什么理论知识，而是要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科幻到底能激发出读者怎样的兴趣呢？虽然凡尔纳在《环绕月球》中没有预测无线电的使用，但马可尼在成名之后坦率地承认，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给了他最好的启示，他由衷地感谢这位科幻大师。现代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的表述再明确不过了，他说：“凡尔纳是我生活的总导演。”随着时代的变迁，新作家的作品取代了老作家的作品。有不少航天专家对阿瑟·克拉克的科幻作品心存感激。航天科学家托伦斯·约翰逊为NASA服务了35年，致力于完成木星和土星无人探测任务。他回忆起一次航天会议的情景：“火箭工程师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都说自己读过克拉克的小说。”约翰逊感慨道，“因此我们成了火箭工程师。”
不仅是科学家与发明家，科技创业家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幻作品的影响。谷歌的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亚马逊的CEO贝佐斯都是科幻迷，所以他们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资助民间太空探索活动就不足为奇了。著名的扫地机器人iRobot联合创始人海伦·格雷纳接受采访时说：“我从11岁开始就想造机器人。后来我看了电影《星球大战》，想自己造个R2-D2。我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发展我的技能，并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21世纪初的科技变迁之快，仿佛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世界里，但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时，仍不断有人因为科幻的激励而投身科技事业。2012年，罗伯特·索耶收到了一封女性读者的来信，这位女士告诉索耶，她因为科幻小说《计算中的上帝》对古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取得了地质学的博士学位，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现在，我带着一门学科中的最高学位踏入工作，正是你的书把我推向了这个领域。”索耶这样描述他看到这封信的心情：“那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责任编辑：杨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