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欧关系艰难岁月（5）
两国政府随后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在北京举行四轮会谈，就解决澳门问题达成协议。1987年4月葡萄牙总理席尔瓦访华，中葡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我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将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联合声明经中国全国人大和葡萄牙议会批准后，中葡双方于1988年1月15日互换了批准书，从此澳门进入回归祖国之前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澳门的行政管理由葡萄牙政府负责，但对处理涉及1999年后的重大事宜需同中方磋商。中方着手起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后来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在澳门过渡期，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
1.中文成为澳门官方语言问题。葡文原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在中方的敦促下，1991年12月12日葡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的法令》，1992年1月13日起在澳门实施。该法令规定“中文在澳门和葡文具有同等官方地位和法律效力”。
2.澳门约有600名中高级公务员，其中绝大多数是葡人，而华人很少，中方希望葡方逐步增加华人的比重。
3.法律本地化问题。在澳门的法律都是用葡文书写的葡萄牙法律，中方关注的是应先将这些法律译成中文并将其本地化。
此外，还有澳门修建新机场、土生葡人以及东方基金会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商谈解决。澳门修建新机场问题，这是由澳门总督韦奇立于1991年11月访问北京时提出的。我方的态度是，中方对有利于澳门经济发展而澳门自身财政能力又允许的，都给予支持和合作，当然中方也表示这不应给未来的澳门特区政府增加负担。中方表示，我们过去对此多次表示过支持，中方的立场从未改变。
在李鹏总理同席尔瓦总理的会谈中，双方还就起草澳门基本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席尔瓦承认，起草基本法是中国的事情，葡愿通过对话为这项工作提供合作，希望澳门基本法不比已经颁布的香港基本法差。李鹏总理表示，澳门基本法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愿听取葡方通过适当渠道提出的意见。香港基本法有些条文可作参考，但澳门与香港本来就有区别，澳门也有自己的一些特殊问题。李鹏总理敦促葡方加快解决澳门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的进程。席尔瓦保证说，澳葡政府将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两个问题。
2月4日晚，刚从印度访问归来的葡总统苏亚雷斯一下飞机就径直去总统府会见并宴请李鹏总理一行。苏亚雷斯表示，葡方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中国发展亲切、友好的关系，并使这种友好关系能贯穿整个澳门过渡期，以确保澳门的稳定和发展。
李鹏总理这次访葡后，葡萄牙席尔瓦总理和苏亚雷斯总统先后访华。
葡萄牙总理席尔瓦1994年4月10日至16日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同席尔瓦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李鹏总理在肯定解决中文成为官方语言和法律本地化问题的进展后，指出公务员本地化问题进展缓慢，敦促葡方予以重视。席尔瓦总理表示，葡方将尽最大的努力。
双方重点讨论了土生葡人问题。所谓土生葡人是指在澳门出生的具有葡萄牙血统的人，当时约有六七万人。他们中间有相当部分是澳葡政府公务员。这些人担心他们未来的国籍问题。
李鹏总理表示，中国政府总的态度是，尊重这些土生葡人本人的意愿，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葡萄牙籍或中国籍。中国政府无意将具有葡萄牙血统的在澳门出生的土生葡人视为中国公民，希望他们消除疑虑，继续安心留居澳门。席尔瓦听后表示，他对中方的开放态度感到欣慰，认为李鹏总理的这一表态可满足澳门这部分居民的愿望。
席尔瓦还表示，葡萄牙愿为欧盟同中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继续做工作。
席尔瓦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葡萄牙一贯主张欧盟同中国的关系实现正常化，欧盟目前没有理由继续维持现存的对华制裁措施，而应在不牺牲必要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情况下，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席尔瓦还说，无视中国的存在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能对亚洲稳定做出重大贡献的世界大国。
1995年4月11日至17日，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同苏亚雷斯举行了会谈。
中葡领导人都对双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给予了肯定。葡方承诺将尽力推动中文官方地位、公务员本地化以及法律本地化这三大问题继续取得进展，并注意到中方对澳门给未来特区政府预留财政储备这一问题的关注。
双方还讨论了东方基金会的问题。葡方在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之前在葡萄牙成立了一个东方基金会。澳葡政府利用与澳门娱乐公司谈判签订博彩专营合约的机会，要求澳门娱乐公司给东方基金会拨款，这样就把一大笔本来属于澳门的资金转移给葡萄牙的东方基金会。1986—1994年，澳门娱乐公司拨给东方基金会的资金多达十多亿澳门元。经中方一再做工作，葡方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苏亚雷斯总统访华时向江泽民主席表示，从1996年1月起，澳门娱乐公司停止向东方基金会拨款。
江泽民主席指出，这是葡方朝解决这一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东方基金会问题解决后，我们对东方基金会在澳门依法开展的文化活动和同我国内地进行往来不持异议，但东方基金会现在的资金必须要用于澳门。
这样，东方基金会等几个具体问题就此全都得到了解决。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当时我在香港工作。我也有幸参加了澳门回归庆典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仪式。
几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欧共体自1989年6月对我国实行的全面制裁，延续了五年零三个月。到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应邀成功访法，才突破了对方对同我国进行国家元首互访的限制，标志着欧共体推行制裁和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江泽民主席成功访法后三个多月，即1994年12月22日，欧共体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金克尔代表欧共体通报我国称，欧盟决定取消禁止同中国进行国家元首级互访和军事往来的限制措施。由于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法国早在三个多月前已经实现，这是一个迟到的然而仍然值得欢迎的决定。
在金克尔通报上述决定的同时，还通知中方，在取消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欧盟内部尚未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西欧国家对华制裁措施并不是痛痛快快地、完全彻底地取消，而是留下一条尾巴，舍不得完全割掉。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这条尾巴竟然留得如此之长，一拖就长达20多年，直到我2015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仍然没有割舍的迹象。
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领导人多次向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严肃提出，此事早已时过境迁，欧盟对华仍禁止军售，这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并不打算从欧盟国家进口武器，中国国防现代化主要靠自己。保留这一条限制措施在政治上是对中国的歧视。中方还向欧方指出，1998年中欧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经过2001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到2003年双方决定提升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盟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至今仍禁止对华军售，这与中国同欧盟及其成员国关系的现状是极不相称的，希望欧盟尽快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然而欧盟却一直以内部未能取得一致为借口而一拖再拖。
实际上，欧盟一直面临来自美国的施压和来自日本的反对。在欧盟内部，有的成员也以种种借口对解除这一限制持消极态度。其实在这些借口的背后，折射出西方有些势力对中国发展强大的疑虑和担忧。这从一个侧面促使我们要深思，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对我国的制裁和随后的国际格局大变动，对我国来说，是一场危机，然而危机中蕴藏着机遇。
真理一开始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但它终究会为实践所验证而发出绚丽的光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国际格局大动荡大变动之初，邓小平同志讲过一番话，至今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邓小平同志充满自信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他还强调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不要看现在有人孤立我们，日子难过一点，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
小平同志这番话是于1990年春夏之交在会见外宾时说的。当时西方仍在对我国实行制裁，东欧已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已处于动荡中但尚未解体。那时小平同志已经透过纷繁复杂的重重迷雾，提出世界格局大变动给中国提供了几百年难得遇到的历史性机遇这一重大课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重大论断的时候，我不在场，我是事后在听小范围传达时知道的。如果说，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理解还不充分的话，事后我反复琢磨，愈加感到它的深刻。时隔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连续上了几个大台阶，国家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事实已经雄辩地证实了小平同志当年预见的正确，人们不能不从内心钦佩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超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