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专题(1)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许知远，方曌

“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

一

“梁启超来过这里吗？”我问他。

“梁先生是保皇党，是中华总会接待他，孙先生倒是每次都来的。”

他身材不高，健壮有力，光头锃亮，穿一件白衬衫，纽扣松开的胸前，隐隐见到刺青——两条穿过腰间的青龙，那是一位墨西哥人的杰作。五十二岁的周国祥是洪门致公堂的“龙头大哥”。

旧金山的唐人街，仍有某种魔幻色彩。到处是那些僵化的中国符号——金龙、红灯笼、木雕，橱窗里烧腊随处可见，还有数不尽的“堂”与“同乡会”，仿佛一部分旧中国就这样冰封在此。

你总看到“天下为公”的匾额，旁边也总有人在散发“×××”的传单。不管他们的理念与风格多么不同，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与此刻的×××，都是中央政权的叛逆者，都在试图创造另一种思维与组织。在唐人街的边缘更有“城市之光”书店，杰克·凯鲁亚克常在此厮混。这真是奇妙的相遇，“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该怎样看待唐人街？

“洪门致公堂”的招牌掩藏在唐人街逼仄的街道中，淹没在各式“堂”与餐馆的招牌中，倘若不是本地朋友带路，定然难觅踪迹。在吕宋街一幢四层小楼上，它的总部设在最高一层，踏上一条狭窄、陡峭的木楼梯，路过麻将馆，就看到了竖排的红底黑字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字样。周国祥就在门口迎接我们。

乍进这总部，仿佛进了一个戏台，你看到五颜六色的旗帜，舞狮子头、八仙椅还有少林五祖的彩色画像，仔细端详墙壁上的题字、照片与画像，则是另一个更激越的世界——你看到“建立民主”的横幅，并列在一起的陈天华、邹容、徐锡麟的画像，还有黄兴、陈炯明、吴佩孚等一系列民国要人的照片，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刊登他在美国海关被扣留的新闻的《旧金山纪事报》、“二次革命”时发来的一封封催款电报，被镶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墙上。

“没有我们洪门，中国近代史就不完整。”他的普通话讲起来吃力，大致可以听懂，口气既自得又不满，愤愤不平于这辉煌的历史被新时代遗忘。

是啊，在周国祥的叙述里，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孙中山不仅是中华民国之父，更是洪门中的“红棍”——这个庞大组织中专司武力的头领。

“革命成功前，孙先生来这里，只有我们接待他，别人都把他当成瘟神，要躲开的。”他说。历史突然变得具体起来。我们总觉得出生于广东、在夏威夷长大的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却常忘记，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流亡者，一个难以理解的异端。相较而言，另一位政治改良者梁启超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国内的政治争端，也令海外华人社区的立场泾渭分明。

二

没人说得清“洪门”的确切缘起，它又与“三合会”、“天地会”、“青帮”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在模糊的历史记载与绘声绘色的民间传说的相互作用下，它不可考却也更富神秘的吸引力。

它与火烧南少林，也可能与郑成功相关，总之，它是民间为对抗新到来的统治者而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散入南方的民间社会，成为传统中国错综复杂的民间组织的一员。它的仪式与组织形态仍有力地保存下来。当周国祥在2006年接掌“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时，他要接过龙头棍、信印，上香，拜土地、少林五祖列宗，还有与众人一起高唱：“双手把住一条龙，洪家分明八字通，无论此杖何处用，反清复明第一功。”

“洪门”的起源难考，旧金山的“洪门致公总堂”却清晰地源起于1848年。这一年，正是美国西岸发现金矿的新闻传遍世界之时，它也同样激动着广东福建的沿海居民，一场寻找“金山”的浪潮开始了。

“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与中国历次的朝代更替不同，现代中国深深受制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界，来自外部的思想、力量在中国内部的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原本只是做着“金山梦”的普通人，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半互助、半黑社会性质的“洪门”则突然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常年的流亡者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找不到革命基地，却在异乡客中寻觅到热情的支持。这种情绪在中日战争中则继续延续，海外社区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

谈到这段历史时，周国祥兴奋难耐，仿佛一种被长期压抑的身份认同得到了舒张，似乎倘若欠缺了“洪门”的视角，中国历史必定难以理解。

不过，他真是一个好的解释者吗？还是他不过是再度印证了“洪门”不可避免的衰落？

三

“我八岁入道，九岁捅人，十二岁嫖妓，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谈起在香港的早年经历，他似乎毫不遮掩，他的绰号“虾仔”不过就是水边底层家庭对孩子的简单期待——不引人瞩目，卑微地活下去。

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被黑社会所吸收。他最早加入的帮派14K，也是一位洪门兄弟创办的——戴笠的下属、曾为国民党中将的葛肇煌曾组织“洪门忠义堂”，以为反共储备力量，在政权更替后，他前往香港，也把组织更名为“14K”，并誓言反攻大陆。

这些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衰落了，它不过变成了另一个帮派组织，忙于获得地盘与保护费，用非法生意来维持生存。1977年，十六岁的周国祥被派往旧金山，这也可以看做是香港黑社会全球扩张的一个例证。自从19世纪的“淘金热”以来，香港与旧金山就有着特别联系，它们相互造就。而到了1960年代末，又一次华人移民潮到来，主要来自香港与台湾。这次移民给封闭了多年的唐人街带来了新的人口、活力与资金，也吸引了帮派来分享这新繁荣带来的利润。

年轻的周国祥，很快就成了这股犯罪浪潮中的中坚力量。自1977年从香港来到旧金山以来，他有二十二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几乎唐人街的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与人交战的痕迹，最戏剧的一次，他一个人独战二十八位，他“虾仔”的绰号在华人帮派圈中无人不知。

他脚上仍带着跟踪器，他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更不能前往他乡。过去十年里，他也一直试图呈现出一个改过自新的形象，他要用自己的不幸往事，来教育可能卷入犯罪的青少年，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建立新的社区领导人的形象。但谁也不能肯定，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的活动是否仍在继续。

当他被推举为“龙头大哥”时，看起来是个可疑的继任者，这也象征着“洪门”力量是多么衰微，这个影响现代中国的组织，变得几乎无人问津。1949年之后，国共分野、两岸隔离，民族救亡的动力也消失了，洪门的身份被撕扯，也再度变得模糊，这个组织陷入了沉寂与自我封闭，会中的长老希望这位“虾仔”能够重振它。况且，离奇与凶险也从未离开这个组织，2005年，上一位“龙头大哥”被乱枪打死，接棒人也需要足够的胆量（但是，很多人也怀疑，周国祥与此难逃干系）。

四

“我来的时候，总堂欠了银行十多万，我们这个总部里，全是烂木头，我叫了小兄弟给清理的。”我望着四周，它不再像是一个庞大民间组织的总堂，倒更像是一个民间博物馆。这也是这个新“龙头大哥”的期待，它要把洪门的门再度打开，让人们了解这尘封的历史。倘若，它在现实的世界失去了影响力，那么它就要依赖历史记忆来获取认可。

从一个黑道大哥到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对他来说，这个转化不是个容易的事，他的讲述常有着明显的错误，不过是同门中人口耳相传的知识。不过，一些细节却时有一种特别动人的效果，他说起翻阅总堂积压的文件时，看到了当年一名女工给同盟会的欠单，她愿意捐5元，但她手上没这么多，先欠着你，以后再还上。

走在今日的旧金山，“龙头大哥”像是来自历史的回声，它与此刻的世界有什么关联吗？唐人街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像是一个维修不善的博物馆，在一些角落里，你仍可以想象孙中山、梁启超到来时的模样。你可以想象，那些留着长辫子、几乎都是男人的社会。他们以苦力、洗衣为业。梁启超说他们“爱乡心甚盛，不肯同化于外人，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但也“无政治能力，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

新一批中国移民正向这里涌来，这与之前的历次移民截然不同。这一次移民者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孱弱、不再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备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但这群成功者却仍然感到某种不安全，他们无能为力去做某种改变，唯一能做的是离开。但这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吗？离去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当然，它也可能带来了另一种停滞。

“龙头大哥”不准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什么看法，当被问起“××功”时，他也避而不谈。他1977年到来时，台北在这里拥有支配性的影响力，每年的“双十节”，到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设计这旗的陆皓东，也是周国祥口中的“陆皓东大哥”。

那时的唐人街也像是美国的法外之地，美国警察对其内部的争夺与暴力不以为意。或许正因此，来自台湾的陈启礼才有可能在此谋杀作家江南。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看起来再符合不过洪门出身的国民党与江湖的紧密联系。不过，也正是这一案件，终结了蒋家王朝。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京与台北的力量倾斜是如此显著。在唐人街上，我只看到一面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那是在国民党的北美总部。我上到二楼，正遇到一位书记，他勉强邀请我坐下来，很不情愿地闲聊几句，似乎那股党文化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他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任何看法。

周国祥不满意此刻的国民党，他多少觉得，马英九前往旧金山不拜洪门，是对于历史的藐视。至于北京呢，他也多次提及与中国致公党的关联，电视台与博物馆对于洪门的兴趣。“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他说，似乎仍想在两岸都试图采取的统战政策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告别戏台与革命博物馆结合的“五洲洪门致公党”总部时，我问“龙头大哥”是否这组织依赖于中国内部失序而昌盛，但如今中国再度崛起，它就要不可避免地继续衰落。

“天下不可能永远太平，到时候，洪门一定会再起。”我不知道，这仅是一句玩笑话，还是这个昔日的街头战士，本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神秘本质。

五

旧金山的唐人街，只是庞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角，而“龙头大哥”的故事，则是常被遮蔽与遗忘的历史叙述。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蒸汽船，由步行和涉水变成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增加，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的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

最开始移民的目的地是东南亚，中国人开始是作为当地人和来自欧洲的客商之间的中间人，逐渐建立起了当地的华人社区。这波移民和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变动有关，源源不断从南美洲输送来的白银和渴望东方货物的商人也提供了中国人移民的动力。这一过程是缓慢而持久的，直到19世纪中国的港口城市被迫开放，这一过程才开始加速。中国人作为劳动力被输向澳大利亚、美洲甚至是马达加斯加。第一次有中央政府主导的移民则是到民国时期才发生：法国工人的短缺和民国政府机会主义式的一战战略使大量华工进入法国、英国，或是滞留在途经的加拿大。此时，移民也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原来单向的移民潮开始变成双向的走廊。在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移民的身份、动因、目的地都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新老移民也需要面对彼此间的不同和隔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