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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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章太炎:专志精微,穷研训故;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传略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汉族,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经学大师。

早年师事著名经学家俞樾。1897年为《时务报》撰述,宣传变法,后因思想分歧离开《时务报》,先后任职于《经世报》、《昌言报》等报刊,并为多家报刊撰稿。戊戌政变后撰文痛悼六君子,怒斥慈禧太后,清朝政府下令通缉,避走台湾。1899年5月东渡日本,在横滨首次与孙中山相会。9月返上海,任《亚东时报》主笔。1900年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上海张园国会,割辫表示坚决反清。1902年流亡日本,与秦力山至横滨谒孙中山,双方讨论革命胜利后的土地、建都等问题。在孙支持下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07、1909年与陶成章等掀起倒孙风潮。191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任会长。

武昌起义后返国,与孙捐弃前嫌。主编《大共和日报》,并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2年1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后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日渐脱离政治,以讲学为业,并专意治学。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

章太炎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深湛造诣。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怪誉 章太炎经常被人叫做“章疯子”,这个怪誉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其二是: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

有趣的是,章太炎对这个怪誉并不反感,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门生 章太炎与黄侃的相识完全出自偶然。1905年黄侃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推荐,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而在1906年5月,章太炎因在国内号召革命排满,剪掉辫子,遭到清政府的迫害而遁居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并创办国学讲习所,传授国学。

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黄侃也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

黄侃开始不断为《民报》撰稿。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拍手称快,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两人相见,惺惺相惜,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黄侃母亲病重,欲回国侍奉。章太炎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罢默而不语。章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纳头便拜,正式受业章门。

而在民间流传的章太炎与黄侃的相识过程则具有无法核实的传奇色彩:

黄侃到日本后,租住的公寓里住着好几位中国人。他向来孤傲自恃,轻易不与人交往,也不认识住在他楼下的章太炎。一天夜里,黄侃要解小便,他根本不去楼下的厕所,而是站在窗台上,直接往楼下撒尿。章太炎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读书,突然窗外撒下一泡尿来,正值夏天,开着门窗,一股臊腥味扑鼻而来。他素来脾气火爆,以骂人闻名,被人称作“章疯子”。见状便破口大骂,将楼上的撒尿人骂个狗血喷头。殊不知,黄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却不愿认错,反而不甘示弱,以国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其他的住户出面相劝,才偃旗息鼓了。第二天,有个邻居告诉黄侃,昨夜跟他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这时黄侃才觉得自己的唐突,便到楼下敲开章太炎的房门,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了歉意并折节称弟子。

事实上,两人无论如何相识,都是中国国学的幸事,黄侃后来成为章太炎门下最为得意的大弟子。他和老师章太炎均精通音韵,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世称“章黄二学”。

1915年冬,袁世凯筹谋称帝时,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在北大教书的黄侃得知恩师被软禁,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到章太炎生活寂寞,还以“问学”为借口,留下来伴宿。黄侃白天到北大教书,晚上则与老师谈论学问,诗歌唱和,以慰师怀。直到几个月后,警察逐出黄侃,章太炎为此愤而绝食。黄侃还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组织营救章太炎。并“不怕羽毛摧折”,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他此时所作《有感》中有“幽都咫尺师门远,赋罢招魂望未穷”之句,表达了对章太炎被软禁的愤懑之情。

黄侃目中无人,恃才自重,但对恩师章太炎却特别尊敬,他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在与章太炎交往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是执弟子礼。黄侃闲暇时喜欢作诗,一旦成章就拿给章太炎,请求恩师指导。章太炎往往是给他写信点评。黄侃对老师的每封信都特别珍视,全都裱糊成册页珍藏。每逢新年或章太炎的寿诞之日,黄侃都要到章家叩贺。偶尔有人背后议论章太炎先生,他就据理反驳,极力维护恩师的声誉。章太炎对黄侃的才华也很器重,很认真地传授学识,提拔奖掖,认为黄侃是“举世罕与其匹”的学者。

讲学 1903年,章太炎因积极鼓吹反清革命并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而入狱,1906年5月出狱,随即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办《民报》,鼓吹排满革命,写了大批令国人振聋发聩的文章。1908年,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进入高潮期,吸引了众多弟子,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高足,日后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台柱子,形成章门学派。

章太炎于1907年在东京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08—1909年初,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地点先在大成中学,后在《民报》社先生寓所,前后听讲者“百数十人”。

下面是许寿裳记录的章太炎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迂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章太炎讲国学,吸引了大批学生,“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也有来听者,不多也”。《章太炎先生答问》中的记述也印证了许寿裳提到的“同门甚众”,即使“不备举”的学生中,还有像刘文典这样的大学者。

刘文典曾专门撰文记录拜在章太炎门下的情景: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作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

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

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拜师之后,刘文典几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处,向他请教,听他讲解研究经学、小学的方法。章太炎在东京时期的讲学,重点讲文字学,“开始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次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次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次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小学讲完后,章太炎又为弟子讲诸子学,刘文典提及章太炎讲《庄子》时的感受:“我那时太年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后来,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研究庄子的专家,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于1939年出版,有了睥睨学林的气度和资本,而其研究《庄子》的发轫,应源自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庄子。

周作人如此描述章太炎对学生的平易近人:“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章太炎在日本讲国学,有保存国粹、学术救国的情怀——承顾炎武“明道救世”排满抗清的宗旨来治经学和小学,把弘扬国学作为“识汉虏之别”之工具,要使国人“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种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

1913年,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也分析了章太炎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这一分析是准确的。章太炎苦心授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在国难之际宣扬民族精神,从而振奋民心勇赴国难。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死。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祢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章太炎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囚于钱粮胡同。

在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在钱粮胡同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自娱,听讲学子,人才济济,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章太炎讲述内典精义,由弟子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章太炎阅后,叹为观止,略加润饰,即以自己的名义,编入手订的《章氏丛书》中。黄侃的弟子金毓黻也参加听讲,写成《听讲日记》手稿,为世所重。这次讲学,章太炎在家书中说:“讲学之事,聊以解忧。”

1921年3—4月,章太炎在北平从事政治活动时,曾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31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请章太炎做学术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在北大做学术演讲的情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1932年秋,章太炎应金天翮(松岑)邀请至苏州讲学。初在公园县立图书馆讲学,勉励青年要学范仲淹的“名节厉俗”、顾炎武的“行己有耻”。接着在沧浪亭欢迎大会上讲《儒行要旨》《大学大义》《经义与治学》《文章源流》等,约一个月。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上海迁居苏州,积极筹备设立讲习会。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筹备期间,还组织章氏星期讲演会。从1935年4月到9月,共讲九期。除星期讲演会外,章太炎还利用间隙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

苏州讲学时,章太炎的鼻息肉之疾非常严重,这是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龙泉寺时落下的病根。“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1935年3月29日,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章太炎则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章太炎在苏州办的国学讲习会实际上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弟子孙世扬承担了大量的教学行政工作。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

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新学舍落成,正式开讲,标明以研究国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二年(学制两年),分为四期。

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

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王基乾在《忆余杭先生》一文中记述了章太炎扶病讲学的情形:

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已未能进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遗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亦临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学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1936年6月,章太炎讲完《尚书》后,又加开《说文部首》新课,准备在放暑假前讲完。不料他带病上课,劳累加剧,于6月14日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嘱:“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疾愤 16岁那年,章太炎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

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

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在文中,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这篇雄文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拘禁,邹容两年拘禁。后来,邹容因病去世,章太炎极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随即东渡日本逸居,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章太炎不顾老迈之躯,北上北平,呼吁抗日。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马上来晋谒恩师。章太炎很高兴,摸摸刘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此后,他派人给刘文典送来一副对子:“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是告诫刘文典要戒掉大烟,下联乃是夸他刘文典有种,敢当面骂蒋介石。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难当头,章太炎挺身而出,章太炎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抗战业绩,并指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对国民党政府表示极大失望。

章太炎还书写篆轴:“吴其为沼乎!”这是春秋吴越争霸的典故,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讲和,伍子胥反对:“二十年后,吴国大概要被越国毁坏成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了。”吴王夫差不听,结果不幸被伍子胥言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起兵灭亡吴国。章太炎以此典故,劝诫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不听国人的抗战呼声,以免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骑之下。

章太炎写下此篆轴后,激愤之下,北上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2月29日,章太炎抵达北平,并先后在京津会见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刘文典曾写道张学良会见章太炎时的情形:“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

情事 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名门闺秀,都望而却步。之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蔡元培听说这件事后,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为何偏情与两湖女子,至今无人知其究竟。

异行 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送章太炎回家,章太炎见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二话不说就坐到车上,挥手令车夫快走。等那个陪送者给自己找到车的时候,章太炎的车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车夫问章太炎去哪里?章太炎说:“家里。”“你家在哪里?”“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车夫没有办法,只好每经过一个里弄,都问章太炎:“是不是这个?”章太炎说不是。于是接着跑,车子就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陪送者不见了章太炎之后,急忙打电话到章家,章的家人急坏了,派了好些人,满大街地找。过了好久,才发现迎面过来一辆车,车上安然自若地坐着章太炎。从此,人们再不敢让章太炎一个人回家。

章太炎熟谙养生之术,但他自己从不讲究饮食。夫人只得反反复复告诫他说多吃某某蔬菜水果有益健康。章太炎每次听到,都把夫人的话复述一遍。之后,却从不去吃那种蔬菜或水果。

章太炎吃饭时,总是吃饭桌上自己眼前的一两道菜。有时遇上不喜欢的菜,他一口气吃完几碗白饭,然后便一声不吭地离去。为此,家里人只好特意将口味好的菜放在他眼前。后来,他鼻子有了炎症,只能用口呼吸。吃饭时,他嘴巴一边吃,一边吸气,常常不小心把饭屑吸入气管,于是对着饭桌就打起喷嚏来。喷嚏一来,饭花四溅,而他却神色自若,视若无事。

章太炎从不讲究仪容。如果不是夫人督促换衣,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他最怕洗脸,更怕洗澡。他的手也不常洗,很长的手指甲中常常塞满黑泥。

章太炎晚年痴迷于书。他家里满是书。卧室里除了床之外全是书。有一次他半夜睡醒,忽然想及某书某事,即起床在书架上找到那本书翻阅起来。他就这样站着看书,一站直到天明。第二日一早,仆役开门洒扫,发现章太炎赤身裸体,手持书卷,站在卧室里。仆役大惊:“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呢!”这夜下来,章太炎被冻得伤风感冒起来。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到了晚年,他更不晓得如何用钱了。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块钱。儿子要做大衣时,他也掏出五块钱。有一次,要盖房子了,他掏出来的,还是五块钱。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有次来到苏州,有人劝他在苏州住下,并在当地买一所房子。章太炎就跟着去了。房子蛰居于陋巷,前面是一座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过去一看,看见楼,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感觉很满意,于是不再看,就和人家谈价钱。人家向他开价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是非常离谱的高价了。不料,章太炎居然不还价,竟给了人家一万七千元。等到夫人过来看时,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这时,夫人才发现房子破得竟不能住人。最后,房子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反要另外花了钱雇人专门看守着。

评誉 章太炎于1936年6月14日病逝。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国葬令(7月9日)全文如下: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许寿裳的挽联云:

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故;

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上联用了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也用了两篇文章:《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构思巧妙之极。上联是指国学大师,下联是指革命元勋。“以先生之德业巍巍,文章炳炳,远非数十个字所能形容,不过轮廓依稀在是而已。”

钱玄同的挽联云:

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上联纪其革命功绩,下联述其学术成就,客观持允,符合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称号。下联特意指出章太炎“讲学卅年,发扬族性”,难掩沉痛的感情。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这样评价章太炎: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