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跟随张灵甫将军的抗战岁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寻访录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60多年来，曾风靡全国的国内战争片《南征北战》《红日》经历了从黑白故事片、小说、改编黑白电影、彩色电影到再改编为电视剧的不同版本。凡看过前述小说、故事片或电视剧的人没有不知道“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因此人们皆是“提及张灵甫，必谈孟良崮”，而张灵甫与这支部队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的抗日故事却鲜为人知。从一位曾跟随在张灵甫身边的老人回忆口述中，我从不同视角看到了一个在抗日烽火中更为完整、更为真实的张灵甫……
不能忘却的记忆
胡立文老人是我寻访的抗战老兵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其一，胡老居住在贵州省会贵阳市以北120公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是我首次从贵阳乘搭长途火车去拜访的抗战老兵；其二，胡老在原七十四军中是国民革命军中级军官，军衔、职务为中校会计课长，是我目前寻访到的抗战官兵中职务、军衔最高者；其三，胡老曾在军中服役跟随的老上司是一位家喻户晓却又争议颇多的将领—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
2012年9月的一天，我在电话里与胡立文老人联系好之后前去遵义拜访他。虽然胡老事先已告知我他住处详细住址，但由于我是第一次到遵义，对路线不熟悉，还是在老人家居住的居民楼下徘徊许久也没能准确判断出胡老居住的准确位置。正当我握着手机犹豫不定之时，忽听有位老人亲切呼唤了我一声。我扭头看见这老人身材瘦小精干、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精神矍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我要找的胡立文。他说接到我电话后见我久久没有上门，估计我是迷路了便亲自下楼来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到了胡老家后，我随意扫了屋内四周一眼，老人的生活、居住环境虽然朴素，但清洁、整齐、有序，至少是我所拜访过的抗战老兵中，相对比较而言，生活条件还算是不错的，更令人欣慰的是，胡老虽然已迈入93岁的高龄，但身体依然健康。因为在拜访他之前我听说胡老近年身体不如以往，有很多往事都记不起来了，所以到胡老家之后我便先试着与他简单地闲聊了一会儿，所幸发现胡老并没有忘记当初抗战的那段经历，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小时里，他口中说得最多的是“军长”二字，这位军长就是他昔日的长官张灵甫。
国难当头，兄弟从军
1921年农历9月28日，胡立文出生在湖南桃江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除了父母之外，他还有一个名叫胡永生的哥哥。1937年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时，胡立文还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与哥哥胡永生约好一起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胡老说那时学生们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志愿参军的不仅仅是他们兄弟俩，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之后，大家集中在江西九江师管区整训，之后分散到不同的部队。胡立文被调入七十四军，与哥哥胡永生没有分在同一支队伍，兄弟俩各自整理好行装后依依话别。然而，令胡立文想不到的是，这一别竟然成了永诀，后来，他得知哥哥在湖北抗日作战中为国捐躯。说起这段往事，胡老含着泪花反复向我叮咛：“你记住，他名字是叫胡永生，在湖北战死的。”还用笔在我的备忘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胡永生”三个字。我记下了：胡永生，抗日烈士；生于湖南，阵亡于湖北……
相对兄长而言，胡立文是幸运的。1938年夏，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旅第三〇五团。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就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成立于淞沪会战期间，此后该军一直转战在全国各大抗日战场，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无战不与，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先锋铁军。
第三〇五团原是张灵甫所带的部队，不过在胡立文到七十四军的前几个月，张灵甫已晋升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在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张灵甫的书法堪称一绝，曾受到辛亥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的赏识。也因如此，他对能写一手好字的胡立文异常关照。胡立文回忆说：“军长（张灵甫当时为副旅长）见我年纪小，是个学生，学习也用功，所以他就对我非常照顾。他看到我字写得不错，就把我留在身边当文书。”因为张灵甫在1946年升为七十四军军长，所以胡立文回忆这位老长官时都习惯性称他为“军长”，实际上1938年夏季的张灵甫还只是副旅长。
在张灵甫的关照下，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胡立文留在了旅部任准尉司书。胡立文对张灵甫治军之法有很深的印象，胡老告诉我：“军长（张灵甫）对部队要求很高，纪律严明。他不仅治军严谨，而且对部属、特别是士兵非常关心。那时国家贫穷，多灾多难，物资缺乏，部队后勤保障困难重重。他总担心士兵缺衣少食，经常到士兵中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情况，与大家一起共度难关。每个月他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拨出一部分给大家改善伙食。在部队里面，军长对我是最好的。军长长得很高，那时候我才16岁出头，个子也小。他经常摸摸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干，把我当他的孩子一样带。”
张灵甫对待士兵如春天般的温暖，是一位爱兵如子的儒将；对待日寇侵略者，他立即就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猛张飞”。淞沪血战，他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保卫南京，他奋力杀敌，受伤犹不肯退下火线。胡立文到旅部之前张灵甫就有过几次负伤的经历。
“张古山，血染红”
“军长（张灵甫）非常会打仗，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70多年后，胡老回忆起张灵甫时仍带着敬意。稍后，胡老从房间里拿出一份抗战主题的月历，翻到9月那一页展示给我看。那页的老照片旁附有《七十四军军歌》的歌词，胡老用手指着“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这一句歌词对我说：“张古山就是他（张灵甫）带三〇五团去打下来的。”（注：据台湾地区史政局出版的《张灵甫传略》记载，张升任一五三旅副旅长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同年9月升旅长。张古山一战，张灵甫以少将旅长身份指挥一五三旅下辖三〇五团、三〇六团以及一五一旅的三〇二团。夜袭张古山是张亲自带领三〇五团精兵从后山突袭，当时三〇五团的团长是唐生海。）
胡立文老人说张灵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并不夸张，如果说在淞沪、南京、兰封一系列作战中，张灵甫的表现足以证明他的勇的话，那“夜袭张古山”便是将他的智谋与勇气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役。这一场战斗对我而言并不算陌生，但与张灵甫将军昔日的老部下再次谈起来却更有身临历史其境之感。
在1938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有两次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大捷”。第一次是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打出的“台儿庄大捷”。第二次是则1938年秋的武汉会战中，在薛岳将军指挥下打出的“万家岭大捷”。两场战役相隔不到半年，但后者知名度远远不及前者。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张古山之战又是万家岭战役中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
由台湾地区“知兵堂”出版的《七十四军战史》中这样记载张古山的战略地位：“张古山是万家岭战场的制高点，日军占据着张古山，就多了一道阻止中国军队进击的天然屏障；反之，若七十四军打下张古山，则不仅彻底封死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生路，而且可以居高临下直逼日军的核心阵地。因此，张古山的得失，关系到围歼一〇六师团的成败。”
张古山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日军守军自然要拼死守住。在武器落后、物资缺乏的条件下，我军不可强攻，只能智取。1938年10月6日，在商讨张古山作战的军事会议上，升任一五三旅旅长的张灵甫站了出来向师长王耀武主动请缨：“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
王耀武知道攻下张古山的难度之大，他一言不发，愣愣地看着请战的张灵甫。张灵甫为了解除师长的顾虑，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翻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王耀武欣然同意，当即将攻取张古山的任务交给了张灵甫。
张灵甫从担任主攻张古山的三〇五团中，挑选出500多精兵组成突击队，在10月7日傍晚时分开始行动。他们攀着藤葛，自人迹罕见的崎岖峡谷中暗渡而过，直插长岭北部的高地。高地上600余名日军在仓促间组织抵抗，很快便被张灵甫的部队所消灭。三〇五团正面部队对张古山进行佯攻，而突击队则自后山攀上顶峰，在日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予其致命一击。此地日军的800守敌虽做顽强抵抗，但终因腹背受敌而伤亡大半，迅速崩溃。张灵甫的一五三旅在一夜之间就攻克了万家岭战场制高点。
张灵甫攻占了张古山，但战斗并未因此结束。不甘失败的日军又组织20多架轰炸机对张古山阵地狂轰滥炸，将张古山上的我军置于一片浓烟火海中。猛烈轰炸后，急于夺回阵地的日军立马向张古山发起冲锋，守卫部队在轰炸中伤亡十分惨重，张古山随时都有得而复失的可能。危局之下，张灵甫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与团长唐生海一起亲自率领官兵和攻上来的日军进行白刃肉搏。经过一番惨烈血战，终于将这波日军赶下山去。这一战，三〇五团伤亡大半，团长唐生海身负重伤。这天黄昏，日军一〇六师团又一次对张古山发起攻势。张灵甫为保存有生力量，率领剩余部队撤下张古山。
10月9日，张灵甫再次在五十一师中挑选精兵，于当晚再次向张古山进攻。这一次出击，他们一路所向披靡，将张古山主峰四周的日军悉数扫荡。紧接着，这支突击队在张灵甫的率领下再次上演了“夜袭张古山”的奇迹。经过2个小时的肉搏，终于将攻山的日军消灭干净。后来日军又多次组织反攻，双方在张古山上展开了惨烈拉锯战。张古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达5次之多。枪声、炮声、杀喊声撼动山头，鲜血、骨肉浸染黄土，敌我双方的尸体漫山遍野，张古山一度成为日军所称的“血岭”。
这一次，张灵甫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同时也堵死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生路。此战至少毙敌6000多人，而我军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伤亡最大的三〇五团在撤下山时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第七十四军战史》中这样评价“张古山之战”：“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后，著名进步作家及词人田汉专程从武汉到江西前线采访了张灵甫，并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因剧中用了张灵甫的真实姓名，使他很快就名扬天下。同一时期，借着七十四军在此战中打出的军威，由任光作曲、田汉作词，创作了那首胡立文老人指给我看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州，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着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
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
建国必定成功！杀！
歌曲激扬澎湃，鼓舞和激励着全国的热血青年们从军抗日，守土卫国。
“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他对我是最好的，我也是最后一个跟着他的。”胡立文老人这样回忆张灵甫。之前，张灵甫的文书叫卢醒，也是十几岁就跟随他南征北战。1938年，卢醒已升至三〇六团副团长，1947年张灵甫在孟良崮战死时这位卢醒也随他而去，此乃后话。胡老所说的“最后一个跟着他”应该是指“他是最后一个跟着张灵甫的文书”。
自从做了张将军的文书，胡立文就一直追随着他纵横于各大战场。先后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大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场。在胡立文印象中，张灵甫作战刚猛勇敢，具有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办公桌上的纸笔文件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即使在战时间隙，他也会挤出时间写书法。
在他们参加过的战役中，胡老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江西的“高安之战”，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张灵甫失去了一条腿。那是1939年4月的一天，张灵甫率部强渡锦江后向高安推进。敌人在那一带重重设防，环布据点。那一天与日军交火的先头部队是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关于这一战，张灵甫将军的另一位老部下韩文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在韩文德老人的回忆文章里得知，张灵甫在那场战斗中亲自上阵与日军进行肉搏，韩文德还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打死了一个偷袭张灵甫的日本兵。然而，多次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张灵甫却在后来一次不大的战斗中“阴沟里翻船”。韩文德记得那天张灵甫刚从指挥部出来，就被日寇扫来的一阵机枪打中了腿。而胡立文老人也记得：“军长（张灵甫）的腿是出去指挥作战的时候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断的。”
张灵甫平时对胡立文非常照顾，所以听闻旅长受了伤后，胡立文自然也是知恩图报，全心全力地去营救长官。胡老回忆起当天的情况说：“他右膝盖被打伤，我叫了四个兵一起去把他抬下来，又开车一百多公里到宜春，在那用火车把他送到桂林的后方医院。”
在张灵甫到桂林治疗几个月后，胡立文还专程跑去医院看望过老长官。他说：“军长（张灵甫）看到我去很高兴啊，吃午饭时还专门为我加了几个菜。他受伤了也担心着部队，问了我很多前线的情况。”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限制，医生告诉张灵甫可能要截肢。张灵甫听后立即反对：“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尽管医生给他晓以利害，他依旧不改初衷：“不必啰唆，要锯腿，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后来在王耀武和薛岳的帮助下，张灵甫终被转到器材设备先进的香港玛丽医院治疗。在那里，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并告诉他只要静心疗养，康复应无问题。
尽管转入了医疗条件不错的香港医院，但张灵甫的腿终究还是没能完全康复。这是因为在住院期间的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含港、澳）”的新规定后，便坚持要提前出院（那时的香港还是英殖民地）。好心的院长劝他再疗养半个月，并保证他的腿一定能痊愈。他谢过院长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说完便拄着拐杖离去。
从此以后，张灵甫的右腿膝盖变得僵直不能弯曲，落下了终身残疾。
由于走路时右腿只能僵直着走，便得了一个“瘸腿将军”的绰号。但别人与他谈及腿废之事，他却说：“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逃离没有张灵甫的部队
与胡老谈天时，我们也说到了其他一些将领。我凭记忆在纸上按顺序写下了俞济时、王耀武、余程万、方先觉、李天霞几个名字。除了方先觉之外，其他几位都是七十四军中的风云人物。写好后，我将纸递给胡老看，问他是否认识这些人。胡老与俞济时素未谋面，但看到王耀武，他脸上就忽然浮现出笑容，指着“王耀武”的名字对我说：“他请我吃过饭。”
“王耀武是军长（张灵甫）的上司，他请我去吃饭，问了我许多关于军长的情况……而且他很看重军长，也是个很好的人。”胡老感叹道。
胡立文老人见到王耀武时，张灵甫还没有负伤离开部队。那天张灵甫派他去送文件，时任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见到了这个孩子兵，一问得知他是张灵甫的文书后便热情地拉着他的手与他闲聊起来。谈话中听说胡立文还没吃饭，王耀武马上邀他一起到师长办公室用餐。与王耀武的这段经历，胡立文老人也向给张灵甫写传记的钟子麟女士说起过，并被她记入书中。胡老曾感慨道：“我真是受宠若惊，他一个大师长请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吃饭做什么？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也懂得他这样做不是特别对我怎么样，他其实是在给我们旅长（张灵甫）面子啊。”
胡立文见过余程万，但这位后来孤守常德的英雄在当时留给他的印象并不深。遗憾的是，那位后来率部坚守衡阳47天，打出一场惊天泣鬼保卫战的英雄方先觉与胡老也没有一面之缘。最后胡老的手指移到了“李天霞”的名字上，轻轻敲打着，脸色变得很不自然。我心想张灵甫后来之所以战死孟良崮，与李天霞存心不救援有着很大关系，胡老对张灵甫感情这么深，对李天霞没有好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胡老对着李天霞的名字说出的第一句话仍然出乎我的预料。他说：“这个人心肠不好，对军长（张灵甫）有意见，所以趁他不在就要想整我去坐牢。”
“坐牢”这件事发生在张灵甫在高安负伤离开部队之后。1939年5月，胡立文被李天霞调到五十一师师部任中尉副官。胡老告诉我，李天霞与张灵甫很早就不和了，他说：“李天霞的资历比军长（张灵甫）老，但王耀武又很器重军长，军长升职也升得很快，他心里就很不舒服军长。”
张灵甫与李天霞不和在军官中人人皆知，但并不十分了解上层斗争之厉害的胡立文却吃了这方面的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胡立文还很单纯，张灵甫虽然不在部队，但胡与战友们聊天时只要提起张灵甫，就一定会对张灵甫作战时的英勇夸赞一番。这些话传到了李天霞耳朵里，竟让他对这个孩子怀恨在心，后来居然故意找茬要判胡立文的刑，让他去坐牢。李天霞的举动让胡立文感到自打张灵甫离开之后，自己在部队里已是危机四伏，特别是这位李天霞对他更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1940年初，感到此处不宜久留的胡立文就找机会逃回了老家。
重返七十四军
张灵甫还未等到自己的腿完全康复便回到了部队，并于1941年冬天升任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少将师长。在老家的胡立文听闻张灵甫已经回到部队，他也随即重返七十四军，再次回到张灵甫身边。这一次，张灵甫安排他担任军需处上尉军官。
归队的胡立文再次跟随张灵甫迎着日寇的炮火前进。他们在上高与日军决战并取得胜利，那一战之后七十四军获得了上级颁发的一面绣有白色飞虎的青天白日旗，他们将这面荣誉之旗称为“飞虎旗”。第七十四军“抗日铁军”之威名也由此战而来。之后，胡立文继续跟着张灵甫二战长沙、浴血浙赣。
两人的关系虽是上下级，但几年相处下来感情已非常深厚，加之胡立文的知识才能也是当时部队难得的人才，当有上级在部队挑选人才送军校培养学习的机会时，张灵甫自然也会任人唯贤推荐这位小老弟。胡立文老人告诉我，在张灵甫的保荐下，他被送到了“桂林军需学校”深造，那是1942年的事。胡立文再一次与张灵甫分别，进入了“桂林军需学校”第十二期。为了不辜负长官的厚望，胡立文到军校后倍加努力地学习，以优异成绩得到了李济深与何香凝的亲自颁奖。谈起这段，老人家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那期三百多个学生，我每年都是前三名以内。结果呢，军需学校就留我当教官，一直当到日本打进桂林……”
胡立文在军校深造的这段时间，张灵甫在前线过着漫天烽火的日子。他一战于鄂西，二战于常德，三战于衡阳……几乎是哪里有恶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44年的中国，夹杂着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恐慌。在西线，中国远征军频频传来捷报，松山、腾冲、龙陵相继收复；而东线的中国军队却经历了八年抗战中最惨烈的豫湘桂大溃败，许昌、长沙、衡阳相继陷落敌手。
1944年11月10日，桂林被日军攻陷，在军需学校任教官的胡立文也随学校师生转移到大后方贵州。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抗战胜利。
阴阳永诀，脱去戎装
抗战胜利后，胡立文听闻张灵甫驻防南京的消息后便马上启程去找他。在南京，见到胡立文的张灵甫非常高兴，立刻给他安排了职务。胡立文回忆说：“军长对我很信任，安排我做中校会计课长，掌管整个军的军费。”
这是胡立文在第七十四军中的最后一个职位，所以后来每当胡老给前去拜访的志愿者签名时，都是签“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
胡立文的中校军衔也有一段和张灵甫有关的小故事。由于在抗战胜利时胡立文还不满24岁，军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相对中校军衔来说，胡立文显得有些年轻了。但当时部队正是用人之际，为了让人才能够为部队所用，张灵甫大胆提拔年轻人，将他的年龄报成了30岁，这样，拥有中校军衔的胡立文才能担任掌管整个七十四军军费的重任。
1945年秋天，凯旋的张灵甫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美满的一段婚姻。他的夫人叫王玉龄，一位美丽而坚强的女士。据王玉龄女士晚年回忆，她与张灵甫结婚时年仅17岁，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两年，但他们却异常相爱。王玉龄说，平日夫妻相处时的张灵甫并不喜欢谈他抗战时在战场上的那些辉煌，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更偏爱向妻子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胡立文老人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王玉龄女士的，那年他刚满24岁。
时间终究还是到了1947年。内战已经全面爆发，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成的七十四师开赴山东前线激战，师长是张灵甫。5月16日，被围困已久的张灵甫在开完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决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戎马一生。
张灵甫死后两年，就连他所效忠的蒋校长也因战败而去了台湾。
胡立文后来也脱去军装，告别了他10年的军旅生涯。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他曾在《贵州日报》做过编辑，在贵州省干校当过教师，后来又办了一个“国光肥皂厂”。老人总算是安安稳稳地走到今天，即便是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也未波及到他。而张灵甫将军的遗孀王玉龄女士也于20世纪70年代重返大陆。
后来，随着政策开放、信息发达，已是古稀老人的胡立文与居住在上海的王玉龄女士恢复了联系。他说：“后来我和王玉龄女士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我去过她那里。前年我都还去了上海和她们一起参加活动。”
看到和蔼慈祥的胡立文老人晚年能在一个不错的环境中度过，我从心底替老人家感到高兴和安慰。胡老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还创作过许多好文章。8年前，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崇拜伟大的抗日英雄张灵甫将军》的回忆文章。如今，93岁高龄的胡老依旧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老人现在最爱读的3份报纸是《参考消息》《团结报》《遵义晚报》，最爱读的两本杂志是《炎黄春秋》和《贵州民革》。
临别时，胡老送我一本抗战主题的挂历，他在挂历上写下的“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赠小友周渝”一行字依然是笔走龙蛇，铁划银钩，不减当年风采。我亦衷心祝愿胡老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安享晚年。
“当年有幸识夫君，
没世难忘恩爱情。
四七硝烟伤永诀，
凄凄往事怯重温。”
这是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女士为丈夫题写的一首诗。在本文的篇尾，我想说说这位忠贞而坚强的女士。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成夫妻时年仅17岁；结婚不到两年她便经历了失去了丈夫的不幸。一个不满20岁的少女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奔波打拼数十年，这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也无法做到的。然而，几十年的光阴虽然苍老了年华，却没有冲淡她对丈夫的爱，正如《因为爱情》中所唱“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这样阴阳相隔的爱情尽管带着些凄美色彩，却足以令人羡慕。除了对爱情的忠贞，更让我敬佩的是王玉龄女士对个人命运的思考与对历史的气度。尽管对丈夫情深似海，但她却能在今天与当年张灵甫孟良崮战役的对手粟裕将军的后人同聚一桌，彼此相逢一笑。
孟良崮上夕阳红，往昔峥嵘亦随风。今天，硝烟散尽的孟良崮遗址立有一块王玉龄女士题写的石碑—“和平统一”这四个大字，意味深长。如今的两岸和平来之不易，从这一角度而言，由“和平”走向“统一”便是新一代炎黄子孙进一步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