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3)
陈志武教授的介绍让我很感慨，我想耶鲁诞生了那样多的总统，是有其教育功效的。如何为学生长远发展做出努力，这才是教育应有的功能。学生来到大学，除了专业知识学习之外，我更希望获得心性上成长。所以每每遇到带着上述两类问题来找我的学生，我都会很认真地与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能够纠正自己对专业的认识；对那些告诉我不喜欢现在学习的专业而是喜欢管理学领域的学生，我会很清晰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不会选择接受他们选择我所在的领域，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个专业领域里，我们需要探讨的不再是是否喜欢这个专业的问题，而是探讨如何接受挑战并把专业学好的问题。能够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并取得成效，在我看来是心性成长的一部分。
如果去观察那些取得成就，发挥作用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所拥有的是不局限于专业的能力，拥有的是去做事情的能力；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专业知识，而是拥有与人合作、寻找成长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技术，而是拥有了理解人性与激发能量的热情；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对自己的自信，而是拥有对自己与他人、与社会所达成的自信。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在大学毕业时，就确定一生的职业选择，每次职业选择和发展都会有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永远追求卓越的人，在任何职业阶段、任何领域发展，都可以创造出价值贡献，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讲，不管到社会上做什么工作，我总希望他们能追求卓越，做到最好，只要这样去做，就可成就梦想。
我是一个大学教师，同时又在农牧行业工作，大学时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后却去社会科学系任教，之后转到工商管理学院任教，然后兼职到企业去承担一个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从自己职业发展的过程来看，一个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或者行业，只要你做好足够的准备。在农牧行业里我认识一位董事长，他是北大毕业，但是现在卖猪肉，而且做得非常好。当人们探究他为什么卖猪肉可以卖好，结论是因他是北大毕业。我喜欢这样的故事，喜欢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无论在任何行业，只要你决定去做，就一定会做好，因为你是大学毕业生。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职业取向已经多元化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说明就业通道更加丰富，一方面说明学生适应就业的能力更强。我们看到哪怕是同一个专业，学生也到不同行业里去发展，很多人发展得很顺利，这无疑是在大学中获得了真正的培养，既掌握了知识与技能，也拥有综合发展的素质，这样培养学生的大学才是一所好的大学。
喜欢一位歌手叫李健，特别喜欢他写的歌。当知道他是清华毕业时，忽然对清华增加了很多好感。喜欢这样的大学，因为这个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好。现在读大学是极其幸运的，因为社会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没有什么限制，而且机会非常多，就看你能不能选择合适的地方发挥自己的才华，有没有准备好去拥有属于你的机会。我总认为，机会一定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所以希望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准备，学生也要在读大学期间，学会理解专业学习的价值，好好地发展自己的心性，这样才能让自己拥有长远发展的基础。
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教育，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的标准。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思辨
什么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如果从最简单的评价标准来看，课业通过，获得毕业论文评定通过的学生应该是合格的大学生了。真的就是如此吗？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完成知识的储备，还要获得心性的成长，以及拥有思辨的能力，至少要获得这三方面的训练与成长。
有关知识储备方面的训练，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心性成长的训练，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受重视，但是思辨能力的训练，却依然非常薄弱，甚至很多学生博士毕业，也未掌握这项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
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真正获得独到见解，或者无法与不同看法进行交流并获得共识；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或者无法为今后持续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不具备思辨能力，甚至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有价值判断的人。在我们身边常常会看到人们犯一些“常识”错误，也常常会遇到人云亦云的从众行为；一些人因为无法思辨，导致成为舆论的跟随者，反而混淆了是非，甚至直接导致混沌和混乱。因此，思辨能力的训练是最重要的学习，学会思辨，可以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寻求论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的本质。这本身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良好习惯。
从事教育多年，有很多机会与朋友去探讨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之间的差异，看到中国学生善于考试并获取好成绩时，一些朋友会认为中国教育并不输给美国教育。不过我知道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关于思辨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教育非常在意思辨能力的培养，与美国学生在一起，你很容易发现，他们在探讨一个观点时，会很自然地去怀疑、审视，然后用证据来证明观点的逻辑性或者事实性，或者寻找数据来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们不会盲从地相信一种观点，哪怕这种观点是一个权威专家的。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美国人拥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信以及足够的自我肯定。这让美国获得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充分的传播能力，以及说服对方的沟通能力。中国教育不缺失知识教育，缺的正是思辨能力的教育。
思辨能力的缺失，让很多学生无法界定问题、提出问题、论证及推演，也就无法获得判断和结论，更不用说做出贡献了。有时看研究生写的论文，会看到一个不需要论证就可得到的结论，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做出复杂的论证，或者看到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自己从事管理领域研究，很多时候与企业界朋友在一起交流，他们告诉我，从不看管理学的学术期刊，一方面看不懂，一方面觉得教授谈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不称之为话题。我不能完全去认同他们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学术研究的论文他们的确不看，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培养学生所做的研究，在一个实践导向的学科里，竟然与实践脱节。
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鉴于此，最需要反思的是：管理研究到底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中国企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实需要我们回答：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所以，在和管理学者交流时，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成为讨论的话题，可惜的是，改变的情形并不明显，我想这里面是否存在一个关于思辨能力的问题呢？在与自己的研究生交流的时候，我一直要求学生们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训练本身就是在训练思辨能力，我希望他们能够训练自己的思辨能力。
我需要学生理解，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受制于大学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要求，绝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学者都以西方期刊作为标志性的学术标准，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同样认同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但是在这20多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极端到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即便是在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管理的实践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可以很明确地回答，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做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的现象所带来的令人可怕的结果是：专业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正确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出极大的努力，获得国际认可，而并不关心中国企业的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研究方法的界定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框定问题，这些方法是不能够发挥真正意义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但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管理问题和美国的管理问题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对美国市场适用的理论常常和中国的情形并不一致。譬如，管理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不利的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前瞻地着眼未来而比较冒险的战略；在美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采取前瞻的而非防守的战略。在中国企业中，企业家的作用可以用“英雄”来形容，一个企业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不断超越；在美国的管理理论中，更强调组织能力而非管理者个人，一个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成员具有社会人的特征而非职业人；美国企业成员却具有职业素养。由此可知，我们可以和美国学者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但面对的问题却截然不同。如果不能先框定问题，而一味地在界定方法上花工夫，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是无法具有指导意义的。
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管理研究者，多数人是通过管理教育来学习管理的，但是管理首先是实践，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研究者有很大的局限性。德鲁克先生曾经对赵曙明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这段话无疑是对中国管理研究者的一个忠告和指引：唯有深入中国企业，了解并寻找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多年来，我一直沉浸在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著作中：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典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美国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美国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正是西方管理大师框定问题的能力。
中国企业环境和西方理论产生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历史和制度使得中国的公司概念和西方的公司概念差别很大，甚至连公司拥有确定的所有权和边界这样的公认假设也不一定成立，或者很难详细说明公司的情况和确定它们的边界。在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失败的企业有着西方从未有过的原因，而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根源于对中国经济环境的深刻理解，不同的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影响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更换领导人，对企业的影响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环境，非常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而对问题的界定则成为关键。
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却是世界上被管理学者最少研究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源于我们开放的时间不足够；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与国情，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问题，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反观日本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企业很好地融合了西方理论和日本文化与国情——戴明的质量管理在日本得以发展并成为管理经典，从日本忠诚与服从文化延展开来，结合明确的质量标准与一线工人严格遵守的习惯，让日本以“物美价廉”的方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理标杆；“精益制造”成为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模式，进而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中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经济体。
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研究和贡献，直到今天，还无法厘清中国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地方在哪里，无法让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坚实的研究基础，而这一切研究上的准备必须服从于一个目的：框定中国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把方法作为目的。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对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