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忆振铎兄

平伯

古人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为随着时光的过去，那悲哀的颜色就会日趋于黯淡了。正惟其如此，所怀念的四周的轮廓虽渐渐地有点模糊，而它的中心形象便会越发地鲜明；也惟其历久而动人思念，这才是更值得追怀的。

北京的秋光依然那样清澈，红旗焕彩，映照晴空，木樨尚有余芳，黄菊已在吐艳。有朋友提起郑振铎先生逝世三周年快到了，我们应该有些文字来纪念他。我仿佛吃了一惊。真格的有三年么？可不是已有三年。时光真是过得好快呵。

文章虽短，说起来话也长。我最初认识他在上海，约当一九二一年（“五四”时期，我们虽同在北京上学，却还不相识）。他住在上海闸北永兴路的小楼上，后来他搬走了，我就住在那里，约也有不足一年的光景。振铎那时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但他却很好客，爱买书，爱喝酒，颇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他的爱交朋友和好搜求异书，凡是和他熟一点的朋友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为人天真烂漫，胸无城府，可谓“善与人同”，却又毫不敷衍假借，有时且嫉恶甚严。他也不是不懂得旧社会里有那么一套的“人情世故”，从他写的杂文小说里就可以知道；他却似乎有意反对那一套，他常常藐视那些无聊的举动。虽后来阅历中年，饱经忧患，解放后重睹光明，以致他最后的一刹那，这耿介的脾气却始终没有变。

我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来北京。后来发生“五卅”事变，我已不在上海了。对我说来，有很大的损失。在这以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文章已找不着了，大意还可以记得。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我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迷魂阵里。振铎的一生，变化很多，进步也很快，到他的晚年，是否已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尚有待于后人论定；但从我一方面看来，他始终走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前进，他是我的“畏友”之一。

上文说过他“善与人同”，却并不肯“苟同”。他如意谓不然，便坚决的以为不可。有时和熟朋友们争执起来，会弄得面红耳赤的。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昨天我过北海团城，不禁想起振铎来了。一九五三年的晚秋，比现在还稍晚一点，黄昏时候，我从团城他的办公室，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红楼梦》，其中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原封未动，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他供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原希望我把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做得更好，那知到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无论为公为私，我是这样的愧负呵！

再记得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到他的黄化门寓所，片刻的谈话里，他给我直率的规箴，且真诚地关怀着我，这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当时只认为朋友相逢，亦平常事耳，又谁知即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他！

眼看重阳节又快到了。从前上海的老朋友们现都在北京，虽然年纪都增加了若干，精神倒还是年青的。有时聚会，总不免想起振铎来。这悲感不必一定强烈，何况又隔了一些时间，你虽尽可坦然处之，但它却有时竟会蓦然使你“若有所失”。这就很别扭，又难于形容。不由得想起前人的诗句，所谓“亡书久似怀良朋”。像振铎平素特别爱好书籍，借来抒写这淡而悲的感触，似乎也是适当的。

（原载1961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编者按：“前人的诗句”是指司空图的“亡书久似失良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