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怀念郑振铎先生

程俊英

郑振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回忆往事，中心黯然！我们的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由于一起参加福建同乡会，又共同投入五四运动，渐渐地便熟悉了。那时，我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肄业，他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所学不同，但他不修边幅，态度潇洒，目光炯炯，演说激昂，引起了我校同窗的注意。而且他性好古籍，擅长文墨，经常手挟小说诗词，在《新社会》、《闽潮》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更被我的同学黄庐隐、王世瑛等称为同道。当时他热恋世瑛，脉脉的书简，遒劲的书法，红楼的伫立，胸臆的倾诉，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一九二一年，郑公毕业了，去上海工作，经友人介绍，认识了高梦旦先生。高氏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并招为东床佳婿，将女儿高君箴女士妻之。一九二七年，他寄赠《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和四册《文学大纲》，我才知道他仍在研究古典文学。后来，我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一九三四年，暨大更换校长，由商务印书馆何炳松先生继任。郑公担任文学院院长，先夫张耀翔教授担任教务长。此后，我们过从又密切起来。郑公经常到暨南新村我家闲谈，并邀请我们至庙弄他家品茗或吃闽菜，参观藏书楼，谈论作家和文章，友情与日俱增，如感鲍叔之知。抗战期间，暨大南迁，我们因子病未能随往，郑公则为保存祖国文献典籍而留沪。他隐姓匿名于居尔典路一所小屋里，有时也住我家亭子间。每天早上，他装作有工作的人上班，提着皮包出门。薄暮归来，包里总装有古书，似乎每天均有所得。最后由古书店漫步至金神父路我家吃晚餐，虽然粗茶淡饭，但彼此以保持民族气节互勉，我们的友情似更进了一步，宛如手足。抗战胜利，郑公回家了，忙于办《民主》、写文章，我们亦忙于教学，仅能在星期日相聚。晚间，我必请饭店到家办一桌丰盛的鱼翅席，价十元，藉补抗战期间招待之不足。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了，郑公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在这期间，曾出差上海三四次，每次都邀我们到红房子菜馆聚餐，把酒话旧，畅抒别绪。抚今追昔，深感祖国山河日新月异，远景灿烂；论文谈艺，庆幸个人著述再版行世，前途光明。在这期间，郑公于百忙中，多抽暇惠我尺素。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出国访问前夕，还寄来一封信，说：“我十七日将经过苏联，到阿富汗和阿联访问，大约年底可回。一路上的景色对我说来，都是很新鲜的……”谁知这便是他留在我家的绝笔。至今重读，不禁泪下沾襟！

一

郑公是位渊博的学者，涉笔极广，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的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以我主观的理解，他写作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有小说，如《家庭的琐事》；有神话，如《取火者的逮捕》；有散文，如《山中杂记》；有诗歌，如《战号》；有翻译，如《海鸥》。到商务之后，旨趣集中在研究古典文学和撰写文学史，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以及史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接触图版极多，兴趣又转至版画，写了一部前无古人的《中国版画史》。抗战期间，他养成了搜集古籍和文物的癖好，俨然是一位收藏家。《劫中得书记》便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目录学专著。在工作实践中，他对于古墓古器的辨别考证也有独到的见解，被后人誉为考古学家。《中国古铭器陶俑图录》、《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便是这方面的成果。解放后，他整理旧著，编成一部《中国文学研究》，其他专著亦多重刊。他学贯古今，博通中外，兴趣广泛，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一位难得的通才。

郑公涉足的学术领域虽然十分广阔，但治学的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依我个人的愚见，主要有三点：①大力提倡民间文学。郑公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中心，它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喜爱，曾经打动了无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快意。历代文人采取这种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形式而成为正统文学的一体。而时人所编中国文学史，仅谈诗歌与散文，鄙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那是肢体残废的，患贫血症的。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短篇平话，明清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即便作为元明文学主干的戏曲、小说和散曲的令套，又何尝被认真注意及之呢？所以他发愿写一本比较完整的文学史，反映其真实面目与进展情况。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来，其中所用的资料，民间文学约占三分之一的分量。他所购买的书，不是什么四部的善本，而是小说民歌俗曲。以弹词而论，他竟搜集了百余种之多。《西谛所藏弹词目录》云：“为弹词作目录，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在今日以前，似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类的文艺著作，弹词至少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其已刊行及有手钞本流传者，想决不止此百余种。中国小说之最长者，不过一百四十回；戏曲之最长者不过一百出，论其册数，最多不过二十册而已。弹词则最长者可以有三四十册以上，真可谓之中国文艺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由此可以窥见他重视俗文学的一斑。郑公经常对我说：“弹词的祖宗是变文、宝卷，同时也受大曲、词和诸宫调的影响。它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的相间体，边唱边讲，唱者为韵文，讲者为散文。其中有一部分作家是妇女，如《笔生花》——邱心如女士，《天雨花》——陶贞怀，《再生缘》——侯香叶夫人。这种讲唱文体为妇女所喜爱，可称为妇女的文学。”他的《俗文学史》是为民间文学写史，这是中国文坛上填补空白的创举，轰动了当时的学界。至于他的论文，也以评论考证民间文学者为最多，后编成专著《中国文学论集》。②用插图复现古意。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搜集版画书近二十年，其中艰苦，只和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我辈书生，一贫如洗，只能以全部的戏曲藏书归之国库，得六百元，来买目前著述《版画史》所需的书，可谓挖肉补疮。”由此可见他对图版的偏爱和潜心的钻研。其著作以《中国版画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为代表。郑公为了搜求这类参考书，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所用的书不下百余种，其中有一部分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如《帝鉴图说》、《程氏墨苑》、《养正图解》、《莲社高贤图》、《唐诗画谱》、《佛本生经变文》等，都为他自己所珍藏。自己没有的，则向北京图书馆或友人处借用，如关于宋词的则借用通县王氏所藏的《诗余画谱》；关于韩愈、白居易的画像，则用南薰殿收藏的《圣贤画册》；元曲部分的图多采自臧晋叔《元曲选》；舜从东家井中出图，则向北京图书馆借。所用的图共一百七十四幅，使这部以民间文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史光彩倍增，历代作家的仪容、书版的式样、作品的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及不同时代的风貌，都从这些插图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如《西游记》小说，流行于今者有数种，其中有朱鼎臣作的十卷本《唐三藏西游传》及吴承恩作的一百回本，郑公从明刊本插了这两本书的图，反映了它们的异同及演变之迹。此外，郑公极推崇无名氏著的《金瓶梅》小说，作者只取了《水浒传》的关于武松杀嫂故事而加以烘染放大。郑公认为这本书比《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都伟大，它是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描写人情，不夸张，客观地描写中等社会的男女日常生活和心态。在这一部分，他插了“《金瓶梅》的一幕”——绘杨四嫂的泼骂，显示了作者刻画入微之笔。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西游》、《封神》画鬼的作品也，故易于见长，《金瓶梅》则画人之作也，入手既难，下笔却又写得如此逼真，此其所以不仅独绝于这一个时代的小说界也。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的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这番评论，体现了此图中“寄意于时俗”的精神。郑公所编《劫中得书记》，记抗战时期所购书，其中很多是带插图的，如图近二百幅的《古今女范》，首附人物图四十幅，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以及《离骚图》，《敦煌石室真迹录》，《彩色程氏墨苑》，《十竹斋画谱初印本》，《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宣和博古图录》等数十种，后多收入《中国版画史》中，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他这一治学的兴趣和特长，为学术界开拓了一条新路，其创始之功是不可泯灭的。③善于辨析古书的版本。多年来，郑公经常留连于古书店、旧书摊之间，买了无数的参考书，由用书而爱书，由爱书而买书，由买书而识书，某种书有某种版本，孰优孰劣，他谈起来往往如数家珍。如《离骚图》，就有罗振常的复印本，武进陶氏的模本，萧云从的初印本，互相比较后，郑公认为“陶氏重绘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过于罗氏本。萧云从本之衣冠履杖，古朴典重，雅有六朝人画意，非近人浅学者所能作也。”这种评语，亦非浅学者所能言。接触古籍多了，郑公还学会一套根据纸质辨别版本真伪的本领。如明万历刊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一书，用白绵纸印的为初刻本，泊如斋用竹纸印的为后印本。又如明焦竑撰的玩虎轩本《养正图解》，白绵纸印的。清康熙年间，又有曹重刊的《养正图解》，和明本相较，内容完全相同，“图式绝精工，万非康熙时人所能及。图中细微之线条已有模糊并合之迹。曹氏乃攘为己有，云是重刊，欲以湮其攘夺之实。若余不收得玩虎轩本，几无不为其所愚者”。由此郑公感叹道：“博闻多见，诚为学之要着哉！”确实，郑公鉴别版本的精湛能力，得力于他的博闻多见。但他的这种能力，又不同于书贾的仅为渔利而已，而是应用于著述，为学术研究服务。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公写道：“每于所论述的某书之下，注明有若干种不同的版本，以便读者的访求。”如《太平广记》下注云：“宋李昉等撰，有明谈氏刊本，明活字本，明许多昌刊本，清黄氏袖珍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扫叶山房石印本。”又如《文馆词林》（残本）下注云：“有古逸丛书本，佚存丛书本，杨守敬校刊本，三本各有多寡，张钧衡曾并合三本，除去重复，刊为一册。又武进董氏亦有印本。”此外，郑公对宋金元诸宫调有深入研究，曾作论文探讨，对《董西厢》的版本总结为七种：①万历间黄嘉惠刻本。②万历间屠赤水刻本。③万历间汤玉铭评本。④天启崇祯间闵齐伋朱墨本。⑤崇祯间闵遇五刊西厢六幻本。⑥清暖红室刊本。⑦今坊间之铅印本。以上诸例，都能说明郑公于古籍版本搜集之勤，用力之深，识别之精。同时又融版本学于文学之中，使后者锦上添花，使前者成为他治学的一大特色。后来，他的兴趣逐渐扩大到文物，搜集陕西出土的秦汉陶俑及其他古器，又积累了许多考古的经验，被后人尊为考古学家。溯其源，还是从鉴别古籍版本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二

为什么郑公在几十年中能获得这么多成就呢？我个人认为他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勤业，一是爱国。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二〇年，他寄世瑛书云：“韩昌黎以‘业精于勤荒于嬉’鼓励弟子，我则以此为座右铭，藉副雅望。”四十年来，从他十几部著作及几百篇论文所付出的血汗来说，从他创作、翻译、编选所付出的时间来说，从他收藏汗牛充栋的古籍古器所付出的精力来说，“勤业”二字是当之无愧的。有一次，他约周予同、曹未风、张耀翔和我到他庙弄的家里吃晚饭。进门即见他在楼下书房汗流浃背地剪剪贴贴，编写《中国版画史》，聚精会神，旁若无人。君箴站在门外喊：“客人来了，知道吗？每天编到半夜，没办法！”“我是好整以暇的，今晚不是休息吗？享受享受清谈的福！”他抬头微笑地回答。有一天，郑公到我家来，喜形于色，对我说：“今天已经凑齐乾隆刊本十八册的《皇朝礼器图式》全书。此书原来分散在三处，一为九册，为北平书贾所得。一为五册，在中国书店。一为四册，售自传新书店。现在我全得到，把它合成一书，开心不开心！”他在《劫中得书记》里也叙述收得此书的过程：“夫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这段自白，正可说明勤业的精神是贯串郑公一生的。

郑公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忠贞之士，素以保存珍贵文献为己任。每一谈及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盗取我国敦煌千佛洞藏书时，未尝不咬牙切齿痛恨。有一次，他手拿一份报纸给我看，上面登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的谈话：“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千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他面红耳赤气冲冲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们欲研究孤本秘籍，要到外国去参考岂非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合力买古书，阻止外流如何？”时周予同先生亦在座，长叹道：“小女正在病中，无力医治，只好听天由命。买书我是赞成的，哪来钱呢？张公的长子病肺，自顾不暇，前些时，将书房中的《四部备要》、《图书集成》卖掉。他的困穷，和我差不多。”郑公瞪着眼睛，久久无言，忽然站起来说：“该死的权贵！乱印钞票，通货膨胀，害死老百姓，自己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真是九儒十丐！”这段时间，他情绪低沉，郁郁寡欢。《劫中得书记》说：“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必将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为我辈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寸心如焚！”这些话，都反映了他关心国粹而又无力回天的苦心。当他购得赵琦美手钞、何小山校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时候，到我家好几次。他说：“这部书是国宝，其中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共六十四册，几乎每种都是可惊的发现，即使有个别名目和臧晋叔《元曲选》相同，而文字亦有异同，剧目却比它多了一倍半。买这本书真不容易，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患得患失地失眠了三夜，生怕它流入异国，终于以九千元成交。”后来他为此书作跋，长达七十页，叙述得书经过、钞校者传略、分类简析杂剧内容等。中有一段说：“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劫中得书记》又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身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他这种保存文献的爱国精神，素为友好们所钦佩。解放以后，郑公赴京任职，山河阻隔，相见苦稀。但从他几次出差上海与故旧聚会中，顿改往日囚首压抑的气度，总是那么衣冠整洁，满面红光，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屡屡说：“新中国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前景美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以至于痴情的精神，激励他毕生孜孜不倦，为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一九五八年郑公遇难时，年仅六十岁。如果天假之年，其学术成就决不止乎此。记得抗战期间，他手提新买的二十四册宋计有功著《唐诗纪事》来我家，对我说：“清康熙敕编的九百卷《全唐诗》，虽收集了二千二百余家诗，但关于诗人的传记、评语极简，对读者帮助不大，所以我立志要重编一部全唐诗。我已经买到明胡震亨《唐诗统编》中之《唐诗戊签》、《唐诗癸签》和尤袤的《全唐诗话》，现在又买到计氏这部著作，都是我拟编的《全唐诗》最可靠最丰富的资料。”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买书，家中薪火难继，只好将杂剧散曲等卖出，以维持生计，这件事我最痛心！我早有收藏中国全部戏曲书籍的志愿，为衣食所迫，卖了几次书，真无天理！”《劫中得书记》中也说：“自信若假以岁月，余之‘曲藏’诚不患其不复能充实丰盛也。”就我所知，他有重编《全唐诗》和收齐“曲藏”这两桩宏愿，其他我所不知的一定还不在少数，可惜他赍志而没。如今回想起来，当年他寄赠我的著作犹在，而故人墓木已拱，曷胜人琴俱亡之痛！

一九五八年春，郑公出差上海，又约我们在红房子吃蛤蜊，座中有予同、未风、耀翔、王国秀夫妇等。他仍谈笑风生地说：“故人重逢，是人生最大乐事。”饭后，他走到我身旁耳语：“昨天我抽空到世瑛墓前献了花。”谁知这次的相会，竟成永诀！而在座诸公，亦相继作古，这都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一九八八年夏书于上海华东师大

（原载1988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