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郑振铎文集》序

叶圣陶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首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我跟振铎兄相识正在那个时候，先是书信往还，然后在上海见面。跟他结交四十年，我越来越深地感到这首诗标志着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这首诗。他始终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活力，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染。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可以说主要是振铎兄的功绩。我参加文学研究会，为发起人之一，完全是受他的鼓动；好几位其他成员也跟我相同。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没有振铎兄这样一位核心人物，这一批只会动笔而不善于处事的青年中年人未必能结合成这个文学团体。

正在这个时候，雁冰兄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决意全面革新，而竭尽全力支持雁冰兄的是振铎兄，他为《小说月报》革新号组织了大半稿件。后来雁冰兄被迫离开《小说月报》社，振铎兄又接替了他，使他的编辑方针得以持续下去，直到《小说月报》在“一·二八”的战火中停刊。研究新文学的人往往把《小说月报》的停刊作为文学研究会活动结束的标志，那么振铎兄真可以说是一位善始善终的最积极的会员了。

其实文学研究会并未宣布过解散，这正好表明它的组织是极其松散的。参加的成员没有分担会务的责任，许多事务工作自然地压在振铎兄的肩膀上。几种丛书和几种会刊的编辑出版，几乎全由他张罗和调度。尤其是会刊，编撰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不要说报酬，连撰写的稿子也没有什么稿费。几位朋友受振铎兄吸引，愿意跟他一同出力，先后担任了会刊的主编。

在二十年代，我受了振铎兄的鼓励和催迫，写了不少童话。感谢他为我的童话集《稻草人》写了序文。序文中的许多溢美之辞完全出于他提倡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当时他正在编辑《儿童世界》。《儿童世界》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儿童期刊，创办人就是振铎兄。

“五卅运动”中的那些日子是值得怀念的。以十几个学术团体的名义出版了《公理日报》，振铎兄的家就成了临时的编辑部和发行所。朋友们没昼没夜地聚集在他家里，喜怒哀乐相共，都自以为肩负着民族的命运。只二十来天，《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了。“五卅运动”虽然由于权势者的妥协而失败，却为大革命准备了群众力量。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善于团结朋友的振铎兄很自然地被选为工会的负责人之一。

上海迎接北伐的工人起义中，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是闸北一带的主力。起义成功以后，振铎兄被推举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闸北市民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没想到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工人群众的牺牲比起义时更为惨烈。振铎、愈之、予同诸兄联名写信给国民党的几位元老，抗议反动军队屠杀游行群众。后来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振铎兄才出国去暂避。

振铎兄并没有就此消沉，挫折更增长了他斗争的经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依然参加政治活动，依然从事文学工作，依然充满着激情和活力。那十几年间，先是反对法西斯，号召抗日，后来又为了争取民主，迎接解放，他写文章，办刊物，斗志毫不松懈。尤其难得的是他当时生活极端困苦，处境极端危险，还尽力为国家保住了一批书籍和陶俑，使这些珍贵文物不至于流落到海外去。

一九四九年春天，振铎兄和我跟许多位前辈和朋友一道，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这次欢乐的旅行真可以说终身难忘。新中国成立之后，振铎兄为文物的发掘、修复、保护、收藏等等方面出了不少主意，还切切实实地做了不少工作，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仍然没有放松。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了，一切条件都改观了，振铎兄正可以在学术方面施展他的抱负了，没想到在出国讲学途中，他因为飞机失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振铎兄学的是铁路管理，毕了业被派到上海西站当见习站长。在那个时代，年轻人找工作可比现在难多了，只有铁路局、邮政局、电报局和海关的一个位置是一般人眼红的“铁饭碗”。振铎兄却宁肯扔掉“铁饭碗”，一定要走这条文学的道路。他为的什么？就为的“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就为的“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他要凭文学唤醒群众，共同起来“打破一切的威权”——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振铎兄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现在就要排印他的二卷本选集。可惜我视力极度衰退，连目录也无法仔细阅览了。但愿这部文集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振铎兄一生的工作和经历。我常常这样想，应该有人发个愿心，为振铎兄写一部传记，这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我还认为写振铎兄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原载1983年6月文化艺术出版社版《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