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导读
罗永生
一、《贞观政要》的作者及成书背景
《贞观政要》一书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八至六四九年，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在位）与其大臣们，如魏征（五八〇至六四三）、房玄龄（五七九至六四八）、杜如晦（五八五至六三〇）等数十人的对答、议论和奏疏，以及治国安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举措，是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典范以及相关思想的重要典籍。全书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编著者吴兢（六七〇至七四九），唐汴州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是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武则天（六二四至七〇五，六九〇至七〇五在位）时期，吴兢奉召进入史馆工作，负责编修国史。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至七六二，七一五至七五六在位）开元年间，升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等职，继续参与国史编撰工作。吴兢编撰史书，主张叙事简要，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以取信于后人。他曾与当时著名史家刘知几等一同编撰《武后实录》，然而现存史料并无明确记载《贞观政要》的成书年月，不过根据吴兢在书中自序分别称时任三省长官，具宰相身份的源乾曜（？至七三一）为侍中安阳公，张嘉贞（六六五至七二九）为中书令河东公，而源、张两人一同任相的时间只有开元八年（七二〇），可以推断《贞观政要》大概在这时期定稿和进呈给唐玄宗。
在吴兢看来，唐初太宗贞观时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观”；而玄宗开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天宝（七四二至七五六）年间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当时李唐王朝表面虽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危机已露端倪，熟悉历史的吴兢已经感受到盛世背后，埋藏了衰颓的危机。为了让大唐王朝能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贞观年间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以至后世的帝王将相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动机。基于这样的背景，《贞观政要》一书长期以来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传统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被塑造成一位杰出的帝王。他协助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身经历过隋王朝初期的繁荣兴旺。然而，隋炀帝荒怠无道，短短数年间，曾经强盛一时的隋杨王朝在群雄起事之中被推翻。李世民深深领略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明确说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其间经常与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王珪、长孙无忌等诸臣反复讨论经国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二、《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
下面让我们简单归纳出《贞观政要》书中所蕴含的贞观君臣为政安邦的核心思想，与读者分享一下：
（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太宗登基后，常与大臣们论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责历代恶弊，响起以史为鉴的声音，力戒重蹈亡国之辙。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朝自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感慨尤深。所谓隋朝“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由此及远，太宗与大臣们推究夏桀、商纣、秦始皇、秦二世、北齐高纬、北周宇文赟等亡国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点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帝王“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如何治国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业，这是太宗从即位至晚年常系心头、冥思苦索的重大问题。太宗在不同场合再三训诲臣僚须时时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课题，先秦诸子百家一致认同，君临天下者应具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压力，可能动地催发意识主体的斗志，孜孜不已作用于客体，创造辉煌。贞观年间，太宗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纲国策，无一不是以满怀忧思、力避重蹈亡国之辙为依据制定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贞观盛世。
（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贞观君臣总结了隋朝及昔日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政之时采取了三大举措：
其一，清静无为以为民。一方面，以史为鉴，注重了解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审视历史，着力探求“静之则安，动之则乱”的客观规律。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基本上坚持实施清静无为以安民的策略。不过，贞观晚年用兵辽东，亲征高丽与无为思想背道而驰，实是美中不足之处。
其二，发展生产以养民。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均田，褒奖垦荒，不夺农时，鼓励生产，并且规定住在户口稠密之处的百姓可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同时，还将农业发展状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依据：倘若辖区内户口减少、鳏寡孤独数目增加、不经常诱导农桑，有关官员一律降级降职。
其三，轻徭薄赋以恤民。太宗在位期间，大力倡导国以民为本的思想，严禁增设法外徭役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贞观时期，法定的赋役并不少于前代，所不同的是，除法定的项目外，绝不许再有增加。对于滥收苛捐杂税而扰农伤民的官员，依法论处。相反，当遭逢虫霜旱涝等灾情时，朝廷即遣使并诏令地方政府赈灾抚恤，免除当年租税。如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又会减免部分徭役赋税。贞观元年（六二七），山东诸州发生大灾，许多百姓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儿女。次年，太宗拿出皇帝内府中的金银财宝，帮助灾区百姓收赎被卖的儿女，以示君主恻隐之心和仁义之举。
贞观君臣们以其远见卓识，采取上述一系列举措，在客观上达到了巩固统治政权的目的，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并有助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从善如流的民本观念
《旧唐书》曾如此评价唐太宗：“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为世人敬慕的是，他没有把自己视为拥有无上权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地广开言路，屈尊求谏、虚心改过，“力行不倦”地做一代有道明君。《贞观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严肃，宫中进谏的人见到他都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后，每逢有人奏本，总佯装和颜悦色之貌，以此足见其求谏用心之诚恳，用情之真切。通览《贞观政要》，太宗求谏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早晚，二是不论事大事小，三是不论谏言对错。太宗不但主动求谏，更能虚心纳谏，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计较帝王之尊，坦然认错。《贞观政要》记载，由于大臣们所呈箴言甚多，太宗“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贞观十一年（六三七），魏征见太宗骄奢渐起，进呈《谏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奏疏采取对比手法，历数太宗不能善克始终的十大愆过，语言尖刻，词锋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后，“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
（四）任贤安邦的用人策略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太宗就他治国安邦总结了五条成功之道：一曰不嫉胜己之善，二曰能弃短取长，三曰敬贤而怜不肖，四曰不恶正直之士，五曰爱夷如华。
这五条经验中有四条涉及人才，可见所谓“贞观之治”就是任贤致治。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后，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作为举国之纲，不拘一格，招揽四方贤才，荟萃八面精英。《贞观政要》记载太宗身边谋臣达四十余人之多。太宗谈及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时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强调要处理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他重视人才，但并非乱选滥任，而是有一定准则。一是坚持标准，务求称职。二是各级机构和大小官职“用人弥须慎择”。地方刺史由他亲自遴选，县令由吏部五品以上官员会商确定。在选贤择才时，他打破魏晋以来的门第之风，尽量拔擢贫寒之士，而对于那些好自矜大的旧族门阀则加以抑制。三是唯才是举。贞观名臣魏征、王珪两人，原属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即位后，知魏征有经天纬地之才，便捐弃前嫌，频频向他请教军政要事，又屡屡擢升其官职，以致魏征成了须臾不可离的谏臣和顾问。魏征死后，太宗在他灵前痛哭良久，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太宗又曾委任王珪为侍中和太子少师等重要职位。太宗对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备的文武将官，都赏以爵位，封以高宫。四是注重考核。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在其名下记录各自的功过善恶，“坐卧恒看”，权衡称职与否；又按时派遣重臣依照为官标准，考核各地官吏。由于太宗讲究诚信、不谋私利、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且统治集团内部人心齐整、义同一体，大大提高国家机器运行的效能。
（五）公正平允的赏罚机制
太宗治国安邦颇为重要的策略是惩恶扬善，恩威并举，借以增强大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朝中营造人心思上、邪不敌正的氛围。为了使众多贤才脱颖而出，太宗制订详细而严格的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将各级官员应达到的德行和政绩列为九等，每年责成吏部逐一考核京官和地方官，考绩优者晋升，劣者贬斥。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太宗特命画家绘制了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悬挂于皇宫凌烟阁，用以表扬他们为大唐社稷所做出的贡献，以激励群臣至诚奉国。太宗对善谏佳言者给予奖赏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太宗又公正惩恶。贞观九年（六三五），盐泽道行总管、由民州都督高甑生因犯罪而遭流放，有人以其往昔是秦王府的人，请求太宗宽恕。太宗却说：“他为我出过力，的确不应忘记。然而，治固守法，上下必须划一，朝中像他这样有功的人很多，今赦免他，其他人都会抱以侥幸的心态犯法。”因而终未采纳该人之议。
（六）依法行政的治国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贤能治国之时，也极为重视国家权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管理机制。在这问题上，太宗态度比较开明，他甚至认为，天下不是李家皇帝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他认为治国安邦，君臣务必荣辱与共，融为一体。太宗建立了一种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职的管理模式。在处理重大军国政事时，太宗广泛征求官僚意见，决不独断专行。属自己承担的责任，决不推诿他人；属主管部门和大臣定夺的具体事情，决不越俎代庖。太宗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规范了谏官议事制度。在运用赏罚手段调动大臣积极性的同时，还在宫廷施行法与理相结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纠偏的办事机构。贞观年间，太宗完善和落实了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
此外，还有严格的审判制度，杜绝冤假错案。唐初，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决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颇，对此，太宗颁令：今后遇有死刑，都要交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议定，以避免冤狱滥刑。因此，到贞观四年（六三〇），全国处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五年（六三一），太宗因发生误斩大理丞张蕴古事件，又一次诏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处决之前，必须五次复奏，谨防冤案再度发生。
（七）正身修德的为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愿依次是：积德、累仁、丰功和厚利。不过，魏征多次说他功利居多，唯德仁未臻于完美。太宗以为，欲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范。在这方面，太宗曾做过深入的论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下乱者。”他善于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阐明“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富有相当的合理性。“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响。太宗在治国安邦中，注重以德治为先，力争从自己做起，从皇室做起。首先是自我节制。在太宗看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贞观五年，太宗因各地旱灾严重而自我贬抑，不仅在正殿听政，减少膳食，而且还停罢百姓无偿劳役。其次是加强皇室用度管理，躬行节俭，以奢为戒。三是不徇至亲私情。太宗对宗室中没有功勋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为县公。在太宗的带动下，杜如晦、房玄龄、魏征、温彦博等名相正人正己，为政清廉，且两袖清风，去世后家无余产，几乎难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风亦然。《贞观政要》曾载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八）华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贞观年间，唐朝疆域日渐扩大，但这并非像汉武帝那样运用军事武力达致的，而是得益于太宗以柔克刚，宽大为怀的策略和“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的主张。太宗认为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败亡的，前代帝王往往致力于扩张，以求身后虚名，然而这并无益于当前，反而弄得国穷民困。太宗认为如果于己有益而百姓有损，他必定不为，何况是这种图以虚名而损害百姓的扩张。他以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尽力施行偃武修文、怀柔服远、华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思想，使周边民族部族国竭诚归附，年年朝贡。贞观四年，唐军大破突厥，降附者数十万人，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外夷，朝廷大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进言驱逐塞外，有的奏请改牧为农，当时就连魏征也提出偏激的主张见解。最后，太宗坚持安民弭乱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给予高官厚禄，在周边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长纷至长安朝拜太宗，称臣于唐，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对于周边部族国家，无论是主动靠拢的，还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实行相对松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不撤换当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长，又不强迫他们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仅仅是就地驻军，以维持民族地区的边防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了发展对外关系，使边疆长久安宁、祥和，太宗采用与异邦首领和亲的政策，先将皇妹衡阳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给异邦首领。最值得称道的是，太宗坚决摒弃历代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敢为人先地将少数民族的将领和贤士举荐到中央和地方担任官员。太宗在国势强盛的贞观年间大力推行华夷合一政策，对消除民族隔阂，促使民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太宗与大臣励精图治，唐王朝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史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出现了“古昔未有”的繁华景象。虽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但当时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吏治相对清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是无所置疑的。太宗的许多思想、举措和功业，不仅隋炀帝望尘莫及，而且某些治国方略理论和实践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汉武。当然太宗晚年恃功骄矜，疏贤昵佞，好尚奢靡，劳弊百姓等不端行为有所滋长，虚心求谏、纳谏作风未能克终，仍有可议处。但生活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无限胆识，依靠广大民众，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贞观之治，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最治平、最强盛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奉献给历史的最美丽一页。
三、编选说明
是次选译以北京中华书局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二〇〇九年七月版）为底本，兼采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藏书”之骈宇骞、齐立洁、李欣译注《贞观政要》（二〇〇九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裴汝诚、王义耀、郭子健、顾宏译注《贞观政要译注》（二〇〇年版）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贞观政要全译》（一九九一年版），进行综合整理，取长补短，拣选其中若干章节，重新注释和整理译文。而在精句赏析部分，编者力图透过现代社会概念对书中某些章节加以剖析，希望让读者从现代眼光再审视《贞观政要》的实际意义。而在取舍过程中，编者考虑凡涉及：一、强调隋朝灭亡历史教训者；二、关于贞观君臣“民本、仁政”思想者；三、反映太宗虚心纳谏与臣僚敢于进谏者；四、成就“贞观之治”的精神者，俱尽量取录。但因篇幅所限，若干较为长篇的言辞，则在不影响整体意思的前提下，加以适量删节，以求达致简明扼要，免于冗长赘述。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谢氏《集校》以国内通行的两种刊本，即明太祖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简称《明本》）和明宪宗成化元年戈直集论本（简称《戈本》）为主，辅以四种刊本，即元刻本、明初重刻本、成化再刻本和韩版注解本，并日本三大系统抄本，即南家本系统、菅家本系统和“异本”系统，进行集校，透过不同刊本的文字比勘，补充脱漏、纠正错乱。材料丰富、用力甚深，成就获学界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