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导读
梁树风
一、引言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像苏轼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刚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然,苏轼的诗词、散文确实写得不错,但在现今忙碌的时代,要在案头放一整部《苏轼全集》,每天轻轻一翻,未必人人能够做到。《东坡志林》的篇章,大部分是苏轼贬谪时期的作品,他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可谓经常活现纸上。不过,苏轼绝非那种谆谆教导的老头儿,他喜欢游历,喜欢交友,更喜欢好奇探秘,《东坡志林》便是把他游历交谈间的所见所闻,一切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奇人异事都记录下来,加上他那种幽默风趣的风格、丰富的想象力,绝对是我们闲时阅读的甘露,聊解我们枯燥的生活。这种笔记式的作品,篇幅比较短小,阅读起来很便捷,文句也不难理解,每天阅读一两段,绝对可以调适我们的身心。
二、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公元一〇三六至一一〇一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的文学造诣以至绘画书法皆享负盛名。于诗,与黄庭坚(一〇四五至一一〇五)并称“苏黄”;于词,一改晚唐、五代以来绮靡的格调,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于文,与其父苏洵(一〇〇九至一〇六六)、弟苏辙(一〇三九至一一一二)共同名列“唐宋八大家”。以现今的角度来看,苏轼确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学家、艺术家。
苏轼才艺出众,仅以二十二岁之龄便中了进士。开始的时候,苏轼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很快便晋升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进读书奏)、礼部尚书(掌教育、科举、外交等事)。但在宋神宗(一〇四八至一〇八五)熙宁初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的新法(变法)而遭调任杭州通判(辅助知府政务),后转任密、徐、湖三州知州(掌管州务)。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御史中丞李定(?至一〇八七)、御史舒亶(一〇四一至一一〇三)、何正臣(一〇四一至一一〇〇)等弹劾苏轼诗中有讥讽朝廷之语,苏轼因而被捕入京,贬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掌团练事务),史称“乌台诗案”。
及宋哲宗(一〇七七至一一〇〇)年幼嗣位,苏轼得以还朝当政,但因与司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意见不合,又与程颐(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等一派结怨,几次遭到弹劾,先后左迁为杭州、颍州、扬州知州。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宋哲宗复行神宗时期的新法,召回主张变法的章惇(一〇三五至一一〇五)、曾布(一〇三六至一一〇七)、蔡卞(一〇四八至一一一七)等还京,苏轼因而被贬官至岭南惠州。绍圣四年(一〇九七),朝廷再次追贬苏轼等“元祐党人”,闰二月,苏轼再次贬官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省)安置等毫无实职的闲官。直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宋哲宗驾崩,宋徽宗(一〇八二至一一三五)继位,苏轼得以遇赦内徙。次年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苏轼在北归途中病故,享年六十六岁。
三、《东坡志林》的版本
《东坡志林》流传至今的版本主要有三种:
三个版本中,以五卷本的《东坡志林》流传最广。今天所见《东坡志林》的整理本,如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王松龄点校的《东坡志林》(一九八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的《东坡志林》(一九八三)、学苑出版社刘文忠评注的《东坡志林》(二〇〇〇)、三秦出版社赵学智校注的《东坡志林》(二〇〇三)等,都是采用这个版本,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此版本内容丰富,且较贴近苏轼所著原貌;二、此版本分门别类,阅读起来比较方便;三、此版本在明代经赵开美校对整理,讹误较少。由是,此五卷本《东坡志林》历来刊行最多,流传最广,计有清代张海鹏嘉庆九年(一八〇四)重刻本、嘉庆十年(一八〇五)《学津讨原》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一九二五)(以下书中分别简称作张本、《学津》本、商本)等。由于这个版本相对来说最可观,故本书也以此为底本,加以译注导读,以便读者阅览。
话虽如此,但一卷本与十二卷本的出现及其内容,与《东坡志林》的命名以及成书关系密切,并不可以忽略。读者若能了解《东坡志林》的成书过程,在阅读此书时亦有莫大方便。
四、《东坡志林》的命名与成书
“志林”一名并非苏轼首创,晋代虞喜(二八一至三五六)便有《志林》三十篇,此书多杂论故事,长于考据,与《东坡志林》体例颇近,但苏轼是否因而把此书命名为“志林”,并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所著《志林》一书的用意、原貌并非今天五卷本的规模,而是单指五卷本《东坡志林》第五卷的《论古》部分,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一卷本《东坡先生志林集》的面貌。
这一卷本的《东坡先生志林集》,是苏轼被贬儋州(今海南省)时所撰写的史论。元符三年(一一〇〇),苏轼在海南遇赦,北归过廉州(今广西合浦县)时,尝寄书予郑靖老(名嘉会,生卒年不详),其《与郑靖老三》便提及:“《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从文句可见,苏轼十分重视这十三卷《书传》,两次向郑靖老借书校阅,以免出错。当中“草得《书传》十三卷”,便是今天所见五卷本《东坡志林》第五卷《论古》的十三篇文字。邵博(?至一一五八)《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苏轼幼子苏过(一〇七二至一一二三)的一番话,也可证明这一点:“苏叔党为叶少蕴(名梦得,一〇七七至一一四八)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传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苏叔党即苏过,他在苏轼被贬海南期间长伴苏轼左右,按理最能掌握苏轼编撰《志林》的用意与过程。从苏过的话可见,苏轼当初打算撰写百篇的《志林》,但不幸只及完成十三篇便去世。当中提及“武王非圣人”,便是本书卷五《论古》的第一则文字。
这十三篇史论,每篇均议论一事,而且每每明言“吾又表出之,以戒后世”(《赵高李斯》)、“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摄主》)、“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隐公不幸》),可见苏轼原意是借着这“百篇”的《志林》,告诫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之事。
这一卷本的《东坡先生志林集》最早见于苏轼后人(很可能是苏轼的三个儿子)在苏轼死后一年内编成的《东坡后集》中。从现存宋刊本《东坡后集》来考察,这一卷本的《东坡先生志林集》与今天五卷本“论古”的部分并无很大的差异。
五、《东坡志林》的流传与改编
北宋末年,苏轼文集曾经被禁毁,南宋弛禁后,文人整理苏轼文集的时候,《东坡先生志林集》一书得以独立刊行,但它的内容却产生了莫大变化,最明显的是陈振孙(一一八三至一二六二)《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东坡手泽》三卷时说:“今俗本大全集(《苏轼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也就是在南宋初年,流传着一种以“志林”命名的三卷本《东坡手泽》。
与《东坡先生志林集》的创作时间相近,这部《东坡手泽》大抵也是苏轼贬谪海南期间的作品(因此此书又名《儋耳手泽》)。但与《东坡先生志林集》条分缕析的“论古”体例不同,《东坡手泽》只是苏轼于游历、交往、读书的时候偶有所会,信笔而成。这些文字,很多都是苏轼留给儿子的懿理名言,故以“手泽”(即先辈遗墨)名之。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便有这样的记载:“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这段记载,颇能反映传世《东坡志林》各篇的原始凑集过程,并且揭示了这部分篇章似乎并无一个有系统的写作大纲,只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记随存而已。
至于这部三卷本《东坡手泽》的面貌是怎样的,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中不少文字已载录于今天所见的五卷本《东坡志林》中。我们阅读《东坡志林》的时候,会发现其中不少言论是苏轼特意留给他儿子苏过的,如卷一《辟谷说》便是为苏过讲述道士修身的“辟谷法”:“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卷四《记筮卦》也是苏轼给苏过讲授的一番言论:“吾考此卦极精详,口以授过,又书而藏之。”
此《东坡手泽》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它在谈谐戏谑间有所劝诫。龚明之(一〇九一至一一八二)在《中吴纪闻·序》中曾这样说:“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可见在南宋时期,苏轼《东坡志林》所表现的,多是谈谐嘲谑的言论,甚至形成一种文学创作的风气及体裁,这显然与一卷本《东坡先生志林集》的内容和风格判若云泥。当时,南宋文人或许把一卷本的《东坡先生志林集》与《东坡手泽》重新整合,甚至加插、节录其他苏轼文集的文句,从而导致南宋年间,出现多个《东坡志林》版本。安芮璿《宋人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一文尝试整理南宋年间文人引用《东坡志林》的言论,发现当中有不少文字在今天流传的《东坡志林》中都找不到,可见南宋年间《东坡志林》版本的纷杂。而今天流传十二卷本的《东坡先生志林》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风气下逐步形成。而这部十二卷本的《东坡志林》不录“论古”部分,便正是当时文人偏好谈谐戏谑文字的表现。
即使在今天五卷本的《东坡志林》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这种后人加插、改动的痕迹,如章培恒、徐艳在《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一文中,便以卷四《勃逊之》为例,指出此则文字乃取自苏轼《赠朱逊之》的诗引。按理诗引只是道明诗意,并非偶有所记而成,与《东坡志林》的成书体例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推断,昔日以至今天的《东坡志林》中,有不少充数的文句掺入其中。
我们阅读这部五卷本《东坡志林》时,会发现当中一些文句是出自《苏轼文集》(以下简称《苏集》)其他作品的,这很可能是后人在编撰《东坡志林》过程中所增益的文字。虽然这些文字未必是苏轼编撰原书(即《志林》或《东坡手泽》)之本意,但后人整理增益的时候未必无因,当中有许多值得观赏玩味的文字,实不宜丢弃。
昔苏轼撰《东坡志林》“不欲尽书”(《记道人问真》语),凡事皆有可记可省。本书限于篇幅,未能尽录一切条目,故特选与当代社会较密切者,以便读者赏览。
六、《东坡志林》的内容
明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赵开美(一五六三至一六二四)刊行了五卷本的《东坡志林》,此卷录有赵开美父亲赵用贤(一五三五至一五九六)的序:“余友汤君云孙博学好古,其文词甚类长公(即苏轼),尝手录是编,刻未竟而会病卒。余子开美因拾其遗,复梓而卒其业,且为校定讹谬,得数百言。”这除了可见当时《东坡志林》版本纷杂、文字差异外,也可看到赵开美在刊刻此书时用力颇勤。故此本一出,其他《东坡志林》的版本便逐渐衰落散佚了。
这个本子大抵确立了五卷本《东坡志林》的体例。全书编排以内容划分: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共二十九门。
这种编排方式无疑方便了读者分类阅读,但当中亦有未能明分者,如卷三《技术》中《延年术》、《信道、智法说》都有“修养”之义;卷四《古迹》中《铁墓厄台》、《记樊山》、《赤壁洞穴》都有“记游”之迹,只是分门别类的时候,或因篇幅、沿袭的关系而分开叙述。
二十九门分类中,以《异事》条项最多,共三十二则,这除了与苏轼生性放达,好游山林、记异物的个性有关外,或许与后期文人整理时的偏好也不无关系。其次为议论历史人物、事迹的《人物》(二十九则)及《论古》(十三则),是苏轼读书所得或间有议论前人的是非功过;再其次为《修养》(十五则)、《技术》(十四则),讲述修身养性的见闻与苏轼个人的一些看法。
本书虽以此二十九门区分,但正如龚明之《中吴纪闻·序》所言,《东坡志林》所言多“有戒于人”,这点不可不察,否则只求谈谐嬉笑的言论,那么此书也无足可取了。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不难察觉苏轼行文间颇有这种倾向,如卷二《异事上·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一则,即使是说异事、传闻,仍要揭示当中的道理,并且明确指出“书此为世戒”;又如卷三《女妾·贾氏五不可》,也是借着对晋惠帝皇后贾氏的评价,而论及谣言的可惧。
书中所记大多没有明示年份,很多只是提及“今日”、“昨日”,可见此书不少文字确是苏轼随意书写而留下。其中标明年份的共四十二则,主要是元丰三年(一〇八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遇赦归还期间的事,占了当中四十则,反映出书中有不少文字是写于苏轼贬谪期间。
七、《东坡志林》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我们读《东坡志林》,除了可以认识苏轼其人其事外,还可以通过这部书了解北宋年间的人事物态。当中一些文字,或许能与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互相印证,例如卷三《异事下·冢中弃儿吸蟾气》讲述一个襁褓婴孩因饥荒而被父母弃于洞穴中,一年后他的父母回来,打算捡拾骸骨的时候,竟然发现孩子仍然在世,而且安然无恙,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狼孩”的事件非常相近。当时苏轼限于所见所闻,只能记录在案,今天我们阅读这些事件的时候,或许能对书中一二事有别的体会。
另一方面,虽然《东坡志林》成书于九百多年前,但千百年间,人们的处世之道、人生所遇,或多或少都有相类相近的地方。当时苏轼被贬,有冤无路诉的抑郁,或许你我都曾经历过。然而,苏轼在这段困苦的日子中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在痛苦中寻得闲适乐趣,这种达观的处世方法、心态,或许能当作我们生活的一种润滑剂。
(一)处世之道
《东坡志林》渗透了不少苏轼坚持的性格,这种做人处世的哲学,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都是不能叛离的圣道箴言。例如卷三《修身历》记载司马光的一段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卷四《真宗仁宗之信任》记载李沆所以得到宋真宗的信任,只在于他毫无私心的缘故。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以终身守之。如果做人能够光明正大,不以私心待物,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那么办任何事都会感到心安理得,不会提心吊胆。这也就是龚明之对“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的一二表现。
(二)养生之言
《东坡志林》讲养生之事很多,这些都是苏轼平生所见所闻。当然,环境的变迁、知识的丰富,会使我们认为当中某些论述无中生有、不切实际,但其实不少言论背后的原理及方向,还是值得我们细心察看的。例如《养生说》言“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的一段话,不就是我们今天强调“七成饱”的饮食原则吗?饭后散步轻松一下,让食物消化后才入睡,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可以避免胃酸倒流。这些都是调养身子的不二法门,但我们工作过于忙碌,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些道理,偶尔拿苏轼的文字来读读,或许能够勾起你几已遗忘的常识。
昔日文人欣赏《东坡志林》,很大程度是建基于苏轼的戏谑之情,以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幽默”。生活中幽默的调剂,往往能令人身心舒畅,即使面对沉重压力、郁结,也能在一言两语间得以释怀。例如卷二《隐逸·书杨朴事》记载苏轼在湖州因文字狱的缘故被捕,他的妻儿都在大哭。此时苏轼没有直接安慰他们,而是化用当时隐士杨朴的一番话语,跟他的妻子说:“难道你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一首诗来相送吗?”他的妻子立时破涕为笑,悲伤的心情由是得以缓和。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欠缺幽默,不懂幽默,其实非是,最少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要读幽默,学幽默,这部书绝对是不俗的选择。
(三)善于思辨
我们阅读《东坡志林》,会发现不少篇章是苏轼对前人言论的反驳,尤其是在卷四《人物》和卷五《论古》两部分,都可以看到苏轼善于思辨的能力。例如世人以为刘伶豁达,并举出刘伶携铲出行、告诉他人“死便埋我”的言论作证,但苏轼却指出人既然已经死去,那么为何还要埋葬呢?心中一直存留埋葬的想法,其实就是未能完全豁达的表现。
苏轼这种善于思辨的特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不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只会盲目游走。世间很多事物,都是打破固有的步伐而前进的,如果不是这样,现在我们便不会有计算机、手机,更遑论上太空、登月球了。而且苏轼这种思辨能力,并非徒托空言,而是言之有据,还会细心考证,他在卷四《人物·尧舜之事》中便重提司马迁“犹考信于六艺(六经)”的说法,指出我们一定要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问题、思考问题。此外,苏轼议论的时候,文采斐然,论据充足,论证手法多样,这也是我们学习议论手法的绝好材料。
(四)闲者便是主人
《东坡志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苏轼被贬时所写的文字,那种有志不能伸的抑郁,苏轼肯定是有的。然而在《东坡志林》中,我们除了看见苏轼戏谑幽默的一面外,还可以看到他如何在困苦的境地中自我抒怀。尤其是他在卷四《亭堂·临皋闲题》所提出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言论,更提醒了我们:你所拥有的、支配的,未必就是你能享受、欣赏的。就正如江山风月,本来就没有既定的主人,坐拥万亿身家的富翁与自给自足的农人,他们所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个,并没有丝毫的差异。当然,你可以说富人可以用最先进的望远镜,清楚看到月球上的一坑一洞,但这样真的能够支配月亮,真的是欣赏月亮吗?如果我们以闲适的心态,细心观赏玩味,即使是身无分文的人,也能够观赏到月光的美,甚至比富人更能享受这一点。现今社会以利益挂帅,人们分秒必争,希望赚取最多的利润,其实,最后受苦的可能只是自己。即使你争赢了,把利益抢到手,如果不懂以闲适的心情去欣赏、享受人间的美好事物,其实你并不拥有。
如何享受生活情趣,不妨模仿苏长公,从阅读《东坡志林》开始。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 国际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