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都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70%～80%。北京、上海、天津绝大多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一百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理想的农村田园风光。

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2007年春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彻斯特到爱丁堡和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GDP。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GDP按照购买力评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的重要！

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余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也只有几亩地。在我的家乡，种地几乎到了绣花般“精致”的程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种“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在向城镇迁徙转移过程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创造力和智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它与土地资源一样，在一波又一波开发中升值增值，并转化为巨额资本，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力双翼。

进入本世纪后，城镇化进一步加快。

这是一组数据：从1978年～2003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0.53%，提高了23.6%。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前31年的3倍多，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2倍多。目前中国设立城市达到了660多个，建制镇2万多个，城镇总人口达到了5亿多。据预测，在未来15～2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平均水平将达到60%以上。

中国城镇化速度快、范围大、影响广。在连天的大潮涌浪中，人们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卷入其中。

四五千年的历史，农业革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过众多的城镇，灿若群星。

疆域辽阔，气候和地理不同，人口、民族众多，风情民俗迥异，注定了中国的传统城镇多姿多彩。江南水乡古镇乌镇、同里、周庄、西塘、南浔，与山西的平遥、祁县、代州各不相同，与陕北的榆林，更不用说云贵高原上的青岩、大理、丽江等古城古镇，风貌各异，差距极大。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同一性，正是体现在这些差异中。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是由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推动，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动因和背景的趋同，打破了地理与区域的限制，不说强势文化——强势与文化无关；真正强势的是经济，特别是对“贫穷惯了”的古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际也是最直接的别无选择的抉择？

推进“城市化”还是提倡“城镇化”仍在争论。

在毫无准备、方向莫辨中，中国的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和膨胀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撤地改市，撤县建市。增加GDP、开发区和工业区、招商引资、通过开发土地筹集资金和扩大财政收入，还有各项经济指标和政绩工程。至于要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人开出的方子就是把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一再提速，中国的城市实在不堪沉重的负载！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不仅仅是口号和领导的决心，而且不断变成了现实。

现在，全球有几个国际大都市？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竟有3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了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