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近年来，北京无数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许富人不理解穷人的心理和想法。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用过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意思是让中国到处复制曼哈顿的高楼吧。英国《卫报》的评论更加形象：“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除了皇宫、王府、庙宇，其实一个城市的文化，同样深存于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兰绵绵的冷雨中，我来到约克郡的首府。从西北门入城，参观英国第二大教堂约克大教堂。根据导游图所指，再去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街肉铺街。肉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卖肉的地方，现在则挤满热闹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挂肉的铁钩，街边二三层房屋渐次错落而出，以免所挂的干肉被雨打湿。看得出来，有些老屋是后来重修的。但有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屋，门口的牌子上，准确地刻着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简陋，门框如何磨损，有这些真实的定位，城市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忆。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砖塔胡同。

这条胡同从元、明、清，到民国，都有文献可考，有人更称之为北京之根。砖塔胡同的东南，耸立着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行秀的灵塔，亦称万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耶律楚材任元中书令，类似于总理之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之际，万松老人曾书赠八个字：“经儒治国，以佛治心。”这对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不是一个制约。砖塔胡同中还有鲁迅、张恨水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写成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和《中国小说史略》。

就这样，有七百多年历史、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砖塔胡同，西段已经全部拆毁，东段也岌岌可危。

为什么不能把砖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来？

中国旧城建筑风貌的破坏与改变，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起初是战争炮火、经济萧条带来的荒顿败落；除去“文革”时期不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则是利用改善的旗帜进行。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各地的领导都十分注意通过旧城“改造”，表现自己的政绩，进行大拆大建，破坏范围之大、速率之高空前。市政建设的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这种大拆大建中，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文化街区，被我们忽略了。

在人们历来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区是贫穷的，也是最没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区域，即所谓“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破崇文”。的确，宣武区没有皇宫王府，繁华的商业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武区就没有值得保存的文化。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限制汉民的政策，规定汉民不得住入内城。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远的不说，仅明清两代，这里就曾经荟萃着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华私宅，如张居正、纪晓岚、顾炎武、龚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区也是明清会馆的聚集之地，曾有四百多所大大小小的会馆。这些会馆虽不是官办的，但其作用大抵相当于现在各省区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各省进京的官员、商贾和应试的举人。不少会馆曾住过历史名人，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明清时期的会馆相比，现在的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建筑，除了新疆驻京办，几乎没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经如烟，在那些穷街陋巷之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熠熠发光的瑰宝。

最著名的会馆是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会馆原本分四路四进院。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称汗漫舫。院内有七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馆内有一条廊子，两侧有玲珑山石，廊壁上嵌着苏东坡海棠诗的石刻。康有为就在这里起草了《上皇帝书》，开办了“粤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发起了维新变法。谭嗣同的故居浏阳会馆位于菜市口大街西侧的北半截胡同。当年谭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间，书屋取名“莽苍苍斋”，也是他和维新志士开会与被捕之处。现在北半截胡同马路拓宽，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个有许多小会馆的胡同。其中的115号，原是新会会馆。史料记载梁启超曾在这里北房内结婚，这几间房子梁启超称为“饮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称为《饮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几间房屋和这段生活的珍视。现在，这条胡同的东侧已经开始拆除了。

与谭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远，南半截胡同里有绍兴会馆。鲁迅曾在院内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居住。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写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如今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没，仅剩下了那棵大槐树。

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即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是国内唯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宽”和兴建广安大街时被彻底拆毁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这些会馆、宅院，几十年来产权几经变动，有许多成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原是座三进深、带东西跨院的宅院，后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院中有盘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这里也曾满园花明叶浓，沿阶草色映日，浸透着书香的风雅。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大门早已无存，它的东院一度成了晋阳饭庄，是饮食男女们出入之处，山西猫耳朵之类面食和过油肉之类绝对正宗。也许是这几年来宫廷戏和戏说之类电视剧的兴盛，《四库全书》总纂官、才子纪晓岚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旧居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街道拓宽之际，这座院落部分侥幸得以保存。

这些会馆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沦为平常居民房？如何会住进去几十户、上百户居民？位于宣武区的黄岩会馆原有两处，都是不小的院落。两年前，我的家乡浙江黄岩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寻找“黄岩会馆”，想收回产权，修缮会馆，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帮助迁出会馆中的住户，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些居民与原来的房屋毫不相干。沦落大杂院后，期盼旧屋改造和搬进新居，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产权的变化经过十分简单，也非常复杂——一句话，大都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续。

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外，其余都给房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当时同乡会之类团体不再存在。黄岩会馆的房产托付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周炳琳看管，产权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这些会馆就下落不明了。几十年来，产权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户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门的“公房”。连黄岩政府派人查阅原始资料都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处黄岩会馆就在旧城改造中“蒸发”了。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竞相拆除庙宇、牌楼、会所、城墙与城门楼，以至于戏台、祠堂等，除了一些确有需要外，实际上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这些老建筑是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这种破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一度被演变成为“打、砸、抢”。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说辞。其实，改造与完全拆毁重建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完全推平重建，与改造“危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存的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破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