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津街国家图书馆的启示

每次走过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我都会被国家图书馆（分馆）气宇恢弘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是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北图院内外，放有许多文物。圆明园被焚毁后，为了便于保护，其遗址上的华表、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圭形昆仑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其门前的一对石狮，也是原长春园东大门前的旧物。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它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20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大师级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

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即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他们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四库全书》的文津阁而得名文津街。

每天上下班，进出中南海北门，望见文津街国家图书馆，想起那些学者和大师，总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在产生不出大师的年代，请一些洋大师来也好。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与人民大会堂毗邻，在中南海东南方向，有一个空置了多年的大坑。现在，这块宝地上，渐渐凸现起了白色巨蛋形的建筑，即被外国记者称为“北京脸盘”的国家大剧院。

围绕着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不说其造价极其昂贵。国家大剧院的风格与周边的故宫、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前门、中南海新华门等经典建筑很不协调和谐，这是肯定无疑的。

不想陷入争论。问题不单单是国家大剧院风格的本身。昂贵、豪华、强烈的视觉冲击，发挥到极致的现代技术，即使在西洋，也是绝无仅有的超现实建筑——问题的本质是，能否担当和承载中国戏剧文化！

虽然邈远，但不该忘却。

中国戏剧文化由哪些组成，其千年不绝流动着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文化，中国戏剧或者说戏曲有着完整的概念和丰富的内涵。其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歌舞与宗教祭祀活动。表演歌舞的场地从来就是戏剧文化的组成部分。《诗经·陈风·宛丘》中有“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有专家考证，“宛丘”即“碗丘”，中间低、四周高的碗状小山，当时人们已利用地形修建了歌舞表演的场地，演员手执羽毛在露天舞台上进行长年不间断的演出。中国古代剧场与古希腊的剧场很相似。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剧场也有多种形式，如高台式的祭坛，从良渚文化、瑶山到内蒙古赤峰都有发现。

大抵到了唐代，戏剧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唐代不少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像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戏曲的“粉丝”。《资治通鉴》记载，明皇“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使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梨园和宜春院是李隆基经常亲临的排演场，在这些表演场所中，主要是乐舞，而不是杂技。在这梨花如雪的地方，最高统治者成了导演和艺术指导。再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艺术的代名词，艺人们成了“梨园弟子”。

古代演出场所，根据不同的“剧种”、听众和观众，分成了歌场、戏场、变场和道场——后两种与佛教、道教的说经和音乐有关。

如果全面考证，需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明白。

比如戏场，为了遮风避雨，上面搭棚的，称为乐棚；室内戏台即为“舞筵”。此外，唐代诗文中还有歌台、舞台、砌台等。

唐敦煌壁画“净土变”中，就有筑于水池之中，四周有矮栏杆，中间铺有华美地毯的水中舞台——可见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勒的设计，“被水环绕着的巨大蛋壳”就其本质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早已有之，并没有太多的创意。

我国的戏剧文化及其舞榭歌台，包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随着中国戏曲的发展和成熟，从市井勾栏、草台戏楼，到宫廷到都市中的剧场，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戏楼遍布全国各地，成了人民群众生活和戏剧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主要有神庙戏楼、宗祠戏楼、宫廷戏楼、私宅府邸戏楼、会馆戏楼、茶园酒馆戏楼等几个大类。北方与江南有异，乡间与都市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的戏楼上，绽放了京剧、越剧、豫剧、昆曲、川剧、粤剧、黄梅戏等奇葩，姹紫嫣红。

可以说，没有“台”就没有戏。戏楼在中国的建筑史中，写下了极其重要的灿烂篇章。

光是戏台的建筑形式、布局间构、藻井雕饰，无论豪华宏大，或者质朴实用，都极尽工巧、科学合理。在不同的戏楼上演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梅兰芳记述了在漱芳斋戏台演出时的感受：“重华宫这个戏台虽然在院子里，可非常聚音，台项上有天井，台板下有一大口井，是重檐的台。”

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和消化吸收能力。

即使与中国传统戏曲毫不相干的西洋歌剧、芭蕾舞剧等，进入中国也只是简单地演出几个西方的古典名作之后，很快地适应了中国这块土壤，与本土文化结合，产生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近年来震动海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有东方色彩的佳作。它们默默地指示着一种途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再陷入黑暗与血泪。一穷二白，民族复兴之路也极其艰难。在节俭、实用的前提下，中国的戏楼、戏台，蜕变成了简单化的剧场、剧院和大会堂、大礼堂。衰落不等于消亡，更不能表明它没有任何现代价值。

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值一顾。

现在，钱是有了，但自信仍然不足。于是请来了一位手握利剑的洋建筑师，他咄咄逼人地扬言：“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写到这里，记起了2007年4月外国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国际上关注的北京“最古老的戏楼”广和楼被拆除一事——

“上周，甚至连中国媒体也齐声惋惜的京剧之家将被夷为平地。广和戏园坐落于前门，在那里，曾经有大片庙宇、药商和贵族庭院拥挤在紫禁城周围。老北京在战争和革命中幸存下来，但推土机和开发商捣毁了大片老城。广和戏园的拆除令人有点震惊。在这里，京剧大师梅兰芳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正是梅兰芳的影响力吸引了官方媒体的注意，上周报道这座建筑将被推翻，并代之以一些适合百老汇演出的剧场。媒体叹息该剧院被无情的推土机碾碎，并感慨又一个文化瑰宝的灭亡。拆除广和戏园的官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官方称这座建筑早在2000年就被宣布为危楼。事实上，根据匿名的中国建筑师和专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必要推倒它，而且有关部门还有修复它的专门知识和资金。”

英国《独立报》在发表题为《北京转向百老汇 最古老的戏园落幕》的报道中说：“北京最古老的戏园，京剧戏园将迎来唱洋美声的胖女士。广和楼的京剧舞台在中国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落下帷幕。由于中国迷上了百老汇，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茶楼成了牺牲品。一个多世纪前，当时年仅10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广和戏园开始了他的京剧生涯。广和戏园也因此闻名。他那时在一出名为《长生殿·鹊桥密誓》的戏中演出织女，他饰演旦角的能力使其成名。对19世纪全盛时期的广和楼的写生画描绘出一个华丽的舞台，舞台三面都摆放着桌椅，客人可以边喝茶边看戏。北京市文化局文化设施建设处官员说：我们想造一个像美国百老汇一样的现代化专业剧场，有固定剧目常年演出，而且能够承办高端演出。”

广和戏园被拆的同年6月，我在英国伦敦一个古老剧场里观看了未到中国，即被国内热炒的《妈妈咪呀》。在观众的呼喊声浪中，我一再想起了被拆毁的广和戏楼，怎么也融不进剧场的热烈中。“妈妈咪呀”，翻译通俗一点，就是“啊呀我的妈呀！”

散场后，我默默地走在异国的街头。回想中国戏剧发展脉络，戏台、戏园变化——我们怎么能够自信地面对戏剧文化发展的今天和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大剧院难道不应该有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吗？

20世纪50年代，北京评过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留存至今。其中有的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有的完全按苏联四五十年代的潮流建造，也大都有板有眼。

80年代，北京又一次评十大建筑，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等入选。不到20年，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如“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寒碜得不忍再睹。而现在请外国人设计新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又已经动工了。

90年代，北京再次评出了十大建筑。如中央广播电视塔、北京新世界中心、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等。在这十大建筑中，有四家是外商投资。十大建筑的影响也已经式微。几乎没有在北京居民心中留下什么记忆。

2006年早春，乍暖还寒。这次倒是外国人直接评选中国的“十大建筑”了。

美国的《商业周刊》评出了“中国十大建筑奇迹”。奇迹，首先在于奇，千奇百怪，已不是建筑形式的初衷。这个“奇迹”，使得法国人安德勒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巨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裤子）、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长城下的公社、上海金融中心大厦、北京当代MOMA等，统统入选。对此，有的人相当兴奋，有的人不以为然。

21世纪的北京乃至中国，正在成为某些外国设计师标新立异，甚至是“标新立怪”的试验场，是喜还是忧？

外国的商业刊物评出了“中国新建筑奇迹”，人们有理由问，除了跨海大桥等外，经过岁月的淘洗，靠外表“标新立异”夺人眼球的，几十年后还能留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