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的同时，苏共领导层出现的“修正主义”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解决问题的分歧日渐加大。这引起了他的“警惕”，并开始考虑中共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运动性质和矛盾等问题的分歧，以及因认识上的差异所产生的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促使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中国必须开展一场“反修防修”运动。在这种情势下，他认为只有发动一场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的号召，于1960年底写成的，翌年初在北京京剧团首次上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姚文元在文章中，硬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映，是一株毒草，并点名批判吴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都对此文持谨慎的态度。因此，刚开始《人民日报》和北京地区的报纸没有转载。直到11月30日，在了解了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才相继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认为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又指责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是“阎王殿”。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谈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下，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和哲学界，各地充斥着对《海瑞罢官》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内广泛的批判运动。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而不应把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运动。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由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成绩，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这次座谈会《纪要》转发全党。《纪要》的发出，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领域阶级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3月底，毛泽东开始否定和批判《二月提纲》。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撤销了文化革命小组和《二月提纲》。由此还株连到与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以及刊载“三家村札记”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与批判《海瑞罢官》几乎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16日，会议通过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起草，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等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通知》系统地提出了“左倾”方针和理论，由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会议期间，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肆宣扬“政变经”、天才论和个人崇拜，造成了恶劣影响。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在会前的指示，错误地开展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批判，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并进行专案审查。会议还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成员。这个小组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一些异乎寻常的措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使这场革命迅速开展起来。5月31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同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控制全国的舆论阵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授意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给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写的大字报。6月2日，该大字报由《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人们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代行校党委职权的决定。这样，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成为了“文化大革命”中被首先冲垮的党委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

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他们冲击学校的党政机构，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破坏学校的正常秩序，并波及机关、工厂等。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刘少奇于6月上旬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使局势稳定下来，会议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协助各校搞好运动，维护正常秩序。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后，很快便与向校党委“造反”的学生发生矛盾，北京地区发生了学生驱赶工作组的激烈冲突。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他指责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违心地承担了责任并作出检讨。随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撤销工作组。此后，各校立即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新高潮。

为排除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在不能正常讨论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充分肯定了已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们“要敢字当头”, “不要怕出乱子”，从而把运动进一步推上了盲目的、大规模混淆敌我和是非的错误道路。《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这两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发动起来”。

二、陷入“全面内乱”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组织。6月4日，北京其他一些学校也出现红卫兵组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万红卫兵和师生。从8月19日开始，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进行打、砸、抢、抄、抓等破坏活动。一些红卫兵焚烧中外名著，捣毁珍贵文物，破坏名胜古迹。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知名学者、民主人士遭到批斗、毒打、抄家。同对，红卫兵还进行了全国“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使全国性的免费大串联迅猛发展。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鼓动“造反”, “炮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局面。

此时，林彪、江青集团利用动乱，扩大动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彭德怀等相继被打倒。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全国的动乱局势继续恶性发展。11月，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王洪文的鼓动下强行登上火车，欲赴北京请愿。列车行到上海附近的安亭站时，被铁路局下令停车。王洪文鼓动工人卧轨拦车，从而造成沪宁铁路运输被阻断的“安亭路事件”。张春桥被派往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对此表示支持。12月30日，王洪文制造了10万人围攻上海市委院内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个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由毛泽东审定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其中宣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社论的鼓动下，张春桥、姚文元具体策划，上海造反派掀起了夺市委大权的“一月风暴”，并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人民公社”（后经毛泽东指示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上海的夺权运动，毛泽东明确给予支持和肯定。继而全国掀起夺权风潮，各地造反派先后夺了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省、市的党政大权。黑龙江造反派夺权后，宣布成立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及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各级地方党政权力转移到造反派手中后，各种秩序遭到破坏，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其中，以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抗争”最具代表。1967年1月19日，在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一致主张军队要稳定，反对江青、康生等人的乱军主张。1967年2月11日、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等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军队要不要稳定等重大原则性问题，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就是被江青、康生等人诬称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毛泽东根据张春桥等人整理的歪曲事实真相的会议记录和江青等人的汇报，于2月18日深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评，并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停职检查。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二月抗争”被毛泽东压制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彻底的破坏，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他们先后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广州地下党案”、“内人党案”、“冀东叛徒党案”等重大冤案，株连干部群众数十万人，进一步打击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这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并在中央成立“刘少奇专案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打成所谓“叛徒、内奸、工贼”。“二月抗争”后，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分成几派。他们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并进一步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7月下旬，武汉发生“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派对立组织激烈冲突的“七二○”事件，大量的干部、军人、群众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在江青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全面夺权演变成全面内战。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各地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开始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全国的局势更加恶化。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由无产阶级夺得各级党政权力后，达到“天下大治”，但这种严重混乱状况超出毛泽东的预料。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此后，先后有280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任务。8月后，毛泽东决定先后对到处支持造反派夺权、挑动派系斗争、制造事端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3月，林彪和江青合伙诬陷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阴谋夺取空军大权”等。中央据此撤销了杨、余、傅在军队内的所有职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乘机窃取了军内权利，从而使林彪集团在军队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各类学校先后“停课闹革命”。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工人阶级替代学生成为“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主力军。3月初，中共中央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返校，“复课闹革命”。此后，一些大中学校陆续复课。但是，许多学校复课后，并没有学习文化知识，而是把社会上的武斗转移到校内。为了制止学校内的武斗，整顿学校秩序，毛泽东决定向学校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8月底，“工宣队”和“军宣队”陆续进驻北京各大中学校。此后，城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农村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逐渐扩展到全国城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使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既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到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老三届毕业生达到1000多万人。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采取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建设兵团两种形式。10年中，全国有1623万多人上山下乡，其中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

为总结“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因遭受诬陷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而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省市革委会负责人等则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这次全会继续发展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错误，为中共九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全国这时有2200万名党员。会议是在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江青得以乘机把它们帮派体系中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当上了代表，造成了党的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会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确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讨论和通过的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取消了党员应有的权利和新党员的预备期，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4月28日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这就使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在党中央进一步加强。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化。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否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全国建立一种新秩序，达到“天下大治”，然后结束“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运动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由毛泽东的亲自抓的北京“六厂二校”的“斗、批、改”经验，这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通过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促进各项工作。在斗批改过程中，大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洋奴哲学”等，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正确的思想当做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因此，“斗、批、改”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天下大治”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设想，反而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更大混乱。

党的九大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他们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林彪集团担心江青集团的权势超过他们，于是采取阴谋手段，企图达到提前接班的目的。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做是抢班夺权的大好机会，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兼国家主席。从3月到8月，毛泽东先后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但林彪仍反复要求设国家主席。

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期间，林彪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大肆鼓吹“天才论”，极力主张把毛泽东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还授意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小组会上大讲“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觉察到了林彪集团为争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宗派活动，找林彪谈话，劝其不要当国家主席，并严厉批评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称天才”背后的野心。此后，毛泽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不点名地批评林彪。为了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随后，又派李先念参加林彪控制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邱会作、李作鹏、叶群为组员，掌握军队大权的“军委办事组”（时称“掺沙子”）。

10月，林彪之子林立果（时任空军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并对其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会议，作出了争取“和平过渡”、准备“武装起义”（代号为《“571工程”纪要》）的决定。林彪集团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开始点名批评林彪，揭露他们一伙的阴谋。当林彪获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决定立即发动武装政变，并妄图谋害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余党或自杀或被擒，这场反革命政变终于被彻底粉碎。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对一些错误做法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纠正“左”倾错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一批被打倒的干部平反。

1971年，毛泽东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在陈毅逝世后，为他恢复了名誉；1973年3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党中央还为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名誉并安排工作，一批专家和教授也陆续回到工作岗位。

为了消除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周恩来从1971年底起多次提出要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国民经济的计划要遵循农、轻、重的次序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于12月5日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1973年1月，国家纪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简称《经济工作十条》），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重新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等。这些对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到1973年，国民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成为“文革”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之后，中共中央需要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和补充工作，毛泽东也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总结了粉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大会认定毛泽东“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志。大会拥护中央关于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一些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这次大会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使“左”的错误没有因为林彪集团被粉碎而得到纠正。8月30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是毛泽东器重和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厌倦、观望和抵制态度。毛泽东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所以，采取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由江青主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集团利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在北京连续主持召开了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她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并对与会的周恩来、叶剑英发起突然袭击。她还指使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同时，江青集团大肆赞美吕后、武则天，为其阴谋组阁大造舆论。

毛泽东并不希望出现动乱局面。所以，当他对江青集团另搞一套、拉帮结伙、借机篡权的阴谋有所觉察后，曾多次向他们发出警告。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帮派，不要搞“四人帮”。他还一再声明：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不代表我。1974年夏季，周恩来因病住院。10月4日，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给企图篡夺总理职务的张春桥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此，“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王洪文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随之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进一步挫败了江青集团的“组阁”企图。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85人。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选举江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为以后各条战线的整顿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届人大会议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坚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有力的措施，对工业、农业、文教、科技、军队等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

铁路运输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一些铁路运输长期堵塞，在邓小平主持下，从1975年2、3月开始整顿铁路问题，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恢复和健全铁路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逮捕破坏铁路运输的坏分子。经过1个月的整顿，堵塞严重的铁路局基本畅通，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钢铁及整个工业系统，1975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此后，全国各钢铁企业都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整顿，使生产逐步回升。6月，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计划平均日产量。7月中旬，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20条》），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各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以后，工业形势明显好转。原煤、发电、棉纱等工业部门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农业方面，1975年9月，党中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和分配政策。会后，各地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重点纠正“左”倾错误。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军队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强调军队的整顿要做到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安定团结，提高工作效率。随之，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经中央批准，召开了国防企业会议，开始对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从8月到12月，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有力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

科学、文艺领域，1975年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邓小平肯定了“关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还提出调整文艺政策，重新强调党的百花齐放方针，并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集团作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等。

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使全国的经济、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480亿元。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

毛泽东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成绩是主要的。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比较系统的纠正。这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顾忌。

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由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提到了当前出现的一股右倾翻案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兴起，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所谓“批邓”，主要是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说法。1975年10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写成《论全国全党各项工作总纲》中明确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 “促进安定团结”,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个问题。

毛泽东根据江青集团的歪曲汇报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 “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江青集团还在政治上捏造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企图把一大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老同志统统打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国家重新陷入混乱，生产下降，人心涣散，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三、“四人帮”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纷纷以各种方式展开悼念活动。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当遗体送往八宝山时，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行。联合国降半旗一周，以示对周恩来的哀悼。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就堵塞了“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机会。

周恩来逝世后，全国人民自动采取不同的形式开展悼念活动。但“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压制。他们控制的《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讣告和悼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首都和全国各地群众悼念活动的消息，不发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及首都百万人民泪洒十里长街哭送灵车的照片，《文汇报》明目张胆地攻击已经逝世的周恩来和仍然健在的邓小平是“走资派”，等等。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从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的传统习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的人民群众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悼念活动。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参加悼念活动的京内外群众达200多万人次。广场上花圈、标语成海，人们争相传抄诗词、传单，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广场花圈、标语等措施。“四人帮”成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4月5日清晨，涌向广场的首都群众看到花圈、标语、诗词等被撤走，守护花圈的人被抓走的情形后，同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也都遭到了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4月7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步骤。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这期间，我国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党和国家面临严重的危难。1976年7月6日，朱德病逝。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悲痛。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为继续利用毛泽东的旗帜，他们还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大肆宣扬，并公开攻击、诬蔑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李先念等领导人。这些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探知江青等人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架设电台，调集和部署民兵，动用各种枪炮、汽车和多种作战工具，并策划停产罢工、示威游行等。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彻底粉碎了这一叛乱阴谋。10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审查“四人帮”的通知。“四人帮”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