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的办法奏效了，我“弃暗投明”，把兴趣转移到了数学上，并很快取得了进展。就像坠入爱河的人一样，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数学知识，便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总是希望能继续探索下去。只要有爱，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我与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的见面成了一种惯例。他不断为我推荐书目，而我则每周都要去他任教的教育学院，与他讨论我的读书心得。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经常踢足球、打冰球和排球。他的烟瘾也很大，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因此，在那段岁月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烟味与数学题总在我的脑海里缠绕在一起，挥之不去。
有时，我们讨论得十分热烈，直至深夜。有一次，我们甚至被锁在了学校的礼堂里。管理员根本想不到，那么晚了礼堂里竟然还有人。而我们因为讨论得十分投入，连管理员锁门的声音也没听到。好在礼堂在一楼，我们俩最后翻窗户离开了。
那是1984年，当时我正上高三，面临着报考哪所大学的问题。莫斯科有很多大学，但只有一所大学设有纯理论数学专业，那就是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所大学的俄语名称是“Moskovskiy Gosudarstvenny Universitet”，缩写为“MGU”，它的力学与数学系实力非常强，在苏联首屈一指。
俄罗斯的大学入学考试与美国学生参加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不同。报考力学与数学系要参加4门考试：数学笔试、数学口试、论文写作和物理口试。像我这样获得最高荣誉（苏联时期的最高荣誉是“金奖”）的高中毕业生，只要第一门考试取得最高分5分，就会被录取。
当时，我在数学方面的学习内容已经远远超出高中范围，因此，我觉得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对于我来说应该如探囊取物。
事实证明，我过于乐观了。我收到的第一个预警信号是一封信，是我就读的一所函授学校寄给我的。这所学校是由苏联著名数学家伊斯雷尔·盖尔范德（后文中我们还会详细介绍这位数学家）等人于多年前创办的，旨在帮助像我这样家不在大城市、无法就读数学专科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一份小册子，介绍数学专科学校的学习内容，并稍微涉及一些超出正常难度的学习内容。小册子中还有一些数学题，其难度超过高中生在学校里的学习内容，要求我们完成题目后寄回。负责评分的人（通常是莫斯科大学的在校学生）看完我们的解答后，给出分数，然后再寄回给我们。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三年时间，同时，我还读了另一所侧重物理教学的学校。对我来说，虽然这些学习内容与在普通学校里学到的非常接近（不过，难度与我私下里跟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学习的内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所收获。
这封信并不长：“如果你想报考莫斯科大学，请来我校办公室面谈，我们很乐意为你提供咨询。”信中还给出了申请者可去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拜访的具体地址和访问时间。收到这封信后不久，我就乘了两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莫斯科。学校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长排课桌，还有几个人正在忙活着——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批阅试卷。我做了自我介绍，并拿出了那封信，随后有人把我带到一位娇小的、30岁出头的女性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语气并不那么正式。
“爱德华·弗伦克尔。”
“你准备报考莫斯科大学？”
“是的。”
“哪个系？”
“力学与数学系。”
“哦。”她低下头，然后又问道：“你的国籍呢？”
我回答道：“俄罗斯。”
“是吗？那你父母的国籍呢？”“这个……我母亲是俄国人。”
“你父亲呢？”
“他是犹太人。”
她点了点头。
对于这样的对话，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事实上，当我写到这里时，也觉得荒诞不经。但是，在1984年前后的苏联［大家记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作的《1984》吗］，调查人们的“国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苏联，公民随身携带的国内护照上专门有一栏，要求人们填写“国籍”。这一栏排在第五行，前四行是：（1）名字；（2）父亲的名字；（3）姓氏；（4）出生日期。因此，国籍又被称作“pyataya grafa”，即“第五栏”。在出生证明上同样要求填写本人国籍和父母国籍，如果父母双方的国籍不同，父母可以从中为子女选择一个国籍。我就属于此类情况。
“第五栏”存在的真正原因就是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拥有其他国籍（如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也会受到歧视和迫害，不过其受苦程度比不上犹太人）的人，同样会被甄别出来。我的“第五栏”虽然表明我是俄罗斯人，但是我的姓氏（也就是我父亲的姓氏，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却让我的家庭情况暴露无遗。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家的人并没有宗教信仰。我父亲从小就生活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环境中，我也一样。当时，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宗教活动。大多数基督教正教的教堂都被毁掉或者关闭了，在仅存的几座教堂里，通常只能看到几位老奶奶。我外婆就是其中之一，她偶尔前往我们的家乡科洛姆纳，去镇上唯一的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犹太教堂的数量就更少了，我们的家乡连一座犹太教堂也没有，甚至在人口接近1 000万的莫斯科，也只有一家官方许可开放的犹太教堂。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会被便衣特工盯上，后果将会相当严重。因此，说到某人是犹太人，不是指他信奉犹太教，而是指他的民族，即“血统”。
但是，即便我没有使用父亲的姓氏，招生委员会同样会发现我的犹太血统，因为申请表明确要求填写父母的全名。
借助这样的规定，这位女士确定了我的犹太人身份，并告诉我：“莫斯科大学不招收犹太人，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能申请莫斯科大学。别浪费时间了，他们不会录取你。”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给我寄来这封信，就是因为这件事吗？”
“是的，我想帮助你。”
我朝周围看了看。很明显，办公室里的人都明白我们谈话的内容，因此没有人表现出惊讶。这样的谈话肯定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的目光闪烁，根本不看我，好像我是一名垂死的病人一样。我的情绪低落无比。
* * *
我在莫斯科大学的这次面谈经历从头至尾都显得很诡异，有人也可能会认为，与我交谈的那位女士是出于好心，为了提醒我和其他学生，并帮助我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莫斯科大学的招生考试一直比其他学校早一个月，没有被录取的学生仍然有机会申请其他学校。
我和父母就这件事进行了长谈，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报考莫斯科大学至少对我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我们决定不放弃，同时在心里祈祷一切顺利。
* * *
第一场考试在7月初进行，是数学笔试，共包含5道题。考生们都觉得第五道题太难了，根本无法解答，它就像这次考试的“第五元素”。但是，我却能够解答出所有题目，包括第五道题。尽管我知道，无论阅卷人是谁，都很有可能对我存有偏见，尽量找出我试卷中的不足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详尽地完成了整个解答过程。然后，我反复检查了论证与计算过程，确保准确无误。在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第二天，我把我的答题过程讲给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听，他确定地说，我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看来，我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第二场考试是数学口试，安排在7月13日进行，那是一个星期五。
那天发生的很多事，甚至其细枝末节，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考试被安排在下午比较早的时间进行，因此，我和母亲上午就从家里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我在考试开始前几分钟走进考场，考场设在一间比较普通的教室，里面坐了15到20名考生，还有四五名考官。首先，每名考生要走到教室前方的课桌前，从桌上的一大堆试卷中抽取一份。每份试卷上写有两道题，正面朝下，叠放在一起。抽取试卷的程序有点儿像摸彩票，因此我们也把试卷称作“bilet”（彩票）。试题总共有100道左右，所有考生事先已经被告知了相关情况。对我而言这些题已经烂熟于心，所以我不在乎会抽到哪两道题。抽完试卷后，每名考生要坐到一张课桌前，用考官提供的白纸作答。
我抽到的两道题是：（1）已知三角形内切圆的半径，求三角形的面积，并列出算式；（2）求两个函数比的导数（只需列出算式）。这两道题我都准备得非常充分，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回答出来。
我坐下来，在白纸上写了几个算式，然后整理思路。这个过程大约只花了两分钟，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举手示意。教室里有好几名考官，都在等待着考生举手。但是，诡异的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目光似乎从我身上直接穿过，就好像我是空气。我坐在那儿，高高地举着手，可就是没有考官理我。
大约10分钟之后，又有一两名考生举手示意。考官们一看到他们举手，立刻飞奔过去。一名考官会坐在举手的考生旁边，倾听他的解答。我就坐在不远处，所以能听到他们交谈的内容。考官们很客气，大多数时间都在点头，偶尔会提出一两个问题。整个过程十分正常：考生答完试卷上的题目之后（大约10分钟），考官会再提出一个问题，让考生口头回答。这些问题都十分简单，大多数考生都对答如流。然后，他们的口试就结束了。
首先举手的那两三名考生已经完成考试，显然他们都拿到了最高分5分，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考场，而我仍然坐在那儿。最后，当一名考官从我身边经过时，我一把拉住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理我啊？”这名考官比较年轻，像是刚刚博士毕业。他朝周围看了看，然后轻轻地说：“对不起，我们被禁止跟你说话。”
在考试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两名中年人走进教室。他们迅速地走到教室前的桌子旁，向坐在那儿的一个人做了自我介绍。那个人点点头，然后朝我指了一下。很显然，这两个中年人就是我要等的人——我的口试官。
他们走到我的桌旁，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中一个人身材瘦削，动作灵敏，另一个则体型微胖，留着大胡子。
“嗯，”比较瘦的那个人说道（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话），“我们开始考试吧。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已知三角形内切圆……”
他立刻打断我：“圆的定义是什么？”
他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与其他考官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考生完整地回答试卷上的问题之前，其他考官不会提出任何其他问题。
我回答道：“圆是平面上与已知点距离相等的点的集合。”
这是圆的标准定义。
“错！”那个家伙兴奋地大喊一声。
这个定义怎么可能是错的呢？他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说：“圆是平面上与已知点距离相等的所有点的集合。”
这个说法明显是在抠字眼。这只是第一个信号，说明我接下来还会有其他麻烦。
“嗯，”他接着问道，“那三角形的定义呢？”
在我回答了三角形的定义之后，他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显然是在寻找我的错处。然后，他继续问道：“三角形内切圆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把我们讨论的内容延伸到了切线的定义，然后是“直线”，之后又是其他内容，最后他甚至问到了欧几里得第五公理，即平行公理。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高中数学的知识范围！我们讨论的那些问题与试卷上的题目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远远超出了我应有的知识水平。
我的每句话都遭到质疑，用到的每个概念都要讲出其定义，如果我在回答某个定义时用到另一个概念，那位考官就会立刻要求我回答这个新概念的定义。
显而易见，如果我姓伊万诺夫，他们根本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权衡利弊，立刻提出抗议，指出考官们行为的不当之处。但是，那一年我才16岁，这两名考官比我大25岁左右，而且他们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主管考试的官员，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提问之后，我们才进入试卷上的第二题。此时，所有考生均已离场，整个教室空荡荡的。显然，我是需要被“特殊照顾”的唯一考生。我想，他们在安排考场时，肯定想方设法让每个教室里的犹太考生不超过两名。
第二道题要求我写出求解两个函数比的导数的算式。这道题的要求非常明确，只需写出算式，并不需要给出定义或证明过程。不过，即便如此，考官们仍然要求我回答大量的微积分问题。
“导数的定义是什么？”
然而，我给出的导数标准定义又涉及极限概念。
“极限的定义是什么？”他们接下来问，“什么是函数？”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刁难我。
* * *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位考官对我说：
“好了。这两道题的回答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请你回答下面这道题。”
他给出的这道题很难，解答时需要用到所谓的“施图姆定理”（Sturm principle），这方面的知识学校并没有教过。但是，幸好我在函授课程里学过，因此我答出了这道题。正当我在辛辛苦苦地完成最后的计算步骤时，这位考官回到了考场。
“做完了吗？”
“快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试卷。毫无疑问，他看出我的解答是正确的，而且我正在完成最后的运算。
“等一等，”他说，“我们换一道题。”
我惊奇地发现，他这次给出的问题的难度是上一道题的两倍。不过，我没有被难住。然而，当我做题做到一半时，这位考官又一次打断了我。
“还没做完？”他说，“那你试试这道题吧。”
如果把这次考试比作拳击比赛，我就是在拳击台上被逼到角落里的那位拳击手，血流满面，在对手暴风骤雨般的进攻下拼命地挣扎，苟延残喘。这道题是对手最后给我的致命一击。乍一看，这道题并不难：已知一个圆和圆外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两点，过这两点画一个圆，使该圆与第一个圆只有一个交点。
但是，真要解答的话过程却十分复杂。我觉得，即便是一位数学方面的专家也未必能立刻找到答案。这里要用到“反演”（inversion）这个技巧，或者需要经过一番非常复杂的几何作图过程才能完成。但是这两种方法在高中都没有教授过，因此这道题不应该出现在试题当中。
我学过“反演”的方法，也知道在这里要用到它。于是我开始解答，但是几分钟后，口试官们又回来了，坐到了我的旁边。其中一个考官说：
“我告诉你，我刚才把你的情况向招生委员会的副主任做了报告。他问我，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你看，”他指着一份看上去很正式的表格，这份表格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上面写着几行字迹潦草的字，“在解答试卷上的第一道题时，你的答案不完整。你连圆的定义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判定这道题你答错了。至于第二道题，你的解答表明你的数学基础并不牢固，但是勉强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判了半对。因此，你没能完整地解答第一题，第二题也没答对。那么，第三题呢？你也没解答出来。最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判你不合格。”
我看了看表，从考试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能看看笔试成绩吗？”
另一位口试官走到那张大桌子前，把我的试卷拿过来，放到我的面前。我在翻看试卷时，恍若身处超现实电影当中。我所有题的答案都是正确的，解答过程也没有问题。但是，试卷上却留下了很多评语，全部是铅笔字迹（我猜，这是因为铅笔字迹容易被擦掉）。而且，这些评语都荒谬至极，就像有人对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条评语。在运算过程中，我写了“8＞2”，它的旁边有一条评语：“没有证明过程”，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么，在我正确地解答了所有5道题之后，他们给了我几分呢？不是5分，也不是4分，而是3分！在俄罗斯，3分等于C。我的这些解答难道只能得C吗？
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说：“那好吧。”
一个考官问：“你准备上诉吗？”
我知道有一个上诉委员会，但是，上诉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笔试成绩可以从3分提高到4分，但是对口试成绩提出上诉则会困难得多。即便我的口试成绩提高到3分，那又如何呢？我还要面临两场考试，他们总有办法淘汰我。
乔治·斯皮罗（George Szpiro）在《美国数学学会通告》（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里这样写道：
如果考生死里逃生，通过了笔试和口试，他在必考的俄罗斯语论文写作考试中也会不及格，评语肯定是“主题阐述不充分”。在被判定不合格后，考生即使提出上诉，胜诉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上诉的最好结果是不予受理，最糟糕的结果则是因为“蔑视考官”而受到惩戒。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所大学千方百计阻挠我入学，难道我仍要去这样的学校就读吗？我回答道：“不上诉。而且，我希望撤回入学申请。”
考官们立刻释然了。我放弃上诉就意味着他们也无须再费劲了，他们惹上麻烦的可能性也小多了。
“好的，”不断提问的那位考官说，“我马上把你的申请材料拿给你。”
我们走出教室，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位考官显然心情很好，电梯门关上后，他说：“你考得非常棒，你的表现令人赞叹。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上过数学专科学校？”
“我住在小镇里，那里没有数学专科学校。”
“真的吗？那你的父母是学数学的吧？”
“不是，他们都是工程师。”
“太不可思议了……没上过数学专科学校，数学竟然会这么棒，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从未遇到过。”
在一场耗时近5个小时且极度不公平的考试中，这个家伙刚刚判我不合格，却一转脸就说出这些话来，这真的令我难以置信。在我看来，他扼杀了一名考生成为数学家的梦想，然而，这名考生才16岁，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出身于犹太家庭……现在，这个家伙竟然对我大加赞扬，他难道是希望我不计前嫌、敞开心扉接纳他吗？
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冲他大吼或者朝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显然，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于是，我就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声也不吭。他接着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吧，你可以去报考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学院。那里有应用数学专业，非常棒，而且他们可以招收像你这样的学生。”
电梯门开了。一分钟后，他把我的申请材料文件夹递给我。我在中学取得的各种获奖证书从文件夹中露出来，有厚厚一叠，十分扎眼。
“祝你好运。”他说。但是，我身心俱疲，没有回应他，我只想赶快离开那里！
* * *
我走了出去，踏在莫斯科大学这栋气势恢宏的教学楼门前那宽阔的楼梯上。我再一次呼吸到夏天的新鲜空气，远处传来大城市的喧嚣声。天快黑了，周围几乎看不到其他人。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父母，从始至终，他们一直在楼梯这儿等我，望眼欲穿。当他们看到我的表情，还有那个夹在我腋下的文件夹时，他们立刻知道了考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