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台上台下(3)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部长”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对话：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问：听说您此次出任“部长”，挣扎得很厉害。

龙应台：几乎所有台湾人都知道，现在所谓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这次出来，所有的朋友都很惊讶。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否则就没法进办公室了。

问：听说在香港跟安德烈吃告别餐，眼泪滴在牛排上。

龙应台：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本来一咬牙一闭眼，心想，“妈的，就去做吧。”这次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儿子听到时，都呆了。我原以为他是担心我，担心我受折磨被伤害，没想到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反应是：“你把整个房子留给我来善后啊？所有的活儿都得我来干？”我笑坏了。紧接着又想，母子俩在一个屋顶下的共同生活就要中止——在沙湾径25号，我们共度了七年的光阴，他已经26岁，这种缘分恐怕不会再有了。这一想不得了，眼泪就下来了。这两个儿子一冷一热，安德烈是表面冷的那一个，虽然平时他也不理我，各忙各的，但有时晚上在阳台上看海，端杯酒，会说说话。这方面，我不是很放得下。

问：不少人在问，龙应台真的那么想当官吗？

龙应台：在台湾，“当官”几乎是“受难”的同义词了。那一刹那的念头其实也很简单：今年刚好60岁，如果再晚四年来找我，我肯定干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生还要再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问：您是不是有儒家那种“士”或“君子”的观念？

龙应台：台湾70年代的大学生都有吧，包括马英九。不管价值怎么颠倒，“士”的那种气质和信仰是磨不掉的。不然，过这样的日子，怎么撑得下去？

问：您说“换了位子就需要换脑袋”，不怕被人抓小辫子么？

龙应台：如果要少惹点麻烦，我确实不该说，但这就是事实。难道现在我还能以作家的风格来处理政务么？

问：我理解，这个换脑袋是指思维方式要变，价值理念是不变的，对吗？

龙应台：对，中心价值不该变，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换了位子，表示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表示做事的风格、处人的态度，都必须符合那份责任之重。

问：您认领的那套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份自信你有吗？

龙应台：80年代在写《野火集》时，整部党政机器都在告诉我，你错了。我不言语，但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庶民的权利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适用的核心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问：在野批评，在朝做官，破和立之间，怎样统一？

龙应台：最大的考验在于，当初你在野时大力喊“破”，现在你要在权力的构架里头用“立”的方式把当初的“破”给做出来。你得实践，证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证明你的理想并非空头支票，证明你有实践的能力。光有“破”的理念绝对不够。官僚体制有它特定的逻辑，你得顺着那个逻辑走，才能做事。把握权力的分际是另一个挑战，很多堕落都从无法把握这一分际开始。做官的人要慎权，对手上的权力必须有如履薄冰，如芒在背的自觉。

问：怎样处理个人性情的部分？比方讲，文人常有的那种灵感和兴之所至？

龙应台：个人不得不缩小，性情不得不收敛，这又回到“不同的位子需要不同的脑袋”。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视察一个剧院工程，刚好看到黄昏的阳光透过横七竖八的鹰架，斜斜洒在一面颓墙上，那是一排被拆一半的楼房的一部分，正要上油漆。那投影美极了，我都看呆了，回过神来马上说，不要上油漆了，快请艺术家把阳光下鹰架的影子画在墙上。我的高阶部属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四个星期，我发现还没办，于是把承办人找来，板着脸问“为什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十分腼腆、讲话娇滴滴的科员，她轻声说：“局长，不是您自己教我们的吗？‘公共艺术’的‘公共’，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面墙，尽管只是画上一点影子，也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个创作和互动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什么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她说得那么好，我的“文人的灵感和兴之所至”马上停。现在我也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权力的分际。

问：这对个人来说要求蛮高的，会不会很痛苦？

龙应台：蛮简单的，因为背后那个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只是检验原先你说的、写的，和现在你做的。

问：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您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龙应台：难度不在于机器的大跟小，而在于它的新跟旧。13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后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136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四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至于“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问：以我对官场有限的了解，一个人的上下常会带动一批人的上下，每位官员背后都有一队“他的人”。你现在有用“旧部”吗？

龙应台：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它有一个节节上升的谱系。跟对了一个人，也许一群人就腾达了。我当然是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来“升”官的，说好当一任，就是一任。我没有“仕途”，所以愿意跟我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升官”而来。这回有四位当年文化局的“老同志”归队，跟我进了“文化部”，是跟我同进退的机要，如果明天我不干了，他们明天也就打包回家。

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您？

龙应台：除了理念，没有别的东西。

问：而且在“文化部”工作薪水也不高。听说您的收入是在大学教书的五分之一？

龙应台：四分之一。原来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有版税、稿费之类。

问：现在您处于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么？

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问：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问：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