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的认识，曾经历了一次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在前进与倒退、胜利与挫败的分歧和斗争中，以血的代价换取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逐步觉醒，而后取得全党的共识。在曲折的斗争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

（一）率先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党内多次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产生过路线分歧和斗争，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指导作用则始终未有动摇和质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修正主义已经败阵，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国际背景下，在列宁的关怀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主要倾向不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过原则分歧和复杂的斗争：一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和结论，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另一种则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并使之中国化。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前一种倾向曾盛行一时且占据统治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觉醒最早，旗帜最鲜明的是毛泽东。1930年年初，毛泽东率先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明确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本本主义，指出既要坚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他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的思想。

“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影响，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1938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战争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与此同时，王明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无视依靠人民力量，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新的动向，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及时地进一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这里，毛泽东把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到关系着能否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的高度向全党提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个学风问题，而且是关系着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绝非一般的逻辑论证，而是对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近20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至理名言。因为党内“左”、右倾错误，从认识根源上看，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割裂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应该如何理解？综合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有以下三点：一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二是从理论内容讲，“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所谓中国的特性，是指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化思想的精华所概括出的理论原则。三是在语言形式上，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形式来表述。

因此，创造性、时代性、实践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毛泽东这时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提到议事日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直接动因还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的确已成为紧迫的任务。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并未来得及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清理。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空喊马克思主义口号，在党内俘虏了一部分人。这种情况，对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制定和推行符合实际的正确路线是个思想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引起共产国际的误解和指责。共产国际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重视农民运动，远离工人阶级，不能够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崔可夫曾在其所著《在华使命》一书中写道，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甚至在《延安日记》中对反教条主义进行责难，认为“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然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改教条主义者以所谓“国际利益”实际是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立场，立足于本国实际，将民族利益和中国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点制定和完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理论上实践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关键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新局面。

（二）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1937年7月，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轻视中国革命实践、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影响，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他着重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其中心思想是从哲学上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论证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强调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明确指出：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本来源，“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2]

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观点，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实践论》、《矛盾论》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不久，毛泽东便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这是他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1941年开展的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国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就是“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3]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而加以强调，从而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通过整风运动，党内存在的陋习得到改正，长期被扼杀的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如枯木逢春获得新生。全党思想解放，精神振奋。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自觉的行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共识，并由党的七大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史册。

（四）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对中国国情深入了解，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当革命转入低潮，很多人为此而悲观、陷于困惑境地之时，他能够及早醒悟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不能教条式地照搬照抄，必须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随后，当秋收起义军攻城受挫，他便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与战争，他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应走与十月革命先城市后农村的相反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创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和建党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及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一系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深刻地论述了三者的关系。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集中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历史方位，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即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总结近代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批判地吸取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华，找到的一条既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又非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的树立。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