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与中国历史新纪元(2)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全党依靠集体奋斗探索这一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
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给林彪的信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中国革命需要学习他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他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題。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内涵与现实依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发展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一切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列宁指出，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可见，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政权的性质，关系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剥削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决不肯自动放权。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还是军阀主义者，都是被推倒的，从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表明，要使政权从剥削阶级转移到人民手里，就必须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创新理论，是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其主要思想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
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以地方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影响到中国的不统一。当时敌人的力量远远超过人民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政权，实行法西斯专政，国外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国内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两大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驻扎在各中心城市。这支军队同中国历代王朝和旧军阀的军队不同，在装备上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在军需供应和后勤保障上及编制数量上都大大超过过去。城市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敌我力量悬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
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薄弱地域，远离中心城市，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农村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聚居的地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同盟军，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兵源。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特别是两湖地区经过一次农民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大革命时期，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军，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的旗帜（当时的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以两湖为中心发动了农村大革命，广大农民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为工农革命军力量的壮大和较为良好的群众基础做好了准备。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只有扎根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开展土地革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沿京汉铁路北上，经长沙、抵武昌、汉口，从城市到城市，共产党没有独立领导自己的军队，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中心城市，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进行血腥屠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中心城市和大江南北。在城市共产党组织站不住脚，没有可供活动的空间，只好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山区，组建人民军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走与俄国相反的道路。
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农业经济导致的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是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原因。1928年，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内有些人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顾虑和悲观情绪，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现象，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种怪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从而导致军阀间的矛盾和冲突，酿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与战争。这就为小块红色政权可以利用敌人间的矛盾和内战空隙，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并得以坚持与发展。同时，地方农业经济同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不同，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因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为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在经济上提供了可能，并可以长期存在发展。
除基本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有主观条件才能使客观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主要是正式的红军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以及其政策的正确。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
小块红色政权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立足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把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先有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小块红色政权才能使党和人民军队有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者是基地和摇篮，后者是前者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