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良知(1)

预约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需要涂抹多少色彩，才不至于10年、20年乃至更多年后再回头窥望，我们看到的不是路径荒芜？

八面来风的窗口，带来错综复杂的思考。民营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是体制变革、法治、精神重塑、文化建设，还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改观？

群体再坚硬的外壳，隐藏的是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脆弱、敏感，并保持足够的坚韧。民营经济即使有庞大的数量和30多年的时间沉淀，问问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或许他们最需要的只是自由——创业与发展的自由，彻底而不滥用。

曾几何时，阳光透明的匮乏，以致于人们习惯阴霾；由衷表达的短缺，以致于人们习惯揣测……今天，当人们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光明前景充满期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期待时，民营经济在参与创建“小康中国、美丽中国、廉政中国”以及“法治中国”、奋进“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将汲取更大动力、实现更多作为、展示更加绚丽的个性色彩，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

中国历来不缺梦。梦文化之发达、典籍专论之多，均居世界之首。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将时代精神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则是当代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景。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民营企业最应珍惜也最应拓展的莫过于创业与发展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接近真理；只有自由，才能开创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常谈及“德国的经济奇迹”。但是，联邦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则不以为然。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说，事情不在于奇迹，“而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在自由的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其价值只能是向全世界证实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他还指出，“任何个人不应当有足以压倒别人自由那么大的权利，或者以假自由为借口来限制真自由”；“如果让人民重新意识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动力”；“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消费者的自由选购，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原则，比任何形式的国家指导或国家管制，更能保证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民营经济要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是大前提。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当今中国（时代）区别于以往中国（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是抵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当然也是民营经济赢得更大辉煌的根本出路。但是，近些年来，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中、文件里，出的条条、细则不算少，却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不是全党上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整治“四风”中的典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呢？党的十八大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聚焦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大方向，至关重要。确实，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着“中国特色”之“特”，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能否贡献新的创意，由此也决定着广大民营企业对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期盼、对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期盼！

改革，带来体制上的豁然开朗，带来经济上的充分民主。人们得以在骤然解放的时空中施展才干，动员起各种沉寂已久的资源，自主创业不再偷偷摸摸，不必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光明正大地扩大规模，为企业发展融资，打造自己的响亮品牌。但是，有些自由需要更广阔的边界，有些自由则被盲目敛财驱使着越界。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经济自由会若隐若现，更谈不上亘古不变。当触及某些利益或情绪时，它会悄然让步，退到“候补”席位，甚至更远。有些自由还处于“画饼充饥”的意识层面，如政策环境上早有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的理性与热情，但现实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乃至“铁门”依旧冥顽僵硬。有些自由还要小心翼翼地看大众脸色和眼色，而大众的情绪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掺杂非理性和片面性，甚至连某些被殖民化半殖民化的后遗症也会作祟。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民营经济要获得更多的创业与发展自由，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封建道统之遗风，二是计划经济之遗习。

典型案例如有的地方任意打压民营企业，甚至罗织罪名抓人或剥夺财产……都从反面诠释了明文规定的法律如何被人为地更改。当封建道统的威权至上与计划经济的指令惯力相勾兑时，民营经济不仅不堪一击，还容易在舆论上被“万夫所指”，造成“同仇敌忾”的假象。对于“私”或“私有产权”正当性（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未必已完全规避了被逆转、被倾覆的厄运或风险。如果不从根本上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思维，确立并维护依法治国理念，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政府，那么，中国依然随时有可能将“自由”这一神圣的字眼妖魔化！

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近10多年来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它作为个别机构及人物的一种邀宠取向，客观上“绑架”了决策高层，模糊和动摇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错失良机。对此，迎头痛击最早也最有气势的是2004年10月2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办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这次由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主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常务副主席王忠禹出席的专题座谈会上，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等数位著名经济学家，均旗帜鲜明地发表了重要意见，其中最尖锐的质问是：“如果只有国有经济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我国的其他经济成分难道是异己力量的经济基础？”但是，此类观点由于明显带有根深蒂固的“左”的色彩，又附加了诸如“共和国的长子”等标签，听起来既诱人又动人，所以仍颇有点市场，其结果便是近10年来国企（央企）“理直气壮”地搞无度扩张或产业链的过度延伸，联手各级政府构筑起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乃至“铁门”，折射出改革攻坚乏力以及某种程度的滞后与倒退，包括对旧有体制的某种怀恋。如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早在1994年所说，“大陆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问题不会只存在于某一时刻，往往会反复发生，其解决往往也得有一段过程。”这多么具有预见性！

史料表明，中国搞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早已有之，因为古代社会的契约和私有产权一直都很发达。比如两汉时期，以家为本位的私有制地主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发育，造就出高度繁华的城市和商品市场；又如宋朝，仅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中，便能看到北宋京城开封的市场经济有多发达；再如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后，鼓励开办民营企业，不久竟超越国内市场，出现了西方商人向中国工厂订货的“国际化”现象……但是，按照“家”、“国”同构这一基于儒家伦理的制度安排，便注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搞市场经济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因为皇帝或皇权处于纲常等级的最高位，对“私”可实施绝对控制。也就是说，在“家法”之上悬有至高无上的“王法”，“国”可对“家”实行彻底管束。“私”或“私有产权”，始终不具备西方社会那种在法律保护下的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自由性质，随时都可能遭遇皇帝或皇权的“合法”干预。因此，一部中国经济史，正是市场经济风雨飘摇的动荡史，时而正当（合法）时而不正当（不合法），其宏观体征即为“治乱相循”。

事实上，中华民族对“私”或“私有产权”的文化认知，可以说从未彻底过，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难以连续，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源所在。即使是启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执政党已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私”或“私有产权”，人民大众也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民主与自由，但姓“公”姓“私”的纠结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私”或“私有产权”在当代中国要获取牢固不破、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或许还将踽踽前行很长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