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亚洲现代作家(5)

据说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因为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说“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的启示和刺激，于是便接连不断地写起有关这个问题的作品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虽然这部作品受到攻击性的、否定性的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顾，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认为这只能是我的小说”，并且表示“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可以说是牧歌式的少年们的作家，但从这部小说起，我却希望成为反牧歌式的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另外，通过这部小说我还明确地决定了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发表于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载于《新潮》）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主人公J的种种同性、异性滥交行为，据说是为了证实人和人性都是真实、可靠的存在。这表明作者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不言而喻，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小学时，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参拜天皇照片时不认真而被校长用巴掌或者拳头痛打。这或许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藏着某种反抗强权的种子。在日本战败时，当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后，他又曾暗下决心，要为天皇而死。这说明学校长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不过，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主要还是在战后才最终形成的。日本战败投降时他只有10岁。当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接受的是新宪法所宣布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空气，而这些因素则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地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

《大江健三郎和〈吉尔普军团〉》，采访记——这可以说是他政治态度的宣言。

在体现他“政治”意识的小说中，1961年先后发表于《文学界》的两篇作品《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属于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威胁，迫使《文学界》杂志不得不登出谢罪广告才算暂且了结，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长期不能收入其后出版的各种短篇集里。

大江健三郎是个执著的人，只要确定某种主张便不肯轻易更改，哪怕遇到什么阻力也要坚持己见。当上述两篇小说发生麻烦时，作者本人始终没有退让。非但如此，他还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继续与天皇制对抗。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他文化勋章，他当即表示拒绝的举动，也是他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6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状态，经医生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8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颇有感触。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围绕残疾儿问题，他在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个人的体验》里，当主人公听说妻子生下一个残疾儿时，起初他曾经想尽办法逃避现实，不打算千方百计去救活婴儿，而希望听任婴儿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后他终于通过长期痛苦的精神磨炼，猛醒过来，全力以赴拯救婴儿生命，并且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同满怀希望地、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也许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或者不如说当作者的精神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那样最终采取拯救孩子、养活孩子的态度；当作者的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空中怪物阿归》的主人公那样采取放弃孩子的态度。

1964年以后，他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自己养育残疾儿的决心，诸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随笔《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和《冲绳核记》（1969~1970）、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和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等都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谈到1983年由讲谈社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这本书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自己与残疾儿20年共命运的问题提到前面，这可以从其中安排的环境和人物与作者周围现实生活大体吻合得到证明。不过，《新人啊，醒来吧》仍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作者并非单纯地记述自己和残疾儿，而是通过布莱克的诗句，通过残疾儿的生活，讨论在核威胁状况下当今世界人类命运这个全局性的大课题。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提起这个话题，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不过他又加以解释道，这个“森林和山谷”，“虽与实际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见他的乌托邦仍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主观想象之内。

《同时代的游戏》（1979）可以说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小说。这部长篇是经过作者周密设计和考虑之后写成的，是他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全书由6封信组成，这些信是主人公“我”写给妹妹的。在信里，“我”讲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创建故事和历史，自己家族的发展历史。其中有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几百年前山村的建立过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国军队的50天战争，“我”所参加的现代反体制运动。在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了吧。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武装精良的大日本帝国正规军与普通村民百姓的斗争过程，刻画了不屈不挠、敢于与强权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历史上当然并不存在这样一场战争，它完全是作者头脑中的产物。作者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小说的基本内容是写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义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义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住在森林。“义兄”在森林里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即公社），但后来由于一个突发事件而瓦解。这说明根据地虽是为人们所欢迎的，但毕竟是不能长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现实的。

上文已经说过，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饲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森林”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在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里，有主人公“我”潜入森林的一段描写：“我走进森林，犹如游泳者走下游泳池铁梯子让身体完全没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觉得森林覆盖了自己的头部，好像游泳者的头部被水面覆盖了那样。于是，夜幕降临了。我站立不动，低垂下头。我必须让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兽、树木、小草、腐蚀土中的菌类一样，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还原为森林的细胞。”

进入70年代以后，他的“森林”意识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对“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怀有同感，并且最后不得不和核时代权力的代表者进行决战。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识更进一步朝着批评时代的方向发展。又如《同时代的游戏》将对抗帝国正规军队的普通村民的根据地设定在“森林”里。这个“森林”显然含有象征意义，它使村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启示读者在当今时代应如何生活。此外，长篇小说《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最近新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燃烧起来的绿树》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丁若镛

丁若镛，1762年生于京畿道广州郡瓦阜面马岘里（今扬州瓦阜面陵内里）的一个两班贵族家庭。7岁能作汉诗，22岁中进士，28岁文科及第。历任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同付承知、谷山府使等职。他为人刚直，不求权贵，特别是在任暗行御史时，曾弹劾官吏的贪污舞弊，不断受到反对派的诬告和陷害。40岁时被贬，流放康津等地18年。1818年释放回国，专心从事写作和研究学问，直至去世。

丁若镛是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实学派诗人和作家。他对政治、哲学、经济、科学技术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关心农民问题，认为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之家“是残九千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人”，提出“农者得田，不农者不得之”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没用到实际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新我旧邦”的思想指导着他一生的活动。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反对单纯“吟风咏月”和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即要有“美刺劝惩”的效果。作有汉诗2500余首，有不少是表现农村生活和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艰难度日的悲惨处境，谴责封建官吏的剥削和儒学者的伪善，指斥封建两班制度的不合理，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及对不合理制度的训责。《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和《饥民诗》是两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描写一户农家的穷苦和敢于和豪吏作斗争的景象。后者描绘了一幅农民由于迫于生活而颠沛流离的图景。

在康津流放期间，他创作了很多同情劳苦大众，反映残酷剥削官吏罪恶的优秀作品，其中有杜甫韵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三行：《猎虎行》、《狸奴行》、《僧拔松行》以及长诗《夏日对酒》、《耽津衣歌》、《耽津渔歌》、《耽津村谣》、《哀绝阳》等。他熟悉多种诗歌表现形式。他的一些散文和政论也写得生动、犀利，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创作手法上，善于运用比喻来刻画他所要表现的对象。

他逝世70多年以后，李朝政府追赠他为正宪大夫奎章阁提学。

李光洙

李光洙，1892年生于平安北道定州。父母早亡，由祖父抚养长大。曾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哲学科。1919年到中国上海，主编“朝鲜临时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1921年回国，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过《朝鲜日报》副社长，《东西日报》编辑，还主编《朝鲜文坛》杂志。1922年发表《民族改造论》一文，诋毁、抹煞朝鲜民族传统，引起有志之士的反对。20年代中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他是反对派的一员主将，声称“对阶级文学不感兴趣”，咒骂“革命是像瘟疫一样可怕的疾病”。1939年参加“北支皇军慰问”，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为侵华日军效力；不久出任日本统治当局的御用团体“文人报国会”会长。1943年又去日本动员朝鲜留学生参加“学徒兵”，要他们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劳。1945年参加“大和同盟”，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