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智慧资源与应用架构(4)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归纳，可以看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不仅并不封闭、僵化，相反还相当的开放，具有自我更新、发展与自我超越的可能。这对于依托中国智慧来构建中国媒介批评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工程来说具有先决意义和重要价值。事实上西方也一直在关注并日益推崇中国智慧。尤其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哲学因为一味推崇概念思维，陷入了僵化和异化的困境不能自拔，从而引发了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等众多思想家的反思和批判。而他们反思和批评则越来越达成这样的共识，也即西方的概念思维不是万能的，需要引入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作为西方思维脱困的“药方”。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为例，他们提出的为超越西方僵化的概念思维而采取的突破方式就充满了东方韵味。海德格尔通过缘在（dsein）追求存在（sein），并提出面向事情本身，“开显出‘存在论’的哲学维度”；“而梅洛·庞蒂则在海德格尔开显的维度上，更具体地回归到肉身人的‘存在论’维度”。“这种特征表明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倾向实质上正在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意蕴趋近，即向‘天人合一’的、全身心与宇宙契合的（如海德格尔崇尚‘天、地、神、人四位一体’；梅洛-庞蒂通过普遍‘肉身化’以弥合主客二分）、诗意感悟的（如海德格尔对‘诗意地栖居’的反复咀嚼，梅洛·庞蒂对感性和混沌性的钟情）等中国传统道论思想韵味之趋近。”[28]
当然，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建设以中国智慧作为基础性、框架性的依托，绝不仅仅是指从传统经典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或者完全实用主义地仿照上文归纳的条条框框去比照衡量媒介对象，而是需要真正把这些大智慧融汇于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中，从而把这些高超的思维方式培养成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家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得大智慧者方有大境界。智慧的高度有多高，批评的深度才能有多深。
第三节中国智慧在媒介批评学中的发挥与运用
以上我们概述了中国智慧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时代的媒介批评学以及整个传播学领域，要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必须将那些蕴含和体现着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尽量贯穿于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之中。虽然我们并不主张完全实用主义地在具体的媒介批评个别行动中套用某些思维套路，但是，深入阐述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和智慧体现，将其融化到我们的专业批评家整体素养之中，并尽量落实和应用于媒介批评实践，还是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而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具体应用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呢？这就需要把中国智慧宝库中那些和媒介批评直接相关，尤其是非常适合应用于批评实践的智慧点加以系统梳理。
1、穿透性的认知智慧。
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总希望看清、把握事物的真相与本质。然而事物的真相往往被各种假象所掩盖，所以中国古语才说“吹尽黄沙始到金”；而很多时候即使真相就在眼前，我们照样视而不见，《韩非子》所载的“卞和泣玉”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新闻的使命就是要寻找、反映事实真相，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不仅这个过程往往被干扰、被限制，而且世界是复杂的，很多事物的内涵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一方面，事物的现象经常会掩盖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事物的假像，又遮蔽着事物的真相；再一方面就是，事物的某一片面被误以为是事物的整体。所以很多新闻报道不是浅尝辄止、挖掘不深；就是盲人摸象，只持一端、以偏概全。这就要求媒介批评具有穿透性的认知智慧，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还要深刻全面、得全要领。在这一点上，中国智慧很有优势。上文指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内向性和直觉性等特点，擅长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从而抓住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中国智慧强调要运用逻辑，还要突破和超越逻辑的遮蔽，从而把认知的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在物我两忘中更直接也更准确地观照、体悟和把握的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种在认知过程中将主客融通一体的独特智慧，具有大视野和高境界。运用这种认知智慧，能够穿透事物的表面，直达内里和深层，乃至其背后隐藏的真实面貌。
2013年10月10日，《燕赵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保定硬汉自己锯断患怪病右腿——如今病情持续蔓延左腿，他盼望能够治愈安上假肢”。该报道因太过骇人听闻，在互联网得了迅速传播，并引发网民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当天下午，《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记者随即赶往“锯腿男”郑艳良的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并将从清苑县宣传部负责人处得到事件属实的官方回应发布到互联网上，从而消除了网民对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而该事件的传播在网络上得到进一步扩大，更多媒体也进行了更加详细、全面的报道。次日下午，郑艳良就被转送至保定市第二医院进行观察和治疗。之后媒体将报道重点转入郑艳良在医院的治疗情况，并进行了持续报道。10月24日，医院对郑艳良的手术顺利完成。11月9日，郑艳良康复出院。
该事件在被大量报道的同时，多家媒体还发表了关于相关社论，如《新京报》发表的“男子自锯病腿暴露医疗救助不足”、《京华时报》发表的“还要多少锯腿需要被关注”等。这些社论就该事件中突出反映的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评论和批判，具备一定的层次和深度。但如果运用穿透性认知智慧，而不仅仅就事论事，我们就会看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也好、各种社论也好，都缺乏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追究，尤其没有涉及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第一，该事件是否不应该发生？是否可以避免发生？而又为什么会发生？第二，这种本不应该发生或者可以避免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究竟谁应该为该事件的发生担负责任？第三，尤其应该追问的是，今后应该怎样避免类似本不该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事件再度发生？而除了在议程设置上的失当，我们还应该站得更高，也即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透视这个事件：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在人文关怀方面的巨大漏洞。可以说，造成这一惨剧的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社会各个方面人文精神的缺失。孔子曰：“举一隅”当“以三隅反”。运用中国穿透性的认知智慧，我们更能进一步发现，在当代传媒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是新闻报道和媒介批评的普遍现象。
2、超越性的论辩智慧。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许多事物都可以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加以认识，而何种观点才是最正确或者最有道理的？不同的人的观点往往不同，这时往往就会产生论辩。尤其在面对论辩高手时，要克敌制胜、改变对方观点，就需要有高超的能力与境界，或者说要具备超越性的论辩智慧。放眼中国古代，具有超越性论辩智慧的论辩大师层出不穷。仅以先秦为例：墨子论辩严密精谨、滴水不漏；孟子论辩气势奔放、雄壮恢弘；庄子论辩言辞犀利、跌宕纵横；荀子论辩妙语连珠、咄咄逼人。这些论辩大师之所以常能屈人之辞，论辩技巧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都有着高远的视角和高尚的品格，从论辩的高度和境界上就超越了对手。媒介批评作为一项以去伪存真为目标的思辨活动，这种超越性的论辩智慧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
鲁迅可谓是运用中国超越性论辩智慧的顶尖大师。鲁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其在媒介活动与媒介批评方面的建树也是无与伦比的。其在媒介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用杂文形式撰写的一系列媒介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和他的其它杂文一样，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更是笔法灵活，恣睢辛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仿佛匕首投枪，往往一针见血、一招即制强敌于死地。从他的媒介批评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先秦诸子的雄辩遗风。这里仅以其《估〈学衡〉》一文为例来阐述他的高超论辩智慧。
《学衡》系吴宓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的一本月刊，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今天看来，其论点不无可取之处，但在封建、保守的旧势力异常强大、成为妨碍当时中国前进的主要阻力之一的时代背景下，该杂志则成为宣传复古主义、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堡垒。鲁迅有鉴于此，故在该杂志创刊的次月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篇《估〈学衡〉》，以辨明是非、正人视听。《估〈学衡〉》没有纠结于《学衡》的微言大义，而是针对《学衡》创刊号上的六篇文章，逐一指出其中的毛病，再予以辩驳，笔法尖刻锐利，可谓针针见血，并在篇尾指出，“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不仅运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夸张、反讽等论辩技巧，其立论更是建立在新文化所代表的进步立场上，高度和境界都绝非“学衡派”这些复古势力所能比拟。这样的论辩锐不可当，足以令后者一败涂地、掩面而逃，正是中国超越性论辩智慧的集中体现。难怪连《学衡》主编吴宓都在其自编的《年谱》中也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如果要建立中国媒介批评学，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这些先贤的超越性论辩智慧，掌握这种智慧的技巧与规律，然后运用于媒介批评学，自然可以整理、归纳、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技巧与范式。
3、导向性的说服智慧。
批评就需要说服，说服就需要有效，有效就是要改变，而如何能够有效改变，就需要说服的智慧。与论辩不同，说服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战胜对方，而是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媒介批评的目标不仅要揭示媒介活动和社会现象中的问题与不足，更要说服人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对这些问题与不足做出改变。因此，导向性的说服智慧对于媒介批评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智慧就充满了具有导向性的说服智慧。上文提到的那些论辩高手也大多是善于谆谆善诱的说服高手。除了散见于史籍的各种相关记载，《战国策》和《智囊》中的《语智》[29]等典籍更是专门论述说服智慧的专著或专论。尤其是《战国策》，可以说是中国说服学问的巅峰之作，其中体现的智慧光彩足以惠及后世百代。概括而言，中国导向性的说服智慧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高度形象化。研究《战国策》等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说服智慧具有高度的形象化。具体而言就是习惯和擅长从历史事件中挑选典型事例，或者采取比拟于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现象等方法，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这正是中国智慧思维有注重意向和直觉类比特点的体现。高度的形象化使得中国式的说服智慧更加形象生动、使对方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