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雍正王朝

1．惩罚贪官污吏

（1）清查亏空

由于康熙在位61年，作为一个久掌大权的皇帝，康熙非常佩服汉文帝施惠于民、尽量不扰民的统治方针。于是，晚年的康熙不免要恩泽天下，来博得为政宽仁的美名。但社会的发展并不依赖个人的想法，一味地宽容，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在此方针指导下，康熙末年的社会积弊十分多。

社会吏治日益败坏，官吏贪污成风；在“反正不是自己的”之心理支配之下，政府高官们、皇子们大量地从国库中借支，造成国家钱粮空虚，国库不足；地方绅衿鱼肉百姓，贫富差距十分大；从战略角度考虑，按照康熙末年的财政状况，如果国家发生灾荒，或者是边疆告急引发战争的话，那么国家财政严重不足，国库空虚到无银用兵赈灾的地步，用雍正的话就是“关系匪浅”了，后果让人担心。

此外，地方绅衿扩张势力，对欲集中皇权的雍正来说，无异是眼中之钉。

雍正十分清楚各种状况。雍正掌权后的一个月，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的总动员令，细致而具体地部署了各地清查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期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

就是说：你们各省的总督、巡抚要严格检查辖区内的钱粮亏空问题。一旦发现亏空，不管是否报告给中央，都必须在3年之内，把亏空的数目补齐。在补亏过程中，不得以补亏为借口，再向民间增加苛捐杂税。比如山东省，以前查明亏空数十万两，虽然现在名义上使用官员的俸禄补足了，朝廷对其中的巧取豪夺乱收费、乱摊派十分清楚，其他省大概也是如此。另外，也不得乘机掩饰亏空，或者寻找借口不全力执行。没有补完亏空，朝中会加以严罚。在3年补完亏空以后，如果再发生亏空的事，朝廷也不会饶恕你们。

雍正还规定了如果地方官员贪污挪移钱粮，而督府为其包庇隐瞒，要对督抚治“连坐”之法。假如有谁在清查中徇私舞弊，包庇纵容，一旦被查访到或被监察官员举报后证实的，将连同该省的总督，巡抚一同处罚。

雍正这个办法使诸官心惊肉跳，再也不敢怠慢。

雍正即位时已是45岁，面临着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局面：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税收短缺。雍正对这些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即位之后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意思是说，当我还是皇子的时候，就知道历年中央的户部有数百万银两亏空，底下的府厅州县亏欠的数量就更不知有多少了。我十分清楚，怎能骗得了我。各地出现亏空钱粮问题的，一定是受到上司勒索，不得不从国库中拿来上供，要不就是自己贪污侵渔、中饱私囊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非法的。

长期当皇子辅助执政的经历，使雍正积累了充分的行政经验。加上他即位前就曾协助康熙在户部清理亏空，曾遇到过一些麻烦。因此对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十分明白；对下面官僚的贪污手段、心理状况十分清楚。

雍正上台，首先指向的是吏治，实在是因为吏治腐败是康熙晚年最大的弊政之一。整顿吏治的最好突破口就是清查亏空。

全国大小官吏那么多，对于新君还不熟悉。雍正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几个可信任的人外，无所依靠。正好可以借助清查亏空这个运动，撒下大网，借势观人，激浊扬清，杀一儆百。用这个运动来打击异己势力树立威望。正如前述，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十分激烈，雍正的登基即位又难于辩解，使人心不服，基础不稳。雍正发动清查，正可以借机名正言顺地打击诸王的朋党势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清查亏空的第三个好处是有助于对家底更加清楚，真正掌握财政状况。

雍正在清查亏空过程中，经常派遣特派员来解决一些难于应付的问题。

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省的钱粮亏空。当时的巡抚裴度明明知道各府州县仓谷亏空很多，他却不上报，极力包庇下面的贪官污吏，雍正对此十分愤怒。

雍正命把已调任的裴度留于任所，将前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派往江西审讯。雍正又觉得现任巡抚都督，他们太软弱，只是喜欢自己的官名而已，不能完成清查亏空这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决定特派吏部侍郎迈柱到江西，真正检查全省钱粮多年的亏空问题。与此同时，雍正命令从别的州县挑选出几十名官吏，迅速前往江西。一旦发现有亏空问题的官员，迅速查办，让候补官员作好顶替的准备。

迈柱到任后，清查积极认真，但是受到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坚决支持迈柱，称赞他“到任以来，不避嫌怨，为地方生民计，实心效力”。清理的结果一出来，雍正立即命令裴度及历任藩司补偿仓谷的亏空。

特派官员到其他地方清查亏空情况，让他们相互监督，这是雍正常用的一种办法，十分有用。

雍正五年（1727年），福建布政使沈延玉报告说，福建省的仓谷出现亏空。雍正认定是巡抚毛文铨隐瞒上面欺压百姓造成的，马上特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清查。

上次清查江西钱粮，雍正调动了大批的候补官员，让他们为上岗作好准备。这次清查福建的仓谷亏空，与候补官员调动同时进行。此外他还作了舆论的准备。

雍正发布公告告诫福建的老百姓：因为马上就要进行清查，有些贪官们可能已知道此事，会临时借调有钱人家的粮食来充实库存。如果你们有人把粮食出借给他们的话，那出借的粮食就归官府所有，发觉后也不再归还。

上谕还说：我已经选拔了一批候补府州县官员和钦差一起到福建，如果“现任府州县内之钱粮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换”。

摆出候补官员，查出问题立即换人，这破釜沉舟的姿态，表明了雍正彻底清查的决心。

地方清查亏空的责任落实到总督巡抚，限期为3年。北京等盘根错节之地，展开清查工作十分艰难，因此他更注重清查技巧，加大力度清查。

（2）设立会考府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雍正下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清查机构——会考府，主要对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就是各省每年将钱粮征收解拨的实数报部奏闻）工作稽查核实。

本来，各部院的钱粮运用、收入支出，都是由各部院自行奏销，因此官员营私舞弊、账目混乱的现象十分多。

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雍正规定会考府负责稽查审计各部门的收支，凡是钱粮的奏销，不管来自于哪个部门，都应该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这样就把奏销大权由原先的各部院收归中央。

这样，官员即使想做手脚也难了，政府也有希望能补上奏销这个大窟窿。

雍正说，当日康熙对其中的弊端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不欲深究罢了，“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我决不会像父皇那样宽容——雍正说到这点。

雍正显然十分了解下情。他说，钱粮奏销中有大的弊病，主要是看有无“部费”（即所谓好处），假使没有部费，就是正常开支，计算也清楚，但也就不准户部奏销，要是有部费的话，即便是浪费百万的也可以奏销。

雍正委任他的兄弟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等四人共同负责，提高会考府的权力，并谕令允祥说：你如果不能清查，我再派人，实在不行我亲自去。可见雍正决心很大。

会考府成立了两年多，办理了各部院奏销事件550余件，其中被驳回的就有96件，效果十分显著。

清查中涉及到贵族和高级官僚，决不放宽。在这一次清查亏空的行动中，一大批达官显贵、王公贵族都牵涉进去了。比如雍正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曾主管过内务府事务，在追索亏空中，被逼无奈将家中的器物当街变卖。雍正的十弟允也因此赔银数万两，数量还是不够，最后被雍正抄家罚没。

其中户部库存白银查出亏空250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的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均摊赔偿共150万两，另外100万两由户部一年一年地偿还。

按照常规，清查亏空，应当先抓贪污腐败，然后解决挪移问题。而雍正帝正好相反。他规定在清查中，无论是侵欺还是挪移都要据实清查，而在追补赔偿之中，不管哪种在前，都要把挪移的那部分补足，然后再赔偿。

先抓挪移，看似在抓次要矛盾，实则是避实击虚的方法。

这只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策略，事实上，在雍正后期打击贪官清查亏空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之后，就逐渐恢复了往日先查侵欺再追挪移的成法了。

亏空一旦被清查出来，赃官就被革职拘禁。雍正迫使他们吐出赃银，保证如数归还国库，严厉抄家就是通常的手段之一。

（3）抄家罢官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锴提出一套查抄补追的方法，主要原则是：凡亏空官员被查验核实之后，一方面严格搜查办公地点，一方面发文件到他原籍的地方官，命令当地查封其家产，控制其家人。而后再追回各种财物，杜绝赃银有转移藏匿的可能。

雍正对此建议非常赞同，并明确表示：查没来的财产，将用于公事及查没中的有功人员。

重赏严罚，同时实行。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原山西巡抚苏克济被山西潞州知府加璋揭发：在任职期间敲诈各府州厅县银两，共计450万两。

雍正查验核实之后，籍没他的家产，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20万两。

这一年官员下台并被抄家者层出不穷。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南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原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

大小官员对抄家恐惧不安，有人悄悄地送了雍正一个外号：抄家皇帝。

雍正为贪官们所憎恨的理由，即雍正惩治贪污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是把贪官及其家属“捆绑”起来查没，用株连的办法来对付贪官。

历史传说中雍正狠毒的恶名，大多由此而来。据说，当时官员们在一起打牌时，把其中的私牌也戏称为“抄家私”，可见雍正反腐败是有一定力度的。

倒霉的赃官们于是无路可走。即使如年羹尧之狡诈多端，见事不妙，开始向各地转移藏匿财物，也被雍正访了个清清楚楚，抄了个一干二净。

雍正对于那些畏罪自杀的官员也不放过，从中更可以看出他严厉之极。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劾本省一个道员李滨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李滨得知此事吓得自杀了。

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劾兴泉道道员陶范，撤了他的职。还没有追查，陶范也自杀了。雍正对此说：这些贪官估计官职和家财都难保了，便想一死了之，妄想牺牲自己的性命保住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们享用，哪有这种好事？

他下令督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和亲信的家人，严行审讯，把所有赃款全部追回，还要补偿。

雍正大约是深得其中的三昧：不放过死人。因为这可以使百官感到害怕。这样的“抄家皇帝”，确实让人有些害怕。此外，雍正还三令五申，严禁下属和当地士民代替赃官赔偿或者垫付，把板子直接打到赃官身上。

雍正的理由是，如果允许代赔或垫付的话，会出现不法绅衿与贪官狼狈勾结，以求留任的情况。或者，这些祸害又会趁机搜刮百姓。

雍正对官僚们的心理十分清楚。

雍正专门相应地变革了官吏任用制度——即实行大罢官。确保不出现贪官为弥补亏空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的情况。看来仅仅抄家是不够的！雍正注意到让官员留任以弥补亏空，还会使老百姓受其苦。与其留下后患，不如干脆不做，因此凡是贪官，一旦被人告发，就革职离任。

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指示吏部：凡是官员在任内出现亏空钱粮的，都不可再留任；如果是亏空已经清还完毕，还可以继续为官的，一定由吏部再奏请，复任视情况而定。

此政策一出来，被罢官的人不可胜数。3年以后，湖南巡抚魏延珍上奏说，湖南省内的官员遭到弹劾的大有人在，并表示说，如果还有舞弊贪污的，还会继续参劾，绝不留情。10年之后，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上奏说，通省府厅州县各级官僚，没有几个人能连任3年。

如此大规模频繁更换官员，原因在于大部分官吏被人告发而被撤职查办。长久以来，罢官的政策一直实行。

河南巡抚田文镜被雍正视为“模范督抚”，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共参奏属员二十几人，雍正对田文镜毫不留情雷厉风行的作风非常佩服、欣赏。

雍正的高明之处是，除了以抄家、罢官作为威胁外，他还专门建立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高薪养廉的行政思想，突破历来的低薪制。作为制度化来尝试，雍正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