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二次南巡

康熙首次南巡返京后，立即部署疏浚海口一事。他已亲身视察了治黄工程，深知永久地解除黄河水患还没有实现，以往的争论都已过去，重要的是真抓实干。每实施一项工程，他都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尤其重视靳辅的意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经靳辅呈请，在徐州毛城铺、河南考城、仪封黄河两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堤筑坝工程。高家堰也开始得到加固。然而康熙帝觉得应尽快将遭水灾的难民救出苦海，而且他认为靳辅治河只关注防堵，这些都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以他的想法，只要能将黄河来水及高邮、定应等地积水顺畅排出，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所以根本的方法就是开挖海口，如此才能一劳永逸。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底，伊桑阿一行回京、并提出与康熙帝一样的下挖海口的意见后，康熙帝便决定开挖海口，并当即下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此事，由靳辅相予支持，不得有误。

旨意下达，立即引起一场争论。

靳辅和于成龙先后上疏，可见解却完全相反。靳辅根据多年经验提出，海口不能轻易挖开。因为泛区有很多地方低于海平面，如海口一开，不仅难排积水，反倒会引起海水倒灌，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筑堤束水，以击退海潮。而于成龙却坚持开浚海口，坚决执行皇上的主张。双方一时相持不下。康熙虽重治河，但并非行家，对靳辅的正确意见不能理解，加之开挖下河最初是康熙本人所提议，而靳辅此时又卷入被弹劾的明珠一案，遂偏袒于成龙，将靳辅罢官。康熙帝很想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前，将治河问题基本解决，以免除后顾之忧。于是决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初再次南巡河工。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亲率皇长子胤及扈从300余人，从北京出发，再次南巡，“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正月十四，康熙到达山东平原县，晓谕山东巡抚钱珏，免除山东一年地丁正赋。正月二十三日抵达宿迁。康熙亲率随从大臣及江南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等阅视中河，指出河道关系漕运民生，对地形水性应加以研究，科学治河。同时又指出，中河邻近黄河，若遇上雨水丰沛之年，水势愈涨，万一黄堤溃决，无法加以拦阻，中河、黄河必将混而为一，应该筹划一妥善预防之法。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免除了江南历年积欠，包括地丁钱粮、屯粮、芦银、米麦豆杂税等共二百二十余万两。二月十一日，康熙南巡抵达杭州，因江南、浙江士人极多，特诏入学额数应酌量增加，永昭弘奖。为安抚人心，特诏凡经过地方尚被监禁狱中的犯人，除十恶不赦及诏款所不赦等罪及官员犯贪赃罪外，其余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十一以前死罪及军流徙罪以下，不管有没有完结，一律加以释放。此次南巡，康熙最远到达浙江绍兴府会稽山麓，亲往禹陵，拜祭大禹。三月初七，康熙于南巡归途中率随行诸臣到高家堰一带视察堤岸闸坝，重新肯定了高家堰减水坝的作用。对淮河存在的问题，除表示同意王新命将天长、盱眙、六合等处疏浚旧有河道以使雨水入长江而不入淮的建议外，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康熙说：必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如淮水上涨，打开闸门以泄洪，淮黄均敌，则闭加不令旁溢。通过二次南巡的实地考察，康熙对靳辅有了新的认识，江南淮安民人皆称誉靳辅治河得当，于是恢复靳辅以前的官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靳辅奉旨写成《治河书》（即《治河方略》），疏表进呈。此后凡遇河工方面的问题，康熙都命令去询问靳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北犯边疆加剧，康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北部边防上。康熙三十年（1691年），有人揭发王新命勒取库银，康熙遂免去王新命治河总督之职，命靳辅复任河道总督，以保证漕运畅通。

康熙帝南巡图·出京 清

康熙对靳辅抱有很大期望。但靳辅此时已年老体衰，在奉命向山西督运救灾漕粮时，因操劳过度在河南荥泽县病倒。皇帝闻讯，特命其子治豫前往探视，又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留淮调理病情。但靳辅终因病情过重，于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去世。康熙降旨悼念，下部议恤，赐祭葬，谥文襄。靳辅卧病时，接连上疏“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几万言。又“请豁开河筑堤废田之粮，并清淤出成熟地亩之赋”。康熙高度重视靳辅的建议，对其一一加以研究。其中仅高家堰堤外另筑小堤和引黄水内灌使淤平洼地两项未用，其他如重视黄河险工、加筑中河遥堤、塞张庄运口、修骆马湖石闸及占用民地豁免钱粮，涸出腴地查出升科等，一一采纳，并逐项落实。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六（1697年）年，康熙此时专注于边患，无暇亲临河工，只能依靠河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于成龙因父丧回旗守制，康熙命漕运总督董安国继任总督。但此人“于河工不亲巡历”，凡事都交与手下人办理，毫无建树，而且他还别出心裁，竟在临近黄河海口的马家港筑拦黄大坝，堵塞黄河河水下流，河工日坏。面对这样的无能河臣，康熙更加思念靳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