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地会出现
清代出现的著名的秘密结社之一是天地会。清代秘密结社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由民间秘密宗教构成的教门,其代表为白莲教;二是各种秘密帮会组织组成的会党,典型的如天地会、哥老会以及青帮等。天地会是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秘密组织。与民间宗教秘密结社不同,天地会是一种以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方式组织起来的异姓结拜秘密团体。因为会内之人“以洪为姓”,故天地会又被称为“洪门”。
天地会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南方各省,其组成人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游民等下层劳动者。领导核心和骨干,多为寺僧和尚、反清志士、失意的小知识分子、浪迹江湖的侠客、艺人。凡持有会簿、花帖、票布等会内秘密文件,均可纠众结拜,组织起一帮人马,与别的堂所互不相属。会首一般称大哥、师傅,其他首领则称二哥、香主等。在会内,成员都互相称兄弟,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但会内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家长制统治,只不过就平等性而言天地会比教门进步了一些。天地会带有较少的宗教迷信色彩,尽管它也供奉观音、土地等的神位,但它与秘密宗教结社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团结群众的手段有很大区别。它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以水泊梁山英雄为楷模,讲求义气,提倡忠义肝胆,侠义待人,要求会员互相帮助,生死与共。所谓“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非亲有义须当敬,是友无情切莫交”“兄弟有难,须要拔刀相救”“忠心义气,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天地会一般在荒僻无人之处举行结盟拜把仪式,包括钻刀、歃血盟誓、焚表、分饮血酒,以及传授口诀暗语,分发号布等。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天地会制定了严格的誓约会规,要求会员严守会内秘密,“父母妻子不许告知”。如果违背会规,泄漏会内机密,“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为了会众的彼此联络,天地会还编制了大量诗词、隐语、暗号,以及述说结会缘起与宗旨的秘密文件——会簿。
天地会是在清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歃血结盟、异姓结拜弟兄的活动在中国历史悠久,但清代以前还没有像天地会这样的秘密结社组织。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清王朝统治者严行禁止任何聚众结社活动。顺治初年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更进一步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这一新的严厉规定,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歃血结盟活动被迫向隐蔽秘密方向发展。康熙初年,虽然详细规定了处罚歃血结盟活动的各种条款,但是,当时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视为如同聚众赌博一类的轻犯。康熙八年(1669年),刑部新颁律例,就将“结拜兄弟”禁律作为“杂犯”类赌博条下的附录。而且,康熙七年(1668年)时,刑部还奉旨复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者由斩立决改为秋后处斩,并与一般结拜弟兄加以严格区别,即“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者,仍照例鞭一百”。既然清政府未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作为政治谋叛来处理,这就给当时立志反清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斗争的空间,即利用盟誓结拜这一传统方式组织秘密结社来发展反清力量。因此,这种秘密结社不但禁而不止,且不断发展,以致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不得不对刑律作重大修改,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从“杂犯”律中剔除,而在“谋叛”律下作了新规定:“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杖一百。”
康熙初年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清王朝逐步巩固了它在全国的统治,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开的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已逐渐平息,非武装的秘密的斗争日渐发展起来。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活动的惩处变化表明,这一最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聚众结社方式,已经包含了反清的政治内容,且其迅速发展的结果已引起清王朝的注意。天地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福建漳州地区最早出现的。
清初的漳州,土地贫瘠,战乱不断。福建“上田素称下下”,漳州地处闽粤交界地带,“山海环匝,四履交错”“傍山多硗瘠,近海半沙卤”“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这里的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苦。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当地居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养成了悍、尚武、好斗的性格。人们常会因一些小事而相互械斗。明末以来,漳州一地地主乡绅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农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和县小溪人张要便与郭义、蔡禄,以及漳浦县长林寺僧达宗等人歃血结盟,以“万”为姓,结万姓兄弟集团,以对抗凶恶的乡绅。张要、郭义、达宗、蔡禄等人,也分别改称万大、万二、万五、万七。与此同时,一些豪强大姓,又凭借宗族势力,甚至联合外姓巨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各小姓弱族被逼无奈,也只有结盟反抗。因此,这里械斗成风。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在该地的流传,漳州地区结盟拜把之风也特别盛行。械斗双方往往采用这种方式招集亡命,扩大自己的力量。清初,这里抗清斗争激烈,各地人民拥护在福建的隆武政权,纷纷举起抗清的大旗。后来这一地区也成为郑成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战争频多。当地群众,先惨遭清军屠杀和压迫,随后清廷“迁海令”一下,他们又被迫迁离故国,因而直至康熙前期,这里的反清民族意识尤为强烈。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仍然怀念故国,誓不仕清,或以寺院作为掩护,联络四方,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万姓集团”重要成员万五达宗和尚就是一个满怀民族情感、极有谋略之人。康熙十三年(1674年), “三藩之乱”爆发,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全国反清斗争又重新高涨起来。这一新形势,不仅给一直以不同形式坚持抗清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而且“反清复明”的理想又一次在部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荡。受全国斗争形势的鼓舞,漳州地区的反清志士联合家乡群众也扯起了反清的大旗。但他们不愿与大汉奸吴三桂同流,于是便利用家乡异姓结拜的风气,以刘关张桃园结义为榜样,学习梁山英雄,“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为父母”。天地会这一组织由此出现,并开辟了一条秘密反清的道路。
天地会的秘密文件曾对该会结合缘起一事有记载,康熙年间,少林寺僧曾应诏从征,但打败“西鲁”入侵之后,却遭奸人陷害,少林寺被毁,只有五人幸免于难。他们逃到广东惠州府石城县,在一小溪边突然发现水中浮出一个白锭香炉,底面有“反清复明”四字。绝路逢生的劫余五僧感到命不该绝,决定歃血结盟,拜为异姓兄弟,为死去的少林寺众僧报仇,“反清复明”。后来,他们借宿长林寺,遇见僧长万云龙即达宗,诉说了前情。万云龙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反清复明”的决心表示同情和支持。于是,他们在高溪庙歃血为盟,推万云龙为大哥,拥戴朱明后裔朱洪竹为幼主,于康熙甲寅年结拜成立天地会。这就是著名的“西鲁”故事。这个神话式的传说所演绎的故事并不都是真人真事,但它毕竟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斗争。“西鲁”传说表明,天地会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最初的领导核心为和尚及“马贩”,是由部分反清复明志士和下层劳动群众组织的秘密政治团体,其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乾隆年间,流传到台湾的天地会誓词仍称:“今因广东省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传宗,今夜插(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天地会诗词反复出现“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服(复)明合和同”字样。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江南各省都遍布它的组织或支派。天地会中流传五房之说,即:长房蔡德忠,先锋吴天成,在福建;二房方大洪,先锋洪大岁,在广东;三房马超兴,先锋桃必达,在云南、广西;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识弟,在湖广;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昭,在浙江、江西。另外又相传,在五祖时期,天地会建立起了五堂的组织机构。五堂分别称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天堂、宏化堂。其中,以二房广东的洪顺堂力量最强,在清后期,它的势力发展到了广西和南洋群岛一带。
天地会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天地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薄,与白莲教利用宗教迷信来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相比,天地会讲的是一个“义”字。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楷模,彼此间崇尚义气,讲究信用。天地会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特别是乾隆时期,天地会在广东三江、两湖、闽粤水陆交通线上,在生活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游民中发展时,更为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等经济意图,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天地会也并非没有迷信色彩,它供奉五祖、关公、万提喜牌位就是明证。
第二,天地会下层群众之间比较民主、平等。由于天地会成员大多都处在生活的最低层,过着极为穷困的生活,所以会员们极讲义气,豪爽慷慨,疾恶如仇,力求平等。他们由异姓而结为兄弟,入会后,都以兄弟相称,很能显出平等的色彩,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
第三,天地会一直是反清的。天地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中产生的,它是一个以反清为政治目的的色彩鲜明的秘密组织,它的宗旨一直是“反清复明”。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首先,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已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暴力镇压,但它仍大力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因此,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其次,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对民族压迫的阶级内容与阶级实质不可能有清楚地认识,他们把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看作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再次,这个口号的长期使用,也出于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即它可以赢得与满族贵族存在矛盾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与同情,以孤立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阶级存在着的皇权思想的反映。
天地会从其一创立,就树立起“反清复明”的宗旨,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乾隆年间,天地会尽管在发展新会员时突出强调经济意图,但仍然在使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进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充分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
随着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压迫下,各阶层人民的反清活动更加困难。出现不久的天地会也因此变得更为秘密,从而进入了一个长期积蓄力量、等待将来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