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

汉字的起源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

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伏羲创八卦，启发人们根据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最终不能满足。于是，应历史潮流，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造字，并说仓颉初造字时，“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演进发展，总结出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还有的古书说，仓颉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纵横之象，至于什么鸟羽、山川，甚至手掌纹路等，都是他据以创造文字的基础。

在清末民初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人提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自创造的，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的发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其实，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汉字的演变

汉字是一种形体和意义紧密结合的表意文字。它逐渐从具体走向抽象、符号化，方块的形式逐步固定下来。从有文字实物的殷商开始，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等多个阶段。

甲骨文：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起源于殷商时期。

金文：刻铸在钟鼎等器物上的文字，商周时期出现。

大篆：又叫籀文，周代太史籀创造，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等地。

小篆：适应秦统一中国的形势而形成，由大篆简化而来。

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成熟于汉代，由小篆简化而来。

楷书：出现于东汉时期，六朝时进一步完善，唐代时成熟，由隶书简化而来。

草书：楷书的变体，产生于汉代。

行书：起源于汉代，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宋体：宋代出现，兴起于印刷业的雕版匠之手。后代的书籍多采用这种字体。

仓颉造字

仓颉，号史皇氏，是黄帝时的史官，《说文解字·叙》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这段记录表述的就是仓颉造字的事迹。《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所谓的“苍（仓）颉作书”，并不是说仓颉一个人完全地将文字发明创造出来，而是说仓颉将民间既有的图画文字进行广泛搜集，并加以认真整理，从而创制出一套成体系的规范的象形文字。《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是在说，当时从事文字整理工作的也并非仅有仓颉一人，因为仓颉的成果最佳，所以只有这一套文字独自传承了下来。

甲骨文

甲骨文由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于1899年，因为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名之曰“甲骨文”。甲骨文是现今已知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体系基本完备的文字，主要应用于殷商时期。当时人们非常迷信，统治者在每有事宜的时候都要进行占卜，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然后对其进行加热以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从而根据这些裂痕的样态来测知吉凶祸福。甲骨文大多就是对这种占卜所做的记录，另外也有少数内容是记载其他事情的。甲骨文被发现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经过大规模的挖掘，加之其他各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出土刻有文字的甲骨十几万片，载有4500多字，其中已经识别的有2500多字。这些文字中除象形字之外，还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也占到约27%的比例，可见甲骨文已是发展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献是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特别是商代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此也形成了专门的“甲骨学”，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知名学者都是甲骨学研究的大家。

大篆

大篆，是古代汉字字体的一种，因其著录于字书《史籀》，故也称籀文，《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说文解字》中所收的225个籀文，就是许慎依据所见到的《史籀》9篇而集入的，这是当今研究大篆的主要资料。大篆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形成于西周后期，其特点为线条均匀柔和、简练生动，并且字形结构趋于规范，奠定了汉字方块构型的基础。“篆”字的含义，据《说文解字》，篆是“引笔而箸之于竹帛”的意思，大篆是相对于后来的小篆而言的，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在广义上还包括其他各国的文字。唐代初年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之畴原出土的径约三尺的石墩上所刻的“石鼓文”被认为是大篆的真迹。

殷周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青铜器以钟、鼎为代表，所以金文也叫做钟鼎文。金文在商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但是繁盛时期是在周代，而绵延的下限为战国末期。金文是稍后于甲骨文出现的另一种古老的文字，相比而言，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而金文笔道粗，弯笔多，团块多，这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同的书写和制作方法有关。至今发现的金文字数，据当代金文专家容庚的《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已经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所体现的大多是统治者颂扬祖先及彪炳王侯功绩的内容，同时也记录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记事面涉及非常广泛，因而是研究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的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着手统一文字的工作，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的基础上，通融其他各国的字体，对字体进行简化，并且取消异体字，创制出了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即小篆，又称为秦篆。小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字的第一次统一，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次关键性的挫折。小篆字体的特点是点画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劲健有力。虽然西汉末年之后，小篆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故颇为书法家所青睐，2000余年来，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书法字体。古代印章几乎一律采用小篆，因此又称为篆刻。

隶书、行书与楷书

在李斯创制小篆的同时，程邈整理出了另一种书写字体，就是隶书。《说文解字》记载：“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也就是说管理监狱事务的官吏因为事务繁忙而采用较为简易的隶书来办公。隶书的“隶”，具有附属的含义，也曾被叫做“佐书”，在早期是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被使用的。隶书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是将篆书圆转的笔画改为方折，这样书写速度明显变快了，特别对当时以木简为书写材料的情况更是如此。与篆书相比，隶书的象形特点大大地减弱了，但在早期，隶书与篆书的分界还不是很严格，及至西汉中期，隶书基本摆脱了篆书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西汉后期开始，隶书逐渐取代了小篆而成为主要的字体。

行书是由隶书转变而来的，于西汉后期开始形成，但是几百年里并不流行，直到东晋王羲之的出现，才将行书提升为书法上影响最大的一宗。行书将隶书中的横画进行缩短，使隶书的扁方变为正方，同时加强了上下笔画的连贯性，有些笔画采取连续书写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后来楷书取代了隶书作为正体字的位置，行书就成为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避免草书的难于辨认和楷书的书写速度慢而采取的折中的书写方法，常常将写得比较飘逸而近于草书的称作行草，将写得比较端正而近于楷书的称作行楷。

楷书，又称正楷、正书或真书，也是从隶书发展而来的，大约出现于汉末，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都还存有隶书的成分。唐代是楷书最为兴盛的时期，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都是标举于世可谓书界典范的楷书大家。楷书的特点是字形方正，结构严谨，笔画平正规整，点画分明。楷书在汉字诸体中成熟最晚，但是此后应用最广，至今通行的汉字印刷体就是楷书及其变体，日常书写体也是将楷书看做参照标准的。行书和楷书在魏晋之际兴起后，隶书的主体地位被取代，但是在书法艺术中仍作为一种基本的字体而存在。

文言

文言是古代具有正宗地位的书面语言。“文言”一词，出自《易传》中的篇名，孔颖达解释：“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文饰”即是有文采的意思。在先秦时期，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差别不是很大，主要的区别是书面语言比口头语言更为精练简洁，辞藻也更为优美和典雅，不仅表现力更为丰富，而且蕴涵着一种审美的因素。后来，经秦汉及至唐宋，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越来越分化，并最终形成两套语言系统。一个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才能够对文言运用自如，文言也成为人们身份和教养的标志，不会文言者被归为“引车卖浆者之流”，而文言自身所具有的典丽精致、雅秀俊逸的特别美感，也的确是作为口头语言的白话所无法比拟的。文言是中国古代官方文献和正统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源远流长，虽然在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取代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但是文言也绝非自此被弃置不顾，一些重要的文史学术著作依然采用文言来写作，例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钟书的《谈艺录》等。出于继承优秀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传统的需要，能够阅读文言依然是当代中国人应当具备的文化素质。

白话文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是古代书面语言的一种，白话文之“白”，是与文言文之“文”相对应而言的，意为不加修饰，是对日常口头语言的照直记录。当然，语言从口头到书面总是有所变化的，只是白话文与口头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会差异到可能发生理解困难的那种程度。白话文并非是近代才出现的，而是自古有之，只是在古代，作为正宗书面语言的是文言文，白话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历代的白话文基本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使用，如汉魏乐府民歌、唐代变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明清时期，虽然白话长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但是占据正统地位的仍然是以文言文创作的诗文，白话文真正占据主流地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古代文字学

古代文字学，就是以古代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在古代也称为“小学”（小学在广义上还包括音韵学和训诂学）；在狭义的范围上，古代文字学仅仅指对古代汉字字形的研究，又称“字学”。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陶文，距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而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发展成熟的文字，后来的汉字即是以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为基础而发展演变的。汉字早初的创造方法是象形和指事，后来又出现形声和会意。最初的时候，“文”指的是独体的汉字，而在“文”的基础上，通过形声和会意的方法来产生合体的“字”。汉字的基本结构，在西周时期已经定型，但是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同一个字有着多种不同的写法，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宣布“书同文”，文字的书写才得到统一，小篆成为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到了汉代，隶书则取代小篆成为通行的字体，被称为“今文”，而相应的，小篆及其之前的各种字体被称为“古文”。后来在隶书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但都是具体书写方式的变化，而在文字的形体结构方面则基本上是稳定地延续下来的。文字学在中国起源甚早，东汉的许慎被认为是古代文字学的开拓者，而他编撰的《说文解字》则被看做是古代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六书

“六书”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是这里没有写出“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对六书最早的解释出现在西汉刘歆所著的《七略》中，《汉书·艺文志》转载如下：“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六书”进行了正式的定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后世对“六书”的解释，皆以许慎之说为本。所谓“六书”，指的就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这6种造字方法，严格来说，其中仅前4种为造字方法，因为转注和假借涉及到的是文字的使用，并不创造新字。具体说来，指事和象形属于独体造字法，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即用图画来表示事物，在文字的演进过程中，图画性逐渐减弱，而符号性则逐渐加强；象形造字有着很大的局限，因为一些较为抽象的意义难以用图画表示出来，这就有指事的方法来进行补充，与象形字相比，指事字的抽象意义更强，有着更为显著的符号性特点。形声和会意则是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组成，形旁表示字的含义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发音；会意字由两个或更多的独体字构成，几个字形共同表达这个字的含义，有些会意字同时也兼有形声字的特点，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转注和假借是文字运用的方法，假借指的是同音替代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一些语言没有文字与其对应，这时就找发音相同的字来进行书写；对于转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归结为形转、义转和音转这三种解释，但不论实际含义是哪种，转注产生的是多字同义的现象，相应的，假借产生的是一字多义的现象。

训诂学

训诂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训诂学指的是语义学，为小学的一个分支，广义的训诂学则还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但是通常所讲的训诂学都是针对狭义而言的。“训诂”，有时也称作“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等，被认为是训诂学开山之作的《尔雅》中有“释诂”和“释训”两篇，北宋邢昺将“诂”解释为“使人知也”，将“训”解释为“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相当于用当今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而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的含义叫“训”，后来“训诂”连用，成为一个词语，用以指称对古书字义的解释。训诂的方法有形训、声训、义训、互训、反训、递训等，形训指用字形说明字的意义和来源，如“小土为尘”；声训指用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解释字义，如“仁，人也”；义训是不依借字形或字音而直接对字义进行解释，如“征，召也”；互训是指用同义的字词来互相解释，如“老，考也”和“考，老也”；反训是用反义的字词来进行解释，如“乱，治也”；递训是用几个字词进行连续的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各个时期的汉语语音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通常分为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3个部分，古音学研究的是两汉之前的语音，也就是上古语音；今音学研究的是魏晋之后直到隋唐时期的语音，也就是中古语音；等韵学研究的是汉语的发音方法和发音原理。秦汉之前，用于教授和学习的识字课本以及字典是不标注读音的，而汉字是表意文字，本身并不表音，那时字音的教授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进行的，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用读若法来标注字音，给人们的学习带来了方便。汉语读音作为一门专学，是在东汉末年以后翻译梵文佛经的过程中反观汉语字音而逐渐形成的。反切法的出现是音韵学发展进程中很为关键的一步，由此，汉字音节被分为声和韵，后来人们对声韵进行归纳，创造了拼音字母，音韵学的体系才基本形成。由于古今语音变迁很大，上古语音在中古之后已不为人所知，清代时期，经过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凭借对有限的文献资料的详致分析，拟构出上古的语音系统，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双声与叠韵

双声，指两个字声母相同的现象，如珍珠、鸳鸯、蒹葭、；叠韵，也作“迭韵”，指两个字韵母相同的现象，如崆峒、滴沥、窈窕、昆仑等。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在诗文创作中对双声和叠韵进行自觉的运用，以追求语言上一种特别的美感。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讲的就是双声和叠韵的运用规律。清代李汝珍在《李氏音鉴》中对双声和叠韵作了明确的定义：“双声者，两字同归一母，叠韵者，两字同归一韵也。”“母”，就是声母；“韵”，就是韵母。双声和叠韵的现象在古代汉语特别是古典韵文中大量存在，只是因为语音的转变，用现代字音读起来很多已经不是双声或者叠韵了。

四声

“四声”，指的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声调是由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等因素的不同构成而表现出来的声音差异，这是语言本身所存在的客观现象。直到南朝齐、梁时期，人们才对汉语的声调进行自觉的研究，并将其归结为“四声”，即平、上、去、入。关于“四声”的发音特点，《康熙字典》载有一首名为《分四声法》的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种表述当然不尽科学，但是基本上道出了“四声”的特点。“四声”发现之后，被应用到诗歌和骈文的创作当中，上、去、入总称为仄声，与平声相对，调用语言的时候，有意识地采取平仄相拗的方法，以追求一种抑扬顿挫、优美悦耳的语音效果。平、上、去、入反映的是中古汉语的四种声调，及至近古时期，语音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应用最广的北方话中，入声开始消失，并且平声分化为阴平和阳平，即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汉语“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至于原来的入声字，则分派到其他三声之中，还有一部分原来的上声字转变为去声了。这“四声”是基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而言的，而之于各地方言，则情况差异很大，有着各自不同的声调区分。

字母

字母，含有一切文字之母的意思，古代是指汉语声母的代表字，唐末僧人守温参考梵文字母而选出30个汉字来代表声类，后来有人将其增加为36个，称为三十六字母。三十六字母反映的是中古后期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声母系统，与上古音和现代语音都有所差别，据学者考证，上古汉语实际应用的是26个声母，而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则为21个。

直音法

直音法是古代汉语的一种注音方法，即用同音字来标注某字的读音，如“大，音太”。直音法的优点是简便，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有些字是没有同音字，或者同音字是很生僻的字，也就不方便运用直音法，于是出现了“读若”的方法。“读若”，也称为“读如”、“读为”、“读曰”等，实际也是一种直音法，只是所选择的用于注音的字不一定是同音的字，还可能是读音相近的字，这扩大了直音法的应用范围，但又有失之于确切的弊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又出现了直音加音调的注音方法，如“退”注“推去声”。在反切法发明之前，直音法是汉字注音的基本方法。

反切法

反切法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种，即采用两个字，前一个字取其声母，后一个字取其韵母和声调，从而拼出字的读音，例如，“冬，都宗切”，就是用都字的声母、宗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字注音。“反切”含有反复切摩以成音之义，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法是在东汉末年翻译梵文佛经的过程中发明的，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译者在将梵文读音和汉语读音进行对比时发现汉字读音可以分作声和韵两部分然后拼读出来，这也就是反切法的源出。三国时期魏国的孙炎作《尔雅音义》，已正式采用反切法来注音。反切法的产生，弥补了直音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进步，标志着人们开始对汉语音韵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但是，反切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反切法用于注音的上下字都含有多余的成分，造成拼读的不便；用于反切的上下字很不确定，容易造成识读上的混乱，也不便于读者进行掌握；有些窄韵，同韵同声调的字很少，不得不借用其他相近之韵的字作反切下字，因此造成了切音的不够准确。后来人们对反切法进行改良，使其变得更加简便和精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用于反切的字进行确定化，并且反切下字尽量选用不带声母的字，这使得反切法有类于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法。反切法的应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流行了大约1700年。

韵部

韵部指的是汉语韵母的分部。反切注音的方法发明之后，人们可以将汉字的音节分为“声”和“韵”两部分，出于创作诗赋的需要而对字韵进行归类，也就形成了“韵部”。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三国时期魏国李登的《声类》是最早的韵书，但是已经失传。南北朝时期音韵研究很为流行，出现了很多韵书，但是也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朝陆法言所著的影响极大的《切韵》现今也仅留下了残卷。北宋官修的以《切韵》为基础增广而成的《广韵》将汉语音韵分为206个韵部，后来韵母简化，南宋刘渊编制的“平水韵”将通用的韵部进行合并，成为107韵，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佩文韵府》则分为106韵。由于古今语音变化很大，很多字当今所属的韵部与古时所属的韵部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在以当前的语音读古代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不押韵的现象。

等韵学

等韵学，以汉字的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为研究对象，是音韵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始源于唐代守温汉语字母的创建，在后代得到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精密的学问。称为“等韵”，是因为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韵母发音的洪细等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洪细，指的是发音时口腔共鸣空隙的大小，依照主元音的洪细而将韵母分为洪大、次大、细和尤细4等。然而因为语音的发展变化，这种区分在明清时期的语音中已经几乎不能辨别，于是清代时又提出了“四呼”的划分，也就是以发音时唇的形状为标准，将韵母的发音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4种。对于声母，则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音”，有时再加上半舌音和半齿音两类，即成“七音”。

古韵

古韵指的是以《诗经》为主的中国先秦两汉韵文的韵，是古音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语音的演变，上古时期的韵文有很多以后代的语音去读就已经不押韵了，而当时又没有音韵学书籍，所以后代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韵文来推知早期的音韵，依借的材料主要是《诗经》里的韵字和《说文解字》的谐声偏旁，兼及先秦两汉的其他韵文，以及重文、异文、通假、读若、音训等。古韵分部是古韵研究的关键，也是古音学的主要成就所在，其基本方法是首先考察《诗经》中的韵字，进行韵部的归纳，然后根据谐声关系，扩大韵部范围，如此推衍而得到完整的古韵系统，再将汉字分别归入各韵部。古韵面貌的探求工作始于宋代吴所著的《韵补》。明代陈第著《毛诗古音考》等书，通过对古音的精微考订，彻底廓清了唐代以来“叶韵”说的谬误，提出了古今音异的观点，这是古音学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可以说是由此而创设了古韵研究的前提条件。清代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摆脱了传统韵书的束缚，根据古韵的实际，将其划分为10个韵部，以后的古音学家所进行的更加精密的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分古韵为13部，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6类17部，至此则古韵分部基本确定下来。后来戴震著《声韵考》与《声类表》，分古韵为9类25部，每一类都有阴声、阳声、入声三分，开阴阳入相配的先河。孔广森著《诗声类》，在段玉裁17部的基础上把冬部独立而成18部，又提出“阴阳对转”的理论。王念孙和江有诰都分古韵为21部。章炳麟先分23部，后来又主张冬侵合为一部，即成为22部。黄侃将古韵分为28部，王力又主张脂微分部。至此，古韵分部的工作臻于完善。

韵纽

“纽”，本义为器物上可以提起或系挂的部分，引申为事物的关键之处。“韵纽”指的是构成字音的元素之一，表示的是双声或者是声母相同的字的聚类。隋代陆法言所著的《切韵》，以韵目为纲，共分193韵，每一韵中又按照字音声母或韵头的不同而分为若干不同的组，在每一组前标以圆圈，称为韵纽，表示的就是声母相同之义。韵纽又分为同纽和旁纽，同纽，也就是双声，指的是同一声母；旁纽指的是同一类声母之中相邻的声母，例如牙音组“见溪群疑”中的“见”母与“溪”母，其关系就称为“旁纽”，它们所形成的双声关系称为“旁纽双声”。齐梁间沈约等诗人提出的写作诗歌应避免的“八病”之中有两条就是“正纽”和“旁纽”，也就是说一个五言句中的每两个字之间不能出现“同纽”或“旁纽”的关系，否则即犯“正纽”或“旁纽”之病。

《方言》

《方言》全称《蝤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最早的方言著作。原书15卷，收录9000余字，今本《方言》13卷，收11900多字。《方言》的作者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除《方言》外，他还有语言学著作《训纂篇》存世。

周秦时代，政府有调查方言的传统。每年八月，官府都要派出使者，坐着蝤轩车到各地采风，把收集来的民风、民谣和方言交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以备天子观览。可惜的是，两周收集来的珍贵方言资料，到秦汉时代散失殆尽。西汉时期，虽然恢复了采风制度，但方言的收集整理并不尽如人意。为了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扬雄以个人的努力，调查方言，并进行比较研究，最终撰写了名垂后世的《方言》一书。扬雄以居住京师长安的有利条件，广泛访问调查各地来京的孝廉、士兵、官员，获得许多第一手的方言资料，分析归纳，仿照《尔雅》体例，编成《方言》。《方言》收录词汇750余条，分《释语词》、《释服制》、《释器物》、《释兽》、《释兵器》、《释草虫》等。释语词时，先列方言词，最后列出通用语，如《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党”、“晓”、“哲”都是方言词，而“知”则是通用语。扬雄调查的方言区域大体可分为陈楚宋魏区、陈楚宋卫区、宋魏区、陈楚区、周韩郑区、周韩郑卫区，等等。涵盖了西汉所有的统治区，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汉语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汉语史上最早且最具权威的汉字字典。作者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人，中国古代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该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文字释义之争”。书中根据古文对汉字的结构形体进行分析，揭示出汉字形、音、义三者的正确关系，从而批判和否定了当时今文经学家以隶书形体解字、望文生义的做法。全书体例完整，编排有序，以小篆为主体，以偏旁为部首，根据不同的偏旁，分540部。其中，以“一”部为开始，以“玄”部为结束，对每个字的解说都采取先义、后形、再声的固定格式，书中收录篆文达9350余字，既收录了先秦时期的字，又包括了汉时期新创的字。《说文解字》对研究汉字的发展历程、汉语文字工具书的编写以及了解中国古代对汉字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所使用的部首编排方法至今仍然使用，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释名》

《释名》是第一部汉语语源学著作，采取的训诂方式是因声求义，作者为东汉的刘熙。刘熙撰著此书的目的是考究各种日常事物名称的来源和含义，其自序中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这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全书8卷，所释名物典制共计1502条。书中名物的分类虽然不尽科学和详备，但是已经很好地反映出当时名物典制的大概，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训诂学和语言学著作，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广雅》

《广雅》是对《尔雅》的补充，可以看做是《尔雅》的续篇。作者张揖，字稚让，三国魏国时期清河（今河北临清县）人，博学多闻，精通文字训诂，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任博士，著有《广雅》、《埤仓》、《古今字书》等。因为《广雅》中所收录的内容较《尔雅》丰富，并且取材也比《尔雅》广泛，所以取书名为“广雅”，意思是“增广《尔雅》”。《广雅》一书在分类、体例、名称、顺序与《尔雅》完全相同。它与《尔雅》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收集了西汉到三国这400多年间，伴随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字词，与《尔雅》相比较，更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另外，《广雅》中还收有关于《楚辞》和“汉赋”的解释。《广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词典。书中收录了很多《尔雅》中没有的词语，为后人考证周秦两汉的古词古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切韵》

《切韵》是现今可以查考的最早的一部韵书，原书已经失传，但是其包涵的基本内容为后代的韵书所继承。据推知，该书收字约1.2万，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切韵》成书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作者为陆法言。隋朝初年，陆法言与颜之推、卢思道、薛道衡等知名学者对当时的各种韵书进行讨论，认为自西晋吕静的《韵集》以后所成的韵书，缺乏标准，深感各书之间互相乖违，所言不一，于是共同商榷了许多疑难之处，并且将成果记录下来，后来陆法言将这些笔记加以整理，又广泛地考察多家韵书，编撰成《切韵》。《切韵》反映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代表着当时汉语的正音，在唐朝初年被定为官韵，其后出现的《广韵》、《集韵》等都是以《切韵》为基础而撰著的。

《广韵》

《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是中国第一部官修韵书。北宋时期，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根据前代《切韵》、《唐韵》，重新编修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成书，名为《广韵》。所谓《广韵》者，是为增广《切韵》而作。与古书《切韵》相比，《广韵》不仅增字加注，部目也有所扩充。《广韵》共5卷，收字2.6万多个，注文近20万。所收之字按平、上、去、入分成四部。全书分206韵，每韵以开头第一个字作为“韵目”。它不仅把同韵字、同音字归在一起，注明反切读音，而且辨析字形，并对各字字义做出解释，形成一部融音形义为一体的完备的同韵字字典。《广韵》是中国宋以前韵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韵书。该书为后人研究唐宋语音学保存了完整而详细的资料，也是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的桥梁和基础。它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是学习音韵学的必读文献。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古代收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字典，由张玉书、陈廷敬等30多位著名学者奉诏编撰，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皇帝亲为此书作序，并将其命名为“字典”，以取字书之“典常”的意思，“字典”之名即源于此。《康熙字典》在明代《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收字47035个，远远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种字书。在体例上，以楷体为正体，分为214个部首，同一部首的字按照笔画多少进行排列，采用反切法注音，并且将《唐韵》、《广韵》、《集韵》等重要韵书的音切一一列出，释义则以《说文解字》、《尔雅》、《释名》、《方言》、《广雅》等权威的字书为依据，对每个义项始见于何处也都做了明确的标注。《康熙字典》成书后，以其卓越的丰富性、详备性和权威性，成为人们读书识字所依赖的基本工具书。

《经籍纂诂》

《经籍纂诂》是唐代以前各种训诂资料的汇编，由清代的阮元主持编撰。

阮元在出任浙江学政期间，亲自定出该书的凡例，聘请知名学者臧镛堂为总纂，组织数十名秀才共同参与编辑，于嘉庆三年（1798年）编成付梓。

“经籍纂诂”的含义如下：“经”指儒家经典，“籍”指儒家经典以外的典籍，“纂”为收集整理之义，“诂”就是前人对古书的注解。

《经籍纂诂》把唐代以前古籍正文和注疏中的训诂材料汇集在一起，各字先列本义，再举引申义和假借义，编次按平水韵分部，一韵一卷，共106卷，一字多音的，则按韵分别归入各部。书中所收均为单字，而注释中则包括双音词，因此兼具字典和词书两种功用。该书体例严谨，材料赅博，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是研究古代汉语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工具书。

《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问世于1898年，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的作者马建忠（1845～1900年），早年留学法国，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古代语文研究有着精深的造诣，在长期从事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依照西方的语法体系，第一次完整地创立了汉语的语法体系。《马氏文通》全书分为4部分：“界说”部分对书中所有的语法术语进行定义；“实字”部分分作名字、代字、动字、静字和状字五类进行讲述；“虚字”部分分作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4类进行讲述；最后一部分集中讲述“句读”（即句法）。作为一部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之作，《马氏文通》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意义，其中蕴藏的丰富而宝贵的价值，还有待新一辈的学人去进行更为深入的开掘。

语系

19世纪时，欧洲的比较学派研究了世界上近100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相似之处，便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则归为同系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谱系关系。

世界主要语系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9种。在九大语系中，使用人数分布范围最广的是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

语种

语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它有自己独立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且使用群体相对稳定。如汉语、英语、日语、俄语等都是独立的“语种”。世界上已发现的语种达6000多种，其中仅有100多种是发展完善的语种。

希腊语

希腊语堪称西方文明第一种伟大的语言，许多人认为它是所有语言中最有效、最值得敬佩的交际工具。由于结构清楚、概念透彻清晰，加上有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它既适合严谨的思想家的需要，又适合有才华的诗人的要求。

公元前2000年，操希腊语的民族从巴尔干半岛迁移到希腊半岛及其邻近地区。希腊语最后分化出4种方言：依奥利亚、爱奥尼亚、阿卡狄亚-塞浦路斯、多利安。约在公元前9世纪出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

随着雅典城的兴起，一种叫雅典语的爱奥尼亚方言，产生了古典时期伟大的文学作品。雅典语成了希腊语的主要形式及共同语的基础。雅典语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现代希腊的疆界。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以后，雅典语的使用范围东边远达印度，后来罗马帝国信奉雅典语为第二语言。《新约全书》就是用共同语写成的。

从4世纪到15世纪，希腊语是拜占廷帝国的官方方言；以后在土耳其统治期间，希腊人仍然讲希腊语。现代希腊语约在9世纪开始成型，到19世纪成为希腊王国的官方语言。

拉丁语

拉丁语与希腊语一样，是对欧美学术与宗教影响最深的一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

拉丁文是2000多年前居住在亚平宁半岛罗马地区的拉丁民族的语言，后来这个民族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中东一部分，建立了罗马帝国，拉丁语就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推进，罗马帝国解体了，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国家，这些各自独立的国家在拉丁文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方言又组成了各国自己的语言，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等国的语言有很多近似之处。

英语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远比这要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

英语起源于欧洲西部。大约在公元499年，居住在西北欧的3个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侵犯不列颠。他们在征服不列颠诸岛后逐渐形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他们各自使用的方言也逐渐融合，成为一种新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这就是古英语。

9～10世纪，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日耳曼人，征服了今天法国北部的高卢地区。但是日耳曼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很快就被当地说古法语的高卢人同化了。这部分法语化了的日耳曼人在11世纪又渡海北上，征服了整个不列颠，统治英国达数个世纪，最后也逐步被当地人同化了。这一时期，古英语吸收了大量的古法语和法语化了的希腊拉丁语词汇，使英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6世纪开始，英语的发展进入了近代英语和现代英语的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语以英王詹姆士钦定《圣经》英译本和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但和现代英语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8世纪后，英语的书面语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一致了。

世界语的由来

全世界的语言加起来共约3000多种，这么多的语言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样样精通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来搞翻译工作。语言的差别，已成为人类交往的一大障碍，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有创造一种全世界都能通用的语言的梦想。

开始尝试创造世界语的是波兰的柴门霍夫。他创造世界语的想法，说来很有趣。当时，他家所在的比亚斯托克，居民分别为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希伯来人（犹太人）。这4个民族的居民由于语言各不相同，彼此相处得不友好，有时还因误解而发生争斗，因语言纷争所导致的不幸事件经常发生。因此，柴门霍夫决心用毕生的精力改变这种局面，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他进行了种种试验，设想了许多种新的语言方案。然而各种方案都存在着庞大的词汇，令人难以掌握，因而无法达到推广的目的。

一天，他偶然看见一个牌子上写着svecarskaja（门房）一词，接着又见到另一块招牌上写着kondi-torskaja（糖果）一词，他发现这两个词的词尾都是“skaja”。经过一番思索，他发现一条规律：如果在一个词的末尾加上一个词缀来构成新词，就无需花那么大力气把词典上的词一个个地背下来；同理，可以通过前缀来构成另一部分新词。这样一来，那些庞大的、令人烦恼的词汇似乎在柴门霍夫的眼前减少了许多，他终于在1878年设计了第一个世界语方案。他创造的“新语言”刚开始受到了一些人的嘲笑，但他坚持用它写文章，翻译作品。工夫不负有心人。1887年，柴门霍夫在妻子施尔柏妮的帮助下，终于以“希望者博士”的笔名，自费出版了他的《世界语第一书》。

最早的字母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无元音）。这是腓尼基人对人类文化的最伟大的贡献。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

由于腓尼基发达的航海和国际商业贸易，一方面经济需要及时编制商业文件，要求有一套普遍易懂的、简单方便的文字体系；另一方面，由于腓尼基从事国际商业活动，广泛接触并熟悉古代各国的文字，使它创造新的字母文字成为可能。于是，腓尼基人利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

在西方，它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后者又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而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在东方，它派生出阿拉美亚字母，由此又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来、波斯等民族字母。可以说，腓尼基字母是现今世界各族字母的共同祖先。

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约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为了记事的需要，发明了最初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原始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可见于当时埃及的一些陶器、印章、石片和骨片上，多是古埃及人用简单的笔画形象地描绘下来的图形和符号。这种图画文字逐渐得到改进，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发展成了比较完备的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的名称来源于古希腊文，是由“神圣”和“雕刻”两词组成，意为“神圣的雕刻”。象形文字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希腊人第一次看到这种文字时，它是被刻在神庙的墙壁上，以为这只是专门用在寺庙中的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产生之初，任何一种能画得出的物体都可用该物的图形表示，如画一圆圈中加一点表示“太阳”；画三条波浪线表示“水”，这就是表意符号。表意符号也可表示具体的动作，或表达出图形的引申义。对于一些难以用具体图形表达的抽象概念，则采用引申和表意相结合的办法。

随着象形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便有了表音符号。表音符号是由部分表意符号转化而来的，它们原本是表意的，后用于表音，就失去了原来图形的含义，变成了纯粹的发音符号。

古埃及人习惯不写出元音，所以象形文字里只有辅音符号，没有元音符号。后来古埃及人又把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合在一起使用，创造了限定符号，即在表音符号后面加上一个纯属表意的图形符号，以表示这个词是属于哪个事物范畴的。埃及象形文字整句中字字相接，无间隔亦无标点，只要掌握限定符号固定于词尾这一规律，就可把句中的每个字区分得清清楚楚。把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按照一定的语法进行组合，便使象形文字成为“音”、“形”、“义”俱全的文字体系。

楔形文字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亚洲西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最能反映这种文明特征的是他们的文字——楔形文字。

最初，这种文字只是图画文字，后来，这种图画文字逐渐发展成苏美尔语的表意文字，把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苏美尔人便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如人名前加一个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这样，这种文字体系就基本完备了。

苏美尔人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在潮湿的黏土制成的泥板上写字，字形自然形成楔形，所以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文明的独创，最能反映出苏美尔文明的特征。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西亚的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国都曾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工具，甚至腓尼基人创制出的字母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

女真文字

女真人初用契丹文字，阿骨打建国后，完颜希尹和叶鲁参考汉字、契丹字创造了能记录女真语的新字，于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史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颁布了一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史称女真小字。现存有关女真字的材料有文献、金石、墨迹3类：文献主要有明朝四夷馆编的《女真译语》，有女真字、汉文注音及译义；金石至今发现8处碑刻、摩崖；墨迹则十分珍稀。迄今所发现的资料仅见一种女真文，它究竟是大字还是小字，学者意见不一。

契丹文字

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曾参照汉字创造了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公元920年，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创制了契丹大字，共3000余字。后来耶律迭剌创制了已发展到拼音文字初步阶段的一种文字，称契丹小字。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于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完颜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逐渐绝用。

八思巴创立蒙古新字

八思巴（1235或1239～1280年），元代第一代帝师、学者。本名罗古罗思坚藏，尊称八思巴（意为圣者）。吐蕃萨斯迦人。生于款氏贵族之家。

八思巴曾创制蒙古新字。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于1204年灭乃蛮后，始令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世祖即位后，他认为应当有一种可以书写其所统治下之各种民族语言的文字，便将此责任委于八思巴。八思巴于是在1269年，按照梵文和藏文的形态制成蒙古新字。《元史·八思巴传》谓：“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阅纽而成字者，则有韵阅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此后，蒙古新字被定为官方文书，并在各级学校设蒙古学教授，教习蒙古新字。蒙古新字的优点在于记音正确，而缺点在于字形复杂难于书写。《元史》中一再可见以查禁的畏兀儿字推行蒙古新字的上谕，可知畏兀儿体字的蒙古文仍被大量使用。元朝灭亡后，蒙古新字也就失去被使用的机会，畏兀儿体字仍是蒙古惟一文字。

东巴文

生活在中国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他们不仅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还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东巴文化。

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形态发展的角度看，它的历史比甲骨文还要悠久，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

东巴文最早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像，后来发明了纸，才把这些符号图像写在纸上，成为东巴文经典。由于东巴掌握这种文字，故称东巴文。

随着纳西族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明末清初，丽江的一些东巴创造了格巴文。格巴是弟子的意思，格巴文即指东巴什罗后代弟子创造的文字，格巴文是对东巴文的改造和发展。纳西族创造了两种古文字，至今还在使用，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