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克格勃间谍尤尔钦科
维塔利·尤尔钦科1935年出生于苏联。青年时期，他曾参加苏联红军，并在潜艇上服役。23岁时，他与一名女工程师结婚，并在以后的生活里养育了一对儿女。1960年，他被间谍组织克格勃看中，并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被派往苏联的海军部门担任安全官员。由于尤尔钦科工作能力十分突出，而且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非常欣赏他。1972年，他被调任负责军内反间谍工作的第三总局第三处的副处长。从1976年到1980年，他开始使用一个秘密身份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主要负责反间谍安全工作。1985年，他开始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处的副处长。此时的尤尔钦科已是一名反间谍工作的老手了，特别是在防止美国的渗透方面具有十足的经验。
但是，他的间谍生活才刚刚开始。
“意外叛逃”
1985年8月1日，尤尔钦科刚刚被克格勃派到罗马执行任务。这一天，他告诉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同事，自己想出去散散步并参观一下梵蒂冈博物馆。当他走到维亚·位莱托大街上的美国大使馆对面时，却匆匆钻进了一个电话亭，给大使馆里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打了一个电话。尤尔钦科向这位官员表示了自己愿意为西方效劳。这位官员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好的运气。于是，他立刻请尤尔钦科到大使馆里细谈。
当时的尤尔钦科刚刚被提拔为克格勃一局一处的第二把手，主管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工作。这次他跑过来，将成为整个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的职位最高的克格勃官员。对西方的情报机构来说，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尤尔钦科身材魁梧，衣着入时，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蓄着小胡子，红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稀。从外表看来，他更像是美国人，而不像苏联人。他曾经在美国待过5年，担任苏联大使馆的安全官员。虽然有浓重的口音，他的英语说得相当不错。
于是，中情局决定让他表现一下自己的诚意。
面对一个刚刚叛逃过来的克格勃官员，中央情报局首先提问道：“你是否知道潜藏在美国情报机关里的苏联间谍？”尤尔钦科想了想，说：“我的确知道两个：一个原先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代号叫做‘罗伯特’；另一个曾在美国国家安全署工作过，该署位于马里兰州的伏特麦德，是从事超级密码研究和电子监听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罗马站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回坐落在弗吉尼亚州朗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中央情报局像是触了电一样，上至局长威廉·凯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无不备感欢欣——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对于中情局苏联部的主管戈贝尔和反谍部的主管哈沙维，这一消息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忧的是他们立即就猜出了谁是尤尔钦科口中的“罗伯特”。因为，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个名叫爱德华·李·霍华德的前中情局雇员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心病。此人的情况，本书后面的章节将有专门的介绍，此时，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间谍行动也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尤尔钦科提供的这个情报并不令他们感到意外。
根据美国法律，逮捕间谍是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由于处于竞争状态而长期不和。所以，虽然明知霍华德是一个安全隐患，但是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得到解决。他们甚至曾经在圣菲请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给霍华德进行心理治疗。但是，尤尔钦科对“罗伯特”的描述正好符合霍华德的特征。这就使中情局极力隐藏的疏忽面临公诸于众的危险。所以中情局实在是无法对尤尔钦科的出现感到欣喜，倒多了几分不安。
在尤尔钦科叛逃的当天夜里，中央情报局用飞机将他送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那里，中央情报局组成了一个由戈贝尔领导的讯问小组，专门对尤尔钦科进行了审讯。当然，在讯问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也在场。
在审讯到这个问题时，尤尔钦科表示，他在调到克格勃的北美部之前，曾在克格勃的反谍部门K局工作多年。尤尔钦科任该局第五部门的主管长达5年的时间，而这个部门就是负责揭露潜伏在克格勃内部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的。就是在此期间，他看到一份报告，称有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克格勃的情报来源。尤尔钦科不知道那个中央情报局雇员的名字，只知道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罗伯特”。中央情报局还曾经计划将“罗伯特”派往莫斯科，但是却始终没有实现。他还得知“罗伯特”曾在1984年的9月在奥地利会见过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并接受了因为出卖中央情报局机密而得到的巨额报酬。报告中还说，“罗伯特”为对方提供了有关三名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内部的美国间谍的线索：有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克格勃派往匈牙利的上校军官在布达佩斯被美国收买，为美国提供情报。一个伪装成海员的克格勃特工也在为美国工作。还有一个以塔斯社驻旧金山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官员也被美国收买，成为美国间谍。
在尤尔钦科谈到了“罗伯特”的问题之后，中央情报局关于霍华德的秘密也就无法再隐瞒下去了。但是，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中央情报局还是不打算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已经知道“罗伯特”就是他们的前官员霍华德。他们甚至装腔作势地说，他们将立即清查数据库的记录，检查所有的有关文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查明究竟谁是“罗伯特”。直到8月7日，中央情报局才终于告诉联邦调查局，“罗伯特”就是霍华德。
此时的霍华德正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在维也纳，他再次会见了克格勃的人员。克格勃人员告诉他：“由于一个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逃，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也许你应该准备逃跑了。”但是，霍华德还是心怀侥幸地选择了返回美国。
联邦调查局获悉罗伯特的身份后，立即派出了一组人马赶往圣菲，开始对霍华德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法窃听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是间谍的证据。8月19日，联邦调查局公开地盘问霍华德，还是一无所获。霍华德用中央情报局教给他的“金蝉脱壳”之计，顺利地在联邦调查局的眼皮底下逃脱了。后来，苏联方面宣布霍华德在莫斯科获得了政治庇护。
尤尔钦科供出的另一个间谍的代号是“龙先生”，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他曾经见过这个人。1980年，当尤尔钦科被派驻华盛顿的时候，这个“龙先生”曾给他打过电话，并到苏联大使馆给他送过情报。他在情报中说，美国的潜水艇可以通过鄂霍次克海海底苏联的军用电缆窃取情报。这个人还表示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报，但是要求苏联必须以金条为报酬支付给他。在他离开大使馆之前，大使馆的人员建议他剃去胡子，并换上苏联的工装。他们用一辆面包车将他送到离大使馆很远的地方，才让他下车。负责监视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看见他走进苏联大使馆，但是仍然无法确定这个神秘的来访者的身份。尤尔钦科也只是记得这个人长着红色的头发，并称自己住在华盛顿郊区靠近马里兰州贝茨维尔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
于是，联邦调查局根据尤尔钦科的情报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并最终成功逮捕了“龙先生”罗纳德·皮尔顿。
此外，尤尔钦科还为美国提供了关于克格勃两项间谍技术发展的详细情报：第一项是克格勃的100号特种实验室研制成功的供间谍谋杀用的毒药。苏联正是用这种毒药制造了著名的“毒伞事件”:1978年，在伦敦，保加利亚的特工将这种毒药的微粒放进一把雨伞的伞尖之内，然后在街上假装不小心地用伞尖扎伤一名叫做格奥尔基·马尔科夫的保加利亚的流亡者，含剧毒的微粒进入了他的体内，并最终将他杀害。第二项是苏联的间谍机构克格勃曾经在邮局里装置过一种仪器，能够探测出用任何一种密写药水书写的情报，并将它们一一截获。
尤尔钦科还向美国提供了关于为中情局工作的双重间谍尼古拉·夏德林失踪事件的真相。1975年夏德林在维也纳神秘失踪，他的真实姓名是尼古拉·阿尔塔莫诺夫，曾经是苏联海军里最年轻的驱逐舰舰长。后来在一次与他的未婚妻乘汽艇穿过白令海峡的时候，叛逃到美国。苏联的克格勃企图说服他成为苏联间谍，但是他却选择了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当中情局派他到维也纳去与克格勃会面时，他却神秘地失踪了。据尤尔钦科回忆说，其实在那次会面时，克格勃认为他既然没有选择克格勃，对苏联而言他就丧失了价值，而且苏联不想让这条大鱼落在美国人的手里。于是，克格勃的人员奉命将他麻醉后劫持到了苏联。在此过程中，夏德林极力反抗，而克格勃成员竟由于出手过重将他意外杀死了。
一次失败的表白
经过几次讯问之后，中情局对尤尔钦科的坦诚十分满意，并将他送到离华盛顿西南40英里的弗吉尼亚州弗里德利克斯堡附近的一所漂亮的二层楼房里居住。但是，他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既不长久，也没有感到愉快。
早在70年代末期，当尤尔钦科还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时，结识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医生瓦连汀娜·叶列斯柯夫斯卡娅。她是另一个苏联外交官亚历山大·叶列斯柯夫斯基的妻子。两人彼此被对方的能力和性格所吸引，并由此发生了一段恋情。但是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感情完全可以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们有时会结伴去快餐店，坐在一起愉快地吃汉堡包。但是，后来瓦连汀娜就随丈夫离开了华盛顿。直到1985年春天，在瓦连汀娜女儿的婚礼时，他们还曾经见过一面。
当尤尔钦科叛逃时，瓦连汀娜与她的丈夫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任职。尤尔钦科表示希望重新点燃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火焰，他恳求中央情报局允许他再见瓦连汀娜一面。中情局考虑到尤尔钦科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如意，便同意了他的要求，加拿大情报机关也表示同意合作。中央情报局专门为这件事安排了他们的官员柯林·汤姆森飞往渥太华，然后开车到蒙待利尔为这次会面做周密的安排。中情局为了保险起见，还安排了另一个自己的官员陪同尤尔钦科出门。他们在两个保安人员的陪同下先飞往纽约的普拉茨堡，然后驱车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
在尤尔钦科顺利过境之后，一切便由加拿大方面负责安排。加拿大派了情报人员对瓦连汀娜的住处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并掌握了她的丈夫的活动规律。一天晚上，他们趁她丈夫表示自己无法回家吃饭的这个机会，让尤尔钦科从她住处附近的电话亭里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令人意外的是，当瓦连汀娜听出是尤尔钦科的声音时，她就立即挂断了电话。无奈之下，加拿大的特工人员只得领着尤尔钦科来到瓦连汀娜家的门前。一番交谈之后，瓦连汀娜显得非常犹豫，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让尤尔钦科进屋去谈几分钟。但是，最终她还是流着眼泪拒绝了尤尔钦科关于恢复两人恋人关系的请求，她说：“我爱我的家庭、我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亲爱的先生，请你忘记过去的一切吧。”于是，尤尔钦科和随同人员默默地离开了她的家。当尤尔钦科从瓦连汀娜家里走出来时，他看起来一副精神崩溃的样子。
自此以后，尤尔钦科的情绪显得越来越消沉。中情局的警卫始终对他如影随形地看守，而中央情报局也一直对他将之前揭露的叛逃消息公之于众的做法很不满意。而且，由于得到了尤尔钦科这样一个大牌的叛逃者，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威廉·凯西带头对此事大吹大擂，也令他觉得十分反感。于是，在多方打击下，尤尔钦科开始后悔当时做出的叛逃苏联的决定。他开始试图摆脱美国对他的控制，返回苏联的阵营。
扑朔迷离的结局
机会终于来了。11月2日，星期六，中央情报局的年轻雇员汤姆士·哈南陪同尤尔钦科到弗吉尼亚的曼纳萨斯的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尤尔钦科对哈南说：“你吃过地道的法国大餐吗？”哈南摇摇头，对他说：“并没有。”“那么，我们去尝试一下吧！”心怀鬼胎的尤尔钦科说：“让我们去乔治城，那里有最地道的法国大餐，我请客！”于是，他们一同前往了乔治城。就当他们在一家离苏联大使馆不过一英里的法国餐馆吃过饭以后，尤尔钦科对哈南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我要出去好好看看，15分钟内一定回来。”然后，没等哈南表示任何意见，他就消失在了乔治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尤尔钦科当然不是去散步的，他紧走几步后，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并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来到了饭店旁边的苏联大使馆的门前。他走上前去，向门卫报了姓名，当时他的叛逃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新闻了，警惕的门卫立刻就把他带了进去。
两天以后，尤尔钦科在克格勃的安排下，亲自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先是用英语，然后用俄语反复告诉记者们，他当初是在罗马被中央情报局麻醉后被绑架到美国的，并不是自己叛逃美国，他是在饱受压迫后全凭自己的决心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苏联的。而且，他不断抱怨绑架期间中央情报局对他的虐待，并造谣说他叛逃美国。他还说，除了从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外，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德华·霍华德这个人。尤尔钦科将这一套故事说得有声有色，做了一次精彩的表演。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苏联政府更是借此机会指出，美国中情局绑架尤尔钦科是“十足的国际恐怖活动”，并以美国违反国际法、违背人道标准和基本人权为由，对美国提出强烈谴责。
这一记者招待会立刻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众多媒体纷纷谴责美国的做法，这使得美国中情局一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为了寻求解脱，美国中情局立刻出面澄清，说尤尔钦科其实是自动叛逃，他之前的言论只是苏联为了挽回面子而强迫他编造的。
故事的过程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但是，尤尔钦科确实向美国提供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情报，这使得尤尔钦科失去了在苏联情报机关继续任职的机会。
据新闻纪实性的《逃离中央情报局》一书的作者罗纳德·凯斯勒回忆说：“我曾在1989年采访过尤尔钦科本人，据他讲，那年的11月6日，他在瓦列里·马尔季诺夫中校的陪同下，乘坐苏联的飞机回到了苏联，并在苏联的医院接受了相关的治疗。出院后，他确实没能回到克格勃工作，而是被安排在了政府的研究机构任职。”鉴于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尤尔钦科最终并没有被苏联克格勃“清理门户”，而是平淡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