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专家”伊利·科恩

伊利·科恩是以色列无可匹敌的摩萨德情报专家，享有“东方佐尔格”的美誉。他以从南美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虚假身份潜入叙利亚“经商”，并在很短时间内就成功结识了大马士革的军政要员，得以频繁出入于该国的政府机关。并由此窃取了大量的政府机密情报，为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叙利亚总统阿哈尔兹·阿萨德眼中，他甚至是国防部部长的最合适人选。若不是1965年他由于间谍身份暴露被捕，这位优秀的间谍很可能将担任叙利亚的国防部部长。

1924年，伊利·科恩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市，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商人。科恩从小过着正统的犹太人的生活。7岁时，他被送入了亚历山大市由犹太人创建的学校读书，并从《圣经》中学习了希伯来语。科恩在学生时代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犹太教信徒。

20世纪40年代，埃及的青年人纷纷投入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科恩也开始参与其中。20岁时，他正式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积极投身于创建以色列国家的斗争之中。1947年，就在科恩即将完成大学学业时，由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敌视行为，他被迫离开了大学，并在一家木材进出口公司做会计。学业的停滞并没有打乱他的步伐，他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活动。

间谍生涯的艰难开端

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家成立。犹太人很快成为了阿拉伯人的报复目标，无数犹太人遭到殴打和陷害，许多犹太居民的房屋被烧毁。科恩参与了犹太人组织的自卫团，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自卫反击失败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埃及的犹太人已经无法正常生存。就在当时，以色列政府策划了一次埃及犹太人大规模出逃的移民行动，代号为“戈申”行动。科恩通过朋友的介绍，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特工人员。正是在这次行动中，科恩的语言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迅速地结交了大量的朋友，其中包括埃及的犹太居民、政府官员以及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等，他超强的组织能力为这次行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是从这次行动开始，科恩的间谍生涯正式起步了。

刚开始的间谍生活似乎并不顺利。1951年摩萨德成立，科恩秘密来到以色列，凭借在“戈申”行动中的突出表现被招募为特工。在接受了系统的特工训练后，他被派回埃及。1954年，他因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行动”被捕，并最终被逐出埃及。1956年，他辗转来到以色列，从事着普通人的工作。1959年，他来到了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并毛遂自荐愿意到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从事秘密工作。前两次他的请求都遭到了摩萨德的拒绝，当他第三次登门申请的时候，他那执著的革命精神终于打动了一名以色列高级情报机关官员，这位代号“苦行僧”的高级官员秘密接见了他。经过长时间的多次的交谈，科恩的执著信念终于取得了“苦行僧”的信任。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苦行僧”认为科恩是天生的当间谍的好材料，他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于是，“苦行僧”对科恩进行了单独的间谍技术训练，并告诫他说：“你战斗的地方将是叙利亚。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你必须忘记犹太教，忘记《圣经》，忘记希伯来语。你要说阿拉伯语；要学会社交，结识重要的人；你要按照叙利亚人的风俗习惯去生活。总之，你要创造条件，伺机潜入叙利亚政权的核心。”这对科恩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叙利亚，小时候曾在叙利亚住过一段时间。他不仅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还会说叙利亚方言。

科恩按照“苦行僧”的要求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他通过用心的学习，用很短的时间抹去了自己身上的犹太痕迹，并且掌握了西班牙语。为了审查科恩的学习成果，“苦行僧”安排他前往耶路撒冷进行间谍工作的实习。科恩在实习过程中表现良好，他获得的优质情报让“苦行僧”十分欣喜。实习过后，他认为科恩的间谍身份已经成熟，是时候委以重任了。

千方百计地站稳脚跟

1959年，科恩带着摩萨德发出的秘密指令出发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前往叙利亚，而是首先来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原来，摩萨德出于全面考虑，为他编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全新的身份：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是1930年出生于贝鲁特的叙利亚人。由于他的叔叔在在阿根廷做生意发了财，他们全家于1947年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他的父母先后逝世，他就一直和叔叔生活在一起。他成年后开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逐渐富裕了起来。摩萨德尽量把他的双亲都塑造成了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全家都保留着叙利亚的国籍，并渴望能在取得成就后重返祖国。这一虚构的经历是符合当时的阿拉伯家庭的实际情况的，毕竟由于贫困、战乱和革命等原因，这一时期有许多被迫颠沛流离的阿拉伯家庭。为了使“塔贝斯”的经历取得人们的信任，摩萨德甚至精心制作了一个家庭相册，其中有“塔贝斯”的全家福等照片。摩萨德要求科恩将他们编造的身世倒背如流，并且要像熟悉家乡一样熟悉布宜诺斯艾利斯。

科恩做得比摩萨德预想的还要出色许多。他很快就熟悉了阿根廷的生活，并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频繁出入于著名酒店、俱乐部和咖啡馆。凭借摩萨德提供的雄厚财力基础，科恩迅速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了他所需要的各种关系。他最先结识了《阿拉伯世界》的主编阿勒桑，并很快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在阿勒桑面前，他努力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厌倦移民生活的成功人士，渴望能回归祖国为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这一形象使阿勒桑十分感动。通过阿勒桑，科恩结识了当时叙利亚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官员阿明·哈菲兹将军。这位哈菲兹将军正是后来叙利亚的国家元首。于是科恩就这样顺利地找到了日后在叙利亚政坛最坚实的靠山。

1961年9月，叙利亚共和国成立。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十分紧张，而大马士革上层也十分混乱，各派纷争不断，都试图得到有钱富商的支持。于是摩萨德抓住了这个时机，命令科恩赶赴叙利亚。于是，“塔贝斯”也就是科恩带着许多介绍信登上了开往贝鲁特的高级客轮。他在头等舱结识了其他的阿拉伯富商，并取得了当时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阿尔德的信任。9天之后，阿尔德亲自驾车把他送往了叙利亚的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科恩终于成功潜入了这个陌生的阿拉伯国家。

经过几天的准备，科恩像游子归国一样动情地对叙利亚的新朋友们说：“我经过多年飘泊，如今终于回归故土，叙利亚是我的老家，我的余生都将在这里度过！”他专门选择了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寓所，因为如此一来，叙利亚军队的许多高级官员就都成了他的邻居。他在公寓门前挂出了“塔贝斯进出口公司”的招牌，并按部就班地开始了“买卖经营”。而这所公寓其实更像是他的根据地，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科恩在公寓里架起了电报机，并把它巧妙地设计成了微波炉的模样。

在大马士革商人中拥有极高声誉的阿尔赫申是“塔贝斯”生意场上的主要介绍人，加上科恩本身对人和善且善于言辞，“塔贝斯”很快便成为了大马士革上层社会的一份子。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叙利亚总参谋长的侄子马齐亚中尉、有叙利亚广播局局长乔治先生，还有精锐伞兵团团长萨利姆上校等。科恩一一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每一次参加这些密友的私人聚会都能有很大的收获。最值得一提的是科恩仍然和地位已经相当于国家元首的阿拉伯叙利亚革命司令部全国委员会主席哈菲兹先生联系甚密。科恩曾在适当时机送给了哈菲兹妻子一件价值上千美元的皮衣，而哈菲兹先生更是对这位出手阔绰的爱国商人格外喜爱，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他赞赏有加。于是，整个叙利亚上流社会几乎都认为“塔贝斯”是总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因此，已经没有人再去怀疑他的身世和地位了。

大展身手的“塔贝斯”

于是，在马齐亚中尉的带领下，科恩几乎到达了戈兰高地前线的全部指挥部和阵地，全面了解了叙利亚的边界部署秘密：地下掩体中藏着的是远程大炮；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的西北坡上安置了80多门崭新的122毫米榴弹炮；而绵延24千米的叙利亚防线上，几乎所有强大的火力点都集中在550米高度的悬崖峭壁上……每当回到住所，他都会将这些发现一一上报给以色列。

通过在叙利亚总参谋部对面的寓所，科恩可以时刻观察叙利亚的军事动向。1962年3月，他发现总参谋部大楼的所有房间持续几天都灯火通明。长期的间谍经验使他察觉到了异常，于是他立刻向总部发出了电报：“总参谋部持续三日灯火通明，街上有反常的军事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正处于戒备状态，但并无任何军事暴动迹象。推测这些反常举动都是针对以色列的。”于是以色列军队果断地加强了沿海阵地的战斗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果然是正确的。3月16日，战争爆发，准备充足的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科恩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查明了叙利亚企图切断以色列水源的计划。

众所周知的，以色列是一个水源匮乏的国家，淡水几乎是以色列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加加利湖的湖水几乎为以色列人民提供了全部的水源，而加加利湖的湖水来源于约旦河和雅穆克河。约旦河发源于戈兰高地，为了使以色列陷入危机，叙利亚人企图通过改变约旦河源头的河水流向来切断约旦河流往加加利湖的水源。这项改造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更是可以将以色列置于死地的工程。叙利亚总统哈菲兹将军将这项工程命名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并且得意地说：“我们不会在意这改向后的河水能派上什么样用场，哪怕让它们白白地流到沙漠里，也不能再让以色列使用它们。”

当科恩从哈菲兹将军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向摩萨德总部进行了汇报。以色列人得知后感到极为震惊，若是这一计划被执行，那么对以色列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全面的军事进攻。不久，科恩再次警告摩萨德方面，在最近的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纳塞尔总统催促叙利亚领导人加快实现改变约旦河流向的计划。这次警告引起了摩萨德的高度重视，他们命令科恩将查明这项计划的任务放在首位，并立即采取行动。

此时，负责这项任务的哈姆图上校正巧是“塔贝斯”的好友。于是科恩利用“塔贝斯”的身份向哈姆图上校表示自己对这项伟大的计划充满兴趣。完全信任“塔贝斯”的哈姆图上校便对他主动发出邀请，请他观看了工程设计书和图纸。与此同时，哈姆图上校为了讨好这位巨商“塔贝斯”，还将负责工程设计的黎巴嫩工程师米歇尔·萨布介绍给了“塔贝斯”。于是，萨布透露给了“塔贝斯”许多相关信息，还将另外一位工程师胡哈德·本·兰丹介绍给“塔贝斯”认识。兰丹说：“我们需要尽快组织一个推土机队，负责整个土方工程的建设。”于是，科恩马上抓住机会，利用他作为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对兰丹说：“我可以为这个项目投资，好使咱们几个能从中获利。”兰丹爽快地答应了他，并向他提供了工程的全部计划书和图纸，并允许科恩将它们带回家“仔细研究”。

就这样，科恩立刻向摩萨德方面提供了工程前期的全部图纸，以及各个施工阶段的预定日期。不久，他又向摩萨德报告说，叙利亚人已经建成了一个占地巨大的扬水站，以加快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一旦等到扬水站建成，约旦河必将干涸。根据这些情报，以色列政府开始胸有成竹地采取针对这项工程的制止行动。1964年11月，以色列军队仅仅向河水改道工程的工地发射了几发炮弹，就使得场地上的推土机、扬水站和其他设施被严重破坏。终于，在以色列政府的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的干预斡旋下，叙利亚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

此时的伊利·科恩所展现的工作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摩萨德总部的预料。整个叙利亚对科恩来说已经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他所提供的高质量情报甚至得到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高度评价。从那时起，每当科恩的情报传来，便被立即上报总理本人。而总理古里安也不止一次地通过他所提供的情报将军事险情化险为夷。

鉴于科恩取得的出色成绩，摩萨德方面批了他三个星期的休假时间。1964年9月，“塔贝斯”通过一次欧洲商务旅行，秘密地从慕尼黑折回了以色列。这三个星期里，科恩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放松，他和妻子儿女在海边尽享天伦之乐。看着在沙滩上嬉戏的孩子和陪在身边的妻子，科恩突然意识到了幸福的家庭对他而言是多么难能可贵。在一个美丽的黄昏，他不禁对依偎在身边的妻子说：“我已经厌倦了远离你和孩子们的生活，也许我可以去请求我的上司，让我担任其他的工作。我不想再离开你们了。”科恩并没有对他的妻子说过他的真实工作，一向只是含糊地说自己在国外做生意。但敏感的妻子其实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在从事的是极其危险的工作，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也坚信丈夫的工作对以色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她只是温柔地回答说：“不，你有你的使命。我能理解。”妻子的深明大义反而使科恩更加感动，他紧紧地抱住妻子，深情地说道：“好吧，我再出去一次，就这一次。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将用余下的每分每秒的时间陪伴你们，一辈子也不再分开。”

送科恩上飞机时，他的妻子流下了不舍的眼泪。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开竟然就是永别。

科恩意外被捕

毫无疑问，科恩是一名相当成功的间谍。在科恩的间谍档案中，摩萨德对他的评价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才智过人的间谍。他所捕获的情报无论在数量或是质量上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间谍，最终却由于一时的大意断送了自己一生的辉煌。

早在两年前，临近科恩在叙利亚住所的印度大使馆向叙利亚政府抱怨说，进行无线电通讯时经常受到莫名的干扰。但由于叙利亚政府缺乏必要的器材，直到1965年，叙利亚政府才聘请苏联专家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了检验。结果，科恩发往摩萨德的电报被轻而易举地截获，而且叙利亚政府也进一步确定了这台隐藏发报机的确切位置。

长期以来顺利的发报过程让科恩放松了警惕，这几天来的频繁讯息中断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当叙利亚的反间谍人员冲进科恩的公寓时，科恩正带着耳机、手握电报按钮等待着摩萨德方面的回电。

随后，反间谍人员对科恩的5个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找到了一部微型发报机，以及藏在一块香皂后面的几小包致命毒药，并在公寓餐具柜门的夹层中搜出了科恩最近拍摄的还没来得及送往以色列的微型胶卷。

在被捕的最初几天，科恩并没有受到任何苦刑。因为叙利亚反间谍机构初步认为他只是被以色列收买的阿拉伯叛徒，因此希望通过较为人性化的审讯迫使他供出背后的指使者或者组织。在此期间，负责审讯的苏韦达尼上校试图让科恩向摩萨德发送几份假情报，借此来从他们的回电中得到新的线索。但发送情报的过程中，科恩通过技术手段向摩萨德报告了自己被捕的消息。这一消息立刻被上报给了以色列总理。

当审讯官苏韦达尼上校终于发现科恩原本是一名犹太人而非单纯的阿拉伯叛徒之后，便决定结束之前的小把戏。他让科恩向以色列政府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摩萨德，致以色列总理和特工部门首脑：塔贝斯和他的朋友们是我们大马士革的客人，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将如何结束他们的命运。”就在电报送出的一小时之后，大马士革对外宣布，他们逮捕了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

他们将科恩送进了一座军营，并在那里对他进行了4个星期的严刑拷打。但是，科恩并没有屈服。他始终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拯救科恩的行动

科恩被捕的消息传来之后，叙利亚全国震惊了。叙利亚政坛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受到牵连。而以色列则竭尽全力地试图解救科恩，以色列政府发起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拯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各个外交人员、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和一些非官方人士都纷纷站了出来，想尽一切办法对叙利亚政府施加舆论压力。

同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逮捕了5名叙利亚派出的特工人员。以色列方面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而是立刻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叙利亚政府提出用他们5个人，再加上一名之前被逮捕并判了刑的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

莫里斯·局斯，一名刚刚为叙利亚总统哈菲兹做过肝脏手术的州立医院的医生，甚至给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以一个帮您保全了性命的人的名义，请求您宽恕伊利·科恩先生。”

一名妻子是叙利亚人的法国军官专门赶到大马士革，求见好友哈菲兹总统。他用一张巨额支票和一封答应为叙利亚提供大量工业、医疗设备的信，请求换取科恩的性命，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更多的交换金额。显然，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以色列。

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加拿大总理蒂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大量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美洲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乃至各界要人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呼吁，请求“对科恩免除死刑”。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以及东欧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当局赦免科恩。

但是，所有的交换条件和赦免请求都被拒绝了，一切营救行动宣告失败。两个月之后，叙利亚方面对科恩的审讯结束，科恩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方佐尔格”虽死犹荣

1965年5月19日凌晨3点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科恩被送上了绞刑架。叙利亚特别军事法庭宣读了判决书：“被告人伊利·科恩，化名卡马尔·阿明·塔贝斯，非法潜入埃勒阿叻军事禁区，搜集军事秘密情报并交付叙利亚的敌人，对叙利亚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现以叙利亚阿拉伯人民的名义，判处其绞刑，立即执行。”在刑台之上，法庭的执行官最后询问科恩：“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谋吗？”伊利·科恩只是重复了一遍他仅有的那句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随后，他径直走向绞刑架，并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眼睛。几分钟后，伟大的间谍科恩永远地离开我们。

得知科恩被处死的消息后，摩萨德的局长阿米特亲自率领部下来到科恩的家中为他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哀悼会。他在悼词中说：“在我们这个职业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止步于我们人类的局限性，但是科恩从来不屈服于这种局限性。他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最好的。他是如此伟大的人，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人。以色列将永远记住他，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科恩生前为以色列军方提供的情报甚至在两年后的中东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谍报界常说：一个优秀的间谍能抵得上一个师的兵力。如果没有科恩的贡献，可能就没有今天以色列的和平。

伊利·科恩死了，可是在以色列人民的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