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纵横地产
——雄韬伟略，成就“地产大亨”
涉足地产，不丢塑胶
踏入一个新行业——地产业，是李嘉诚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举措。回顾自己十几年的奋斗历程，李嘉诚说，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1957年、1958年初，我赚到很多钱，人生是否有钱便真的会快乐？那时候开始感到迷惘，觉得不一定。后来终于想通了，事业上应该多赚钱，有机会便用钱，这样一生赚钱才有意义。”此时，经营塑胶花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长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
塑胶业蒸蒸日上，有着“塑胶花大王”美誉的李嘉诚是不是可以缓一口气，歇一歇？李嘉诚的答案是否定的。对塑胶业，他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的实力及声誉，他被推选为香港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部依赖进口的香港塑胶原料价格暴涨，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购进原料，再分配给各厂家。多方努力下，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很快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
与此同时，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原因一是生产过滥，二是欧美市场萎缩。这引起李嘉诚高度重视。他不再加资塑胶业，而是在发展塑胶业的同时，开始把目光投入当前市场的其他领域。这时，一个契机出现了。
李嘉诚的长江厂房租金剧涨。当时，李嘉诚所租用的厂房签的是短期租约。由于李嘉诚的生意红火，业主肆意长租金，意图狠狠宰李嘉诚一刀。这让李嘉诚很不满，他思前想后，认为要独立，就要自建地产做业主，而且，自己建造厂房远比租赁来得便宜、实惠。也因此，李嘉诚的眼光逐渐开阔起来。
当时，有数据显示：随着香港渐趋稳定，外迁人口回流与日俱增。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20世纪50年代末，却已逼近300万。
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目前，较为稳定的香港社会正在迎来其工业大发展的新阶段，伴随居民暴增、商贸业迅速发展，土地、住宅、物业将成为香港非常火爆的产业。香港房荒之势迫在眉睫，有许多土地却还亟待开发。面对寸土寸金的地产业，李嘉诚果断决定，不再加资塑胶业，而是利用手中积聚的一亿港元问津地产，涉足地产业。
这岂不是“丢西瓜捡芝麻”的事？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时局动荡，地产不过是千百行业中一支并不起眼的“跌股”，随时可能因战事陨灭。然而，李嘉诚并不这么认为，他笃定地产业潜力无穷。认为这一举措不但不会扯塑胶后腿，反能刺激长江的发展，在当今塑胶厂林立的困境中形成突围局势，以原始积累蓄养潜力产业。
于是，就有了1958年和1960年在繁盛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区先后兴起的实验点兼塑胶生产基地：在北角和柴湾兴建两座工业大厦，总面积共达16万平方英尺，半租半用。随即，1963年后，他又在新界元朗大兴工程，筹建第三间分厂。
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仅彻底改变了长江的单一模式，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李嘉诚的人生轨迹。
李嘉诚所料无误。1964年，香港市场塑胶花工业一片低迷，许多跟风小厂叫苦连天。李嘉诚立刻改变策略方针，果断投产塑胶玩具这一相对具有市场稳定性的产业。
为了继续保持其领先，长江及时引进一系列新式生产设备及高水平设计、制模人员，使之能够保证整个生产流程工序及品质。一手操办的产业链较之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嘉诚的又一次塑胶事业转型看起来得心应手。
与此同时，李嘉诚沿用塑胶花推广模式，不断更新、扩大广告宣传，有效利用自己的海外资源，全方位出击建立“玩具制造”名气。其时，产品畅销欧、美、澳、非洲等数十个国家，出口额每年高达1000万美元之巨。长江工业毫无悬念地跻身国际市场，成为塑胶玩具出口的“大哥大”。
以物业慢回笼
不再为钱发愁，是不是就意味着李嘉诚可以随意大笔花钱？答案是否定的。
彼时，香港政府为保证香港稳定，出台大量修改条例，刺激地产、建筑业的发展。众多小地产商瞅准时机，大肆购地。借用“卖楼花”模式，试图大赚油水。“卖楼花”式楼宇建设模式是1954年霍英东的首创，即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一石二鸟。
银行也从中斡旋，为楼宇提供按揭，甚至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做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香港地产业由此呈现出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
不可否认，这种加快资金回收的模式极大地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炒房家，直奔地产而来的李嘉诚焉肯放过？
令人意外的是，李嘉诚选择了“肯”。其稳健作风再一次发扬光大，李嘉诚面对畸形增长的炒房热，并不急于“大胃口”抢地囤地，而是始终坚持求合适地皮，不按揭贷款；只租不卖，以物业慢收金。这一举措，使李嘉诚被很多人戏称为“保守的新地主”。李嘉诚并不因此而有动摇。他认为，物极必反，且与银行过分地捆绑风险巨大，一损俱损。而以物业收租，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而且，以物业增值算，时间愈久，租金飙升的总趋势将愈加明显，其效益也必然愈加稳定呈现。
的确如此。1961年6月，“西环地产之王”、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存户存款几乎全部用来发展地产的形势令廖宝珊在情急之中突发脑溢血猝亡。这并没有引起相关炒房者的警惕。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迅疾而来地产牛市很快暴跌。
1965年前后，香港多家银行出现挤提现象。先是本埠小银行“明德银号”宣布破产，随之广东“信托银行”倒闭，历史悠久的“恒生银行”也面临被清盘的厄运，幸而出卖股权给“汇丰银行”才勉强自保……而“汇丰银行”也并非未受波及。
银行危机一直持续了一年有余，在港英政府果断采取紧急措施补救的情况下，挤提风潮终于有所遏制。但大部分银行早已元气大伤，房地产市场更是因此一落千丈，破产者不计其数。而由于李嘉诚采取的稳健措施，挤提风暴只是导致其暂时的物业租金下调，收入部分减少而已，其根基依然坚实。
后来，李嘉诚谈到，在任何领域，跟风生成的东西，也许会流行一时，但生命都不会长久。一语中的。
人弃我取，大购廉价地皮
《全球商业》曾采访李嘉诚道：“你相当强调风险，不过外人注意到的却是长江集团屡屡在危机入市，包含20世纪60年代后期掌握时机从塑料跨到地产……你的大胆之举为何都未招来致命风险？”是的。为何李嘉诚逆势而行，不输反赢？
经过近一年的“疗伤期”，银行及房地产业开始缓步回升。正当人们有所期待时，一场浩劫又悄无声息地袭来。
1966年，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民众的反英情绪日渐高涨。英方恐惧剧增，采取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动荡的局势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四处流传战事将起，于是引发了自“二战”后香港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人心波动，抛售套现造成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狂跌不止。
众多企业家、商号等有钱阶层，纷纷低价卖产，争相抛售，跑到外国另谋发展。但是同样忧心忡忡的李嘉诚却并没有选择立即放弃，他以自己独到的政治眼光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1966年8月，李嘉诚渐渐从不同渠道获得来自内地的消息，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他果断判断：“五月风暴”不会持续太久，香港是内地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现状会趋向缓和，动乱是暂时的，港人“弃船而去”，正是“人弃我取”、发展事业的大好机会。
故而，在同行们面对局势还一筹莫展之际，李嘉诚镇定地冒“有把握”之险，集中了主要资金和主要力量，做出惊人之举：采取“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策略，趁机抢占市场，低价大量收购廉价地皮、楼宇，并在观塘、柴湾等地兴建大厦，全部用来出租。积极积聚力量，等待发展时机。
众人冷眼旁观，以为李嘉诚毫无疑问会栽一个大跟头。然而，另众人瞠目结舌的是，李嘉诚的判断再一次中的。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了1969年。1969年，曙光突显，局势开始好转，危机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离港人群再次回流，重新抬高地产、物业价格。香港百业复兴，地产更是炙手可热。
1971年，中国内地政治气候转晴，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安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为香港创造了繁荣的最佳时机。此时，善于谋划的李嘉诚拥有的收租物业已从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630万平方英尺的规模。每年租金收入近400万港元，真正成就了“一个跟头翻上天”的神话。
其时，香港民众已经开始恢复信心，政府也竭力发展新区，使之成为新兴工业区……李嘉诚认为，此刻无论是地盘、资金，抑或是环境、政策都已十分成熟，决定全面进军地产业。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了长江置业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其更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自此，李嘉诚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地产征程。
历史往往如此，大起大落，反复跌宕。身在其中，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者多；而唯有能够洞察时世、审时度势而非侥幸豪赌者，才能真正涅槃而生。
目标远大，意指置地
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华人首富宝座的李嘉诚，他的名字已是“成功”与“奇迹”的代名词。在他统领的这个遍及各行各业、资产逾万亿的跨国商业帝国中，房地产业无疑是其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1971年以后，内地政治气候趋向好转；不久中美邦交开始正常化。无论是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中国内地大趋势来看，一个香港社会经济的大繁荣时代无疑正在酝酿之中。
李嘉诚看准并抓住了这一个大好时机，他认识到，他所要发展、经营的地产业，也即当今世界认定的“第三产业”，是一个能够产生无形效益、创造巨大财富的产业部门。
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评论家指出：香港经济由工业化阶段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地产再次纳入众商视线。李嘉诚的关注点却并不在此，他意指置地！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香港地产界“称帝”、“称王”的龙头老大。1889年由英国商人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当时注册资本达500万港元，是全港最大的公司。半个多世纪以来，置地的发展相当可观，已然排在全球三大地产公司行列，在港内绝对处于霸主的地位。此外，置地业务同时涉及食品销售、酒店餐饮等，以香港为主，业务遍布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当李嘉诚刚亮出目标牌，股东席上响起一片嘘声，其中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地产‘巨无霸’? ”
李嘉诚并非夜郎自大，空说大话。他很耐心地解释道，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当初来香港时，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是靠着勤勉、精明和机遇而有今日的发达，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李嘉诚深深明白，久盛必衰。他对在座的各位侃侃而谈：“记得先父生前曾与我谈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是如此。久居香港地产巨无霸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栖身，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房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这席有理有据的话却并未收到十分满意的效果，在座各位依然疑窦满满。李嘉诚明白，短时间内让他们充满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长江和置地，两者的差距委实太大了，他要想实现其目标，还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和细致的筹划。
他的对策是，第一，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所以先学习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的置地的成功经营经验。即以收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李嘉诚是这么想的，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嘉诚都以收租物业为主，避过了许多大风险。
第二，置地的核心地盘在中区，而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故而不必浪费精力再去求寸土寸金。既然硬碰硬不可，那就边缘化。即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第三，寻求对比机会。务求一击而中，在地产业闯出名号。
尽管有了如此多的举措和发展方式，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面对当前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形势，为了能让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甚至加速买地，只有两个可行办法。一是借东补西，楼宇未等建成就发布信息，让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二便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这才是最为快捷而有效的途径。
经过与妻子庄月明的商讨，李嘉诚决定，将长江上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决策，由此，长江正式进入正轨。
长江上市，财富狂飙不成问题
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从此，他便与地产和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这与1969年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有了巨大的差别。那时，由于时局震荡中的香港也是摇摆不定，而且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加上当时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华人，把上市公司局限为外资大银行，股市对于香港本地企业集资而言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1969年，这种垄断形式被打破了。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由于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这一举措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四足鼎立的格局。
而如今形势大好，稳定中的香港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各行业的竞争相对体现在寻求发展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李嘉诚的这一构想，正是在公司自身发展与香港股市发展两大需求下的必然决策。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公司改名长江实业后即刻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准备申请股票上市。到了当年11月1日，李嘉诚终于获得批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两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有消息称，长江实业上市后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这个消息实在振奋人心，因为它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意味着上市这个举措的正确性。如此下去，长江财富狂飙绝对不成问题。然而，已经成熟的李嘉诚这次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他吸取了第一次踏入塑胶业的教训，认真考虑当前的诸多因素，以有备无患。
李嘉诚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很清楚，他之所以有第一天的丰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市的兴旺所致，而非众人对长江实业的清醒认知。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还是要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们的既得利益。而且，物极必反，大旺之下必有大亏。而股市的风险早有耳闻，若不及时察觉，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再难东方再起。
目标已经很明确，他不但要超越置地，还要寻求海外上市机会。风险也已经很确凿，股市起伏不定，不知何时翻船。整个过程都在李嘉诚的控制中，他的行动由此多了很多从容。短时间内，李嘉诚同时在本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而稳扎稳打也为即将来临的一个凶险对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大股灾不请自来
宇宙中，始终有一些非常朴素的法则规律，比如说物极必反。李嘉诚似乎深谙此道。回顾李嘉诚走过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是如此的慎重，也如此的从容。他能够自觉从中吸纳经验，避过沼泽。他不冒进，不畏缩，而是在一种精神的指引下，从容前进。
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当不少房地产商不顾后果地将用户缴纳的首期款项、贷款之类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时；当普通民众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时，李嘉诚，这个手握重金的人却没有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疏漏，没有放任自己做任何一项超额投入，而是稳健地选择物业、房地产作为事业的支点，攻克一个个难题。
一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的严厉警告被许多人抛掷脑后。当恒生指数年升幅5.3倍，飚升到1774.96的历史高峰时，所有人都对那些谨慎的人们嗤之以鼻。香港股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癫狂之中。
物极必反。1973年3月9日是许多人回思之时扼腕一刻。自当日起，恒生指数由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下半年，雪上加霜，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年底，恒生指数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
当时，很多人对伪造股票一事耿耿于怀。原来，在恒生指数疯长时，一些人出于暴利的驱使，伪造股票。后来事情败露，这才触发股民抛售，致使股市一泻千里。不过，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分析认为：假股事件还只是导火索，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投资者的盲目入市，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上升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公司盈利，最终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在众多投资者铩羽而归之时，李嘉诚却因为谨慎行事，稳居其位。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这笔巨资，也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及与其他地产商的合作。到第一个财政年度核算时，李嘉诚惊讶地发现长实的年纯利为4370万港元，竟是预计盈利额1250万港元的3倍多，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瞩目的一位（华资地产五虎将分别为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长江实业、恒隆地产、新世界发展）。
有关“华资地产五虎将”，这里补句后话。其实，当时的长实，无论怎样衡量，其实力都是无法跟另“四虎”相抗衡。新鸿基地产，为地产三剑客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所创。上市时预定集资1亿，实集10亿，而长实的集资额实难望其项背；新世界的集资额也远胜于长实的集资额……这里不再赘述。但长实虽略逊于四虎将，却因为李嘉诚的数次正确举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迅速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五虎将中的虎帅。时至今日，长实系仍是香港首席财阀，不能不说是李嘉诚的功劳。如果李嘉诚不将长实上市，未充分借助股市的作用，这一天的到来恐怕将会延时很多。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股拉地扯”。而这个时候的李嘉诚对香港经济的起伏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事实上经济往往是呈波浪式的发展，若干年周期循环一次。股市地产低潮，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而低潮之后，又必定是新一轮的高潮。当然李嘉诚很清楚，如果不是借此时机，都市地产发生财政危机，自己是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得手。也因此，在日后的数年里，李嘉诚都多次借股市出位。后来，有评论称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纵观李嘉诚的商路经历，不得不承认这句话说得恰切。
1974～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集资约1.8亿港元。充裕的现金让李嘉诚如鱼得水，他趁低潮时地价偏低，大量购入地盘。为加速资金回笼，一反过去只租不卖的做法。到了楼宇发展中后期，正值地产复苏，成交转旺，李嘉诚发展的楼宇全部销售一空，获利6000万港元。
之后，李嘉诚又与新鸿基、恒隆、周大福等公司合作，集资买下了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的旧址，建成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竣工后以平均每平方英尺400港元的价格出售楼宇，盈利总计合1亿港元。长实占35%的权益，获利3500万港元。传媒称当时为“中小地产公司的长江实业，初试啼声，已是不凡”。
地铁竞标，置地“大意失荆州”
对于李嘉诚来说，1977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可谓是其事业的分水岭。1977年以前，李嘉诚白手起家，几年致力经营长实地产公司，也只是做了初步的资金储备和潜力预期，并没有能够声震地产界，成就枭雄。但李嘉诚不是一个安于默默经营的普通商人，就在1977年，李嘉诚这个名字，便响彻港岛，出现在地产界实力派新星的名单里，长实亦成为撼动全港的诚信企业。从此以后，李嘉诚的事业步步稳健，逐渐有了当今拥有企业王朝的李氏家族。这一年，李嘉诚在一场竞标中打败了一个坚不可破的地业老大——置地。
1976年下半年，地产界名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则最新发布的招标消息上：香港地铁公司即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招标公告还未正式发布，媒体的炒作就掀起整个地产界的竞争浪潮，众人纷纷觊觎这如此激动人心的机会。李嘉诚亦不例外。他早已为长实奋斗多年做资金和架构的准备，早已等待时机多时，期待能够一鸣惊人，打入香港地产界较高层，如此机遇更不愿错失。在1977年初，这个地铁工程项目终于正式明朗，这项自香港开埠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地铁公司宣布，招标将于1月14日正式开始，拆建原邮政总局，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工程规模巨大必然消耗巨资，据估算整个过程将需资金约205亿港元。工程将为期8年，首期，自九龙观塘至港岛中环，15站，全长15.6公里，需要穿过海底隧道。首期工程的估计额就要达到56.5亿港元。地铁公司资金来源一是由港府担保，获得的银行长期贷款，二是通过证券市场售股筹资，三则是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利润充股。
高额的资金让许多企业望而却步，李嘉诚亦并无十足把握能担负起如此巨资，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客流量最大、最关键的两站，建成之后，可以预见前景的优越，全线物业的发展态势，必然不会让人失望。巨额利润就在咫尺，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他虎视眈眈，知道要在商界立足，必须通过冷静周全的策略，首先打败权威的实力企业获得发展的机会。
既已决定放手一搏，李嘉诚马上投入到各方面的研究中。要想创造取胜的可能，必然需要取得足够的筹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准备了一手近年来地铁建设方面的研究文件和有关对手详细信息的各种报道资料。项目宏大，届时参与的必将都是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英资华资各大地产商，众人齐趋，必然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此时，媒体更是不会放过这盛大的场面，为此新闻炒作轮番轰炸，报道使得人心惶惶，众人各自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都想在此狠赚一笔。
媒体的报道虽常有肆意炒作的成分，但也不乏可参考的价值。李嘉诚通过各方声音了解到，最集众人期待于一身的，当属置地集团。这个集团是英资集团，拥有着10多座高楼的资产，足可见其实力之雄厚。因此，若将置地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实可谓是力量悬殊，不得不再三考虑策略。加之有传言说，据测算，置地拥有的遮打花园广场，恰于距离未来金钟站仅一百多米处，置地势在必得的决心更是十分明显了。
但还未开始就放弃，未免显得太不够英雄。李嘉诚过去也曾多次得到中区官地拍卖的消息，但都因高额的资金要求而不得不排除到考虑范围之外。港岛的地产对于世界来说已是寸土寸金，中区更是天价，但一旦得手，未来的发展不言而喻。此时，李嘉诚已伺机多时，要想在地产业功成名就，声震群雄，这次的机会绝不可轻易错失。做足准备，必须蓄势待发。
通过各种渠道消息的汇总以及严谨的局势分析，李嘉诚惊异地发现，地铁公司招标的原因竟是现金不足造成的窘境！港府工务局对此地的上盖工程进行估价之后，根据商场的通常法则，要求购地款必须全部现金支付。这着实让地铁公司不堪重负了。对于有如此光明的发展前景的工程，地铁公司自然也同其他地产大亨一样，想要由此发家致富，但苦于作为公办公司，它的一切程序必须根据规则进行。这才走投无路，不得不招标以筹得现金。
这一重要的信息，无疑成为李嘉诚深入考虑的方面之一，若是拿捏得当，将其作为切入点，必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势。
了解局势之后李嘉诚马上将目光聚焦到对置地的研究上。
置地从属于怡和系，现任大班是同时兼任怡和大班的纽璧坚。此人20岁起正式加入怡和洋行工作，从未依赖任何背景，全凭个人勤奋刻苦，一步一步借着踏实的作风坐上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身兼两大班重任，已是焦头烂额，加上股东凯瑟克家族的制约，精力似乎就显得过于分散。李嘉诚又从心理上分析置地始终处于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越来越觉得获胜可能性相当之大。置地的优越性决定了它的地位也导致了他过度的自信，在满足合作方的要求上，未必能够屈尊配合。置地的这些情况对他的策略是十分有利的。
终于，经过详尽的分析了解，李嘉诚获得这些结论，他决定赌这一局，全力投标，力压置地。长实通过发行新股，大通银行的贷款，以及年盈利储备等各种渠道，终于筹得可调动现金约4亿港元。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发布了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的公告。
李嘉诚对之前搜集的资料进行汇总并作了一系列策划，在投标书中大胆提出，两个地盘可设计建成一流的综合性商业大厦。随即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提出志在必得的决心：长江实业公司将首先满足地铁公司需求，提供现金作购地费。建设工程完工之后全部出售，利益所得，地铁公司51%，长江实业49%，打破了一比一分享利息的惯例。
与此同时，人们的关注点仍旧集中在置地大班纽璧坚身上。有记者采访纽璧坚，打探投标内容，询问他对结果的预测，纽璧坚对此不予过多透露和评价，仅仅满脸自信，说道：“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字字有力，俨然是未战先胜的王者姿态。
最后，投标结果公布，众人哗然：长实胜出。
无疑，置地的地位让它犯了大意的低级错误，而李嘉诚的严谨精神和低调作风，使得他的研究分析全面透彻，所纂投标书正中地铁公司下怀，又别出心裁，考虑周到。
结果一揭晓，众媒体立即活跃起来，“长实击败置地”的醒目标题顿时在传媒界广为流传，李嘉诚立即成为闪亮的新星，的确让他达到了“一鸣惊人”的预计目标。1977年4月4日，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首先签订。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后，两站获得的上盖物业发展利润，顺利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此次合作十分欣喜，对外称赞：“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地产发展，将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了样板。”这一认可，无疑使得长实在地产界获得了立足的坚实地位，成为其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同时，上盖物业带来的纯利近7000万，更是给长实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财政基础。这一战，不仅让长实有了飞天式的起步，更为它赢得了横跨地产界声望，取得了各大银行的信任，为它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联手汇丰，重建华人行
李嘉诚在1977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业绩。在发行新股和获得大通银行支持的基础上，长实在4月底以1.3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在美国人掌控下的永高公司。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就属于永高公司。希尔顿酒店、凯悦酒店分别占地约3.9万平方英尺、40英亩，且酒店环绕着开阔的热带植物园，自然环境颇为优越。两家酒店都有极大的接待能力，希尔顿酒店房间达800间，凯悦酒店房间为400间，每年收入大概为2500万港元，为长江实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
1978年，李嘉诚旗下的长实与汇丰银行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重建华人行。
香港第一财团汇丰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1864年创建，第二年正式开始营业。起初是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之后，由于股东之间存在很多分歧，先后退出，现在是一家英资银行。汇丰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扮演着香港准中央银行的角色，取得了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发行了几乎全部的港纸（港币）。
汇丰银行在1974年购得华人行产权。当时的华人行大楼因建筑年代久远，显得十分陈旧，而且在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中，显得颇为矮小。因此，汇丰考虑拆卸旧华人行，发展新的出租物业。1976年开始动工拆卸。当时，很多人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够与汇丰银行合作，在新建华人行中发挥作用。汇丰则对李嘉诚尤其欣赏，原因就在于李嘉诚一贯奉行的“诚实”原则。李嘉诚在香港多年树立起来的“讲信誉”形象，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事件，以及大坑虎豹别墅的做法博得了汇丰的高度赞誉，这些成为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李嘉诚在大坑虎豹别墅中的表现令外界对他“信誉”大加赞赏。虎豹别墅是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曾有人评论虎豹别墅道，“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有巍然屹立的七层白塔，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展览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动物雕塑装饰着崖壁，还有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及假山、山洞等，参观、游乐、购物、休息场一应俱全。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李嘉诚在1977年中期，购入面积为15万平方英尺的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购得地皮后，李嘉诚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因此遭到了游客批评，他们说大厦破坏了整个别墅的风格。李嘉诚诚恳接受了批评，并马上叫停了施工，尽量保留别墅花园原貌。此种做法为他在这次合作上加分不少。
汇丰之所以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在于其强大的救市能力。汇丰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不仅能够保全自身，而且扶植了一些巨商。从汇丰创办以来，受到其扶持而成就巨富地位的人很多，其中就有“一代船王”之称的包玉刚。1960年代，包玉刚凭借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成就了自己在船业的霸主地位。因此，当时外界纷纷猜测，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合作也极有可能使其成为香港地王。
汇丰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后，长实便与汇丰共同组建了华豪有限公司，开始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无论从外观、设施、内部装修都堪称一流。大厦耗资2.5亿港元，有22层，面积24万平方英尺。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则用电脑自动控制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内部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
大厦落成后，华豪公司在1978年4月25日，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与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当然，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沈弼的讲话不免带有“自我吹嘘”的感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了沈弼对李嘉诚的赞誉。
汇丰的发展可谓一路青云直上。汇丰很快发展成为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汇丰股东已经为19万人，大概占香港人口的3%，成为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1992年汇丰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10大银行之列。1992年年底汇丰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这一年的总盈利就高达129亿港元。汇丰不仅是香港第一大银行，而且成为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
之后，大厦的写字楼和商业铺位全部用于出租，长实总部也进驻位于中区心脏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
兴建屋村，李嘉诚地业大手笔
从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并发展成为股份制公司时起，李嘉诚就已暗下决心，意攀“香港地王”的高峰，并且明确地以业界素有地王之称的英资公司“置地”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目标。而在当时的香港，兴建大型屋村成为一股强大的潜在商机，李嘉诚显然早已感知这点，并且极有可能这会是成就李嘉诚香港地王霸业的最佳契机。于是在成功入主和黄之后，李嘉诚逐渐将兴建屋村的计划提上日程。
当时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高层住宅楼宇年年拔地而起。但那些大都是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之后建筑的，或者是祖传的物业业主重建的，地盘零散，不成规规模。如果要建大型屋村，那就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等位置去发展。事实上要兴建大型屋村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能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但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当然他不会坐等机会，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长实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他在伺机等待，而机会已慢慢靠近，李嘉诚又一次充分展示了他把握机遇的果断雄风，将其在香港地产业的几个大手笔挥洒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大型屋村计划：黄埔花园。
李嘉诚于1981年元月正式任和黄董事局主席。李嘉诚收购和黄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早在祈德尊任和黄洋行大班时，就曾尝试过在未开发的原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由于港府在建筑和地产方面有过规定，改工业用地为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用地，必须补足差价。可惜祈德尊对地产业还不甚精通，而白白荒置了一块宝地。待到祈德尊下台，韦理掌权，但最终仍没能填满财政黑洞，售房时机总是欠了些周到的考虑，以至于炒家获利，却苦了股东。又恰值地产业发展的高潮期，地价尤其昂贵，此地兴建屋村，至少需补入近30亿港元的差价，考虑再三，李嘉诚还是决定推迟黄埔花园的建设。
两年后，地产才终于出现低潮期。李嘉诚苦等两年，此刻顿时精神大振，立刻赴港府进行正式谈判，以仅约4亿港元的价格获得了黄埔船坞的住宅商业开发权。到了1984年，中国政府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的前景更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亦必然大兴。
年底，李嘉诚宣布决定：投资40亿港元，于黄埔船坞旧址兴建黄埔花园屋村。该大型住宅区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3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将包括商业中心。整个计划1985年首期推出，分12期，至1990年将全部完成，在当时被称为香港最庞大的屋村工程，甚至超过政府所建屋村，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估算整个项目将获利约60亿港元。
第二个大型屋村计划：丽港城。
丽港城屋村的最初计划早在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时开始萌芽了，但1988年方才推出，经历了10年的耐心等待与精心筹划。1985年，李嘉诚透过旗下和黄集团，从置地手中收购了港灯，并早早计划利用港灯，通过其位于港岛南岸的鸭脷洲发电厂现址发展地产。与之相连的有规壳石油公司油库和新界观塘茶果岭油库。经过一番复杂的迁址换地计划，茶果岭和鸭脷洲两座大型屋村地皮终于归于长实名下。
茶果岭屋村开始兴建，并定名为丽港城。丽港城总占地面积约8.7公顷，总楼面积约620万平方英尺。其中屋村单位面积64920平方英尺，共有8072个单位。附近投建16.1万平方英尺商厦。丽港城建成为高级住宅区，同时设有屋村私人俱乐部。
第三个大型屋村计划：海怡半岛。
鸭脷洲屋村最终定名海怡半岛。与丽港城一样，海怡同样是在李氏收购和黄时已在酝酿，历时多年，可谓用心良苦。海怡占地面积较丽港大了许多，总约15公顷，总楼面积也远超过丽港，共787万平方英尺，兴建38幢2840屋住宅楼宇，共10450个单位，单位面积约在600～1100平方英尺之间。附近配设31.2万平方英尺面积的商厦、俱乐部、网球场及游泳池等。
这两大屋村总投资达110亿港元，其中丽港城45亿，海怡65亿。再一次轰动港九。
据长实估计，按同类楼宇1988年时价1000港元/平方英尺计，两大屋村总获纯利可达50亿港元，已大为可观。然而实际发售结果远远超出长实预算。1990年5月，丽港城首期发售，以每平方英尺1740港元售价，一时间炒家、居户争相抢购，形势急涨。及至1993年，丽港已涨达每平方英尺4300港元高价，海怡半岛在3300～3500港元之间。长实获利巨丰，然若将建筑成本及售房成本皆有上涨等因素考虑在内计算，丽港与海怡最终盈利大大突破百亿港元大观，着实令地产业港人眼红了一把。当时香港媒体称誉“唯超人才有如此大手笔”。
第四个大型屋村计划：嘉湖山庄。
嘉湖山庄原址，即新界元朗北天水围村与深圳西区之间仅隔的一条狭长海湾。
似乎好事多磨，嘉湖山庄的预建和落成也同样历经10年之久的等待。早在1978年与会德丰洋行合作之时，长实已购得天水围地皮。第二年，中资华润集团又购得51%的股权，于是长实、德丰和华润三家合作组建了巍城公司。与华润相比，长实明显处于劣势，仅持有12.5%的股份。作为巍城最大股东的华润集团，对于天水围的开发早已是胸有成竹，视如探囊取物般意欲大干一番。集团高层也计划在未来15年内彻底改造天水围，使之成为一座可容5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当时的李嘉诚，正在集中精力收购和黄，因此无暇顾及天水围。华润集团一路长驱，未遭阻碍，开局颇为顺利。然而不久问题便暴露出来，由于中资华润对香港地产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经验，不能短期内吃透香港地产业的规律，很快香港政府方面的政策给天水计划的进行拨盖上了危机的阴云。1982年7月，港府决定：收回天水围土地，而重新以8亿港元价格批给巍城公司40公顷面积地皮，并要求其必须建成价值15亿港元左右的建筑群，12年内完成，同时还要负责清理此次政府收回的土地。如果无法完成，港府将会无偿收回土地，而巍城的8亿港元亦将被充公。之后，港府又对此进行调整，将天水围作为市政工程，承包给巍城公司，而由政府方面出资40亿港元，要求巍城能够确保15%的利润。而事实上，整个天水围工程包括整理地盘和基建两大部分，预计总投资金需高达近26亿港元。华润方面无力承担，一时进退维谷，加之一些小股东见势转舵，纷纷准备撤股，巍城陷入泥潭。
此时李嘉诚再一次将坚持进行到底，一方面静观形势变化，另一方面，不断买进小股东抛出的股份。到1988年，李嘉诚所有股份增至49%，几与华润持平。
已是骑虎难下的华润，与长实达成协议：
第一，长实保证在天水围工程中，华润可得7.52亿港元的获利，并且动工之前由长实预付许诺利润的75%：如果最终实际售价高于协议范围，双方可共享超额部分的利润，华润提51%。
第二，由长实全权负责天水围开发工程，包括计划与销售工作。长实独立承担全部费用。
协议签订，长实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距离1982年港府规定的12年期限还只剩下一半，如果成功，实际利润有可达70亿港元；但是如果达不到政府当初要求，那么长实方面将负担巨大损失。香港地界无不揣测，一时间作壁上观者不乏其人，必定这是个不太容易想象的艰巨工程，否则一块肥肉岂能无人觊觎，只是介于艰难，加上巍城的事旁人不便介入，所以多是有心无力罢了。
然而李嘉诚似乎早已习惯于创造奇迹，这一次他又用实际结果让人们为之赞叹。
1995年，天水围屋村工程——嘉湖山庄全部建成，工程速度之惊人，港界称誉。
嘉湖山庄总占地面积1100万平方英尺，拥有近60幢商业和住宅楼宇，具有近6.5万人口的容纳力。嘉湖山庄的完成，无疑取得了三赢的效果，一方面作为市政工程的重要项目，港府非常满意；另一方面华润集团终于脱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还坐获一笔大利；而第三方当然是此次工程的最大受益者，李嘉诚的长实在地产业再攀高峰，同时与中资华润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之后的更多合作做了铺路。
另外，李嘉诚还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红勘鹤园和汇景花园等几个较小型屋村。
李嘉诚大建屋村，桩桩堪称业界之大手笔，其中尤以四大村屋的建成，最令人瞩目，长实获利巨大。而数年锲而不舍的漫长等待，显示了李嘉诚的自信与眼光，瞅准时机，闪电出手，更是李嘉诚多年商场磨炼出来的惊人胆识与果断作风的充分发挥。
李嘉诚启示录
李嘉诚如是说
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以哲学的角度而言，事物都是发展的。人的志向由儿时的梦想到以后成长中的实际情况，也是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这其中就涉及两个环境：其一是你自己的理想所造就的；其二是现实生活所给你的。这两个环境就是你无法抗拒的，它们相互斗争的过程，也是磨炼你意志的过程。
万一真的失败了，也不必怨恨，慢慢图谋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要一息尚存，仍有做最后决战的本钱。
超人链接：《福布斯》2010全球亿万富豪榜李嘉诚蟠踞香港首富之位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0年度富豪榜10日出炉，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取代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这也是16年来首富头一次“非美”。经济回暖让这份榜单上富豪的财富相较于去年有较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新兴市场打榜人数异军突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电信大亨赢得“头把交椅”
以截至2010年2月12日市场收盘个人资产总额计算，2009年排名第三的埃卢以个人资产535亿美元跃居第一，2009年首富盖茨则以少于埃卢5亿美元的530亿美元屈居第二。2009年排名第二的“股神”巴菲特以470亿美元滑落至第三位。
埃卢旗下拥有墨西哥电信公司，此外，有数据显示，埃卢持有的无线通信公司股票America Movil，去年涨幅超过56%，该公司业务涵盖西半球18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预付无线通信公司。
尽管盖茨和巴菲特排名下滑，但福布斯高级编辑马修·米勒表示，若没有在慈善事业上的巨大投入，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得多。他称：“如果没有慷慨的慈善举动，巴菲特的总资产将至少为550亿美元，而盖茨可能将超过800亿美元。”
今年是《福布斯》的第24届富豪榜。在最初的几届富豪榜中，日本人一直占据首位，直到盖茨1994年跃升榜首。盖茨此后多年蝉联世界首富头衔。2008年，巴菲特取代盖茨成为首富，2009年盖茨重新夺回了首富头衔。前一次，首富“非美”的情况是1994年，当时日本的地产大亨堤良昭跃居榜首。
新兴市场富豪表现亮眼
最新的年度《福布斯》富豪榜还体现出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壮大。在2010年首次登上该榜单的97个亿万富豪中，亚洲人占了一大半，贡献62席。亚洲富豪的数量仅比欧洲富豪少14人。
排名前十的富豪中，除了来自墨西哥的首富，印度两名分别从事石油化工和钢铁行业的富豪分列第四位和第五位。巴西矿业和石油巨子艾克·巴蒂斯塔不仅首次闯进前10名，还以一年内财富增加195亿美元成为2010年“增值”最多的富豪。
俄罗斯亦不甘示弱。据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份富豪榜显示，金融危机一年间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从一年前的32人增至62人。其中，俄罗斯在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排行中居欧洲之首，德国以53人位列第二。
中国上榜富豪人数达107人，是第一次成为美国之外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国家。娃哈哈总裁宗庆后以7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103位，成为大陆首富；中国香港首富依然为李嘉诚，以210亿美元排名第14位；中国台湾首富为郭台铭，以55亿美元排名第136位。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当中，你从这张榜单中可以看得到。”《福布斯》杂志总编辑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福布斯表示，“金融市场也从一年前的低谷强劲反弹，新兴市场体现得尤为充分，亚洲是这场复苏的先驱。”
经济回暖填补去年缺口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资产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数量在2009年的《福布斯》榜单中减少约三分之一，但在2010年榜单中则几乎恢复到之前水准。
截至2010年2月9日收盘，一年间道指和标普指数涨幅超过六成，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更是高达84%，创造了大萧条以来的牛市纪录。这也令富豪的财富重新填补了去年的缺口。
史蒂夫·福布斯在2月10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受益于国际金融市场回暖和世界经济复苏，今年上榜的富豪人数从去年的793人猛增到1011人；他们的资产总额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50%；人均财富达35亿美元，比去年增加5亿美元。此外，164名去年跌出榜单的富豪今年重新上榜。此外，还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97名富豪首次进入榜单。
数据显示，上榜的富豪来自55个国家，美国以403席占据40%的江山，不过这一比例低于去年的45%；此外，美国富豪资产占全球富豪总资产的38%，也低于去年的44%。其次是欧洲，共有248位，其中，俄罗斯占据62席。亚太地区包揽234席位，显著高于2009年的130席。
“全球经济复苏之快让我震惊。”马修·米勒说。他补充说，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复苏。“如果你看看一个国家亿万富翁的数字，和这个国家的复苏情况，会发现它们成正比。一个国家有多少亿万富翁，对该国经济未来一年的走势是个领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