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

1927年春天，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周口店考古拉开了序幕。1929年12月2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在一个洞里发现了一枚“北京人”头盖骨。1931年，因为裴文中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1936年，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头盖骨碎片。贾兰坡将这些头盖骨的碎片对碴粘好后竟然得到了两个完整的头盖骨。不久，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头盖骨碎片。几天之内连续发现三个头盖骨，这一令人激动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北京人”化石的出土，为认识人类的起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十分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挖掘出来的“北京人”化石除了三颗放在瑞典实验室的牙齿以外，其余都神秘地失踪了。

“北京人”化石如何失踪

周口店考古是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停止的。当时周口店发现的所有古人类化石，都保存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可是，随着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如果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日本一定会占领协和医学院，那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恐怕就会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怎么办？要么把化石运到抗战大后方重庆去，要么在北平找一个妥善的地方把化石秘密收藏起来，要么就想办法送去美国暂时保管，只有这三条路可走。经过认真的思考、比较，人们认为还是送到美国去比较安全。可是，在发掘周口店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约定，即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但标本不得运出中国。

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协和医院的负责人与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多次协商，最后征得同意，可以委托美国大使馆把化石运到美国暂为保管，但是等到战争一结束化石就得运回中国。

1941年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被移交给了即将离开北平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由海军陆战队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12月5日，因为该部队要乘火车离开北平去秦皇岛，阿舒尔斯特就又让一名叫福莱的军医负责看管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福莱军医受命后，先行将这批箱子寄往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接着他也赶到了那里。他打算在那儿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国。

出人预料的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没等“哈里逊总统”号赶到，日军就占领了霍尔坎伯兵营，在那里的所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成了俘虏，后来被押送到了天津战俘营。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被运回天津，福莱军医领回了他的大部分行李。他把他个人箱子打开，发现属于他自己的现代人头骨标本不见了。而上校委托他保管的箱子虽然也在，但他没有打开检查，也就是说虽然箱子好像未被日军打开过，但并不能确定“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箱子里。

初到天津战俘营时，福莱德行动还没受到限制，他就寻机将行李分别保管在三个地方：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中国朋友那里。后来，福莱军医没有了行动自由，他就不知道这些箱子的下落了。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到了“北京人”化石。据《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介绍，早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就来过北平，高井当时还提出要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的请求。珍珠港事件爆发那一天的清晨，日本人迅速占领了协和医院，并详细检查解剖系的铁柜，然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

几天后，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找到裴文中，说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追问“北京人”化石的去处。因为化石标本的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所以也就无从说起。

另据有关报道说，日本人发现化石标本不见了之后，一面在报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一面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大约两个月后，锭者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但是很快就否定了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化石有关，之后不久，搜索工作就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目前，唯一健在的“北京人”头盖骨的“见证人”就是我国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当年他年仅24岁，任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技术员。据他回忆，1941年11月份的一天上午，大约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21天之间，也就是3个星期左右，他突然接到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的通知，把“标本装箱运走”。第二天，在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的帮忙下，胡承志开始了小心的装箱工作。

他把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然后分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两个木箱一大一小，大的长160厘米、宽74厘米、高37厘米；略小一点的木箱长150厘米，宽和高均为74厘米寸。木箱内6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垄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然后将木箱封盖、加锁，并在外面分别标上“CASE1”和“CASE2”的字样。

装好之后，胡承志把箱子送到了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然后，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从事化石工作研究。

胡承志认为“北京人”头盖骨被不懂化石价值的日本人砸烂扔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整整包了6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从整个运送的过程看，“北京人”化石并未真正遗失。但它们究竟在哪里呢？是被埋藏在哪儿，还是被人有意隐藏起来了？这就不得而知了。

追寻“北京人”化石

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址，毫无疑问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因为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推前了数万年，至今仍是目前全球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存。也就是说，无论从科研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抗战胜利后，裴文中等中国许多古人类学者、考古学家一直都没放弃过对“北京人”的寻找工作。

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裴文中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在信中，裴文中说：“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信中裴文中还提出了至秦皇岛察访的请求，并提请赴日调查团代为留意“北京人”化石一事。

在此期间，裴文中还致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能寻求到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同时，他还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同年12月，为了提高搜寻效率，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邀，撰写了《“北京人”在哪里》一文，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此举果然见效，文章发出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北京人”化石在日本的消息。1946年1月19日，一听到消息，翁文灏马上给美国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可是，得到的东西虽与“北京人”化石有关，却不是“北京人”化石。

空欢喜了一场之后，中国政府又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还委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之前往日本协助。但是结果却不令人满意，日方以“根据现有情况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写信给李春昱说：“弟前于李济之先生赴东京之时，曾函他，请询问高井冬二和长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寻找之时，距遗失之时甚近，且曾询问在丰台集中营之美军陆战队官兵，更加利用日军军力寻找，当有所知。然而据李先生到平时云，美军总部以不知二人下落为辞，竟求与二人一见而不可得。现高井冬二仍在东京帝大地质系任助教，岂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 “日方之复函，谓曾询问日军中之在秦皇岛者，彼等当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认之。故弟认为，关键仍在东京之盟军总部。如询问高井和长谷部及当时之日宪兵‘锭者繁晴’，更为有力，且可得确实消息”, “对化石之下落推测，则为日人所得（即长谷部），因何以彼于寻找后，即不再寻找？协和之胡顿，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则认为不可能。然无论如何，则询问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资料，则无疑问。高井现对人表示（现弟之一学生在彼处读书），曾寻找数月，毫无结果。纯系搪塞之辞。我们应知者为：曾于何处、何人寻找过，所得结果如何？要他历述所找之经历，他不能否认没有找过”, “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终认为，关键在‘盟总’”。

为什么美方不调查被俘的陆战队员，也不愿中国方面会询高井？由此信可知，盟总和美国方面并不热心此事。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化石不排除流入美国的可能，因为美国科学家和陆战队员不但是当事人，还是化石遗失的最后见证人，按理说他们是最清楚化石的去向的，即便不知道在哪，至少他们也应该知道化石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失的。可迄今为止美方人士没能提供任何有利于化石回归的证据，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看来，要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可是，它又在哪里呢？

“北京人”化石可能在哪里

关于“北京人”化石的下落，流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北京人”化石在运送美国的途中遗失了，可是从时间上来判断，这种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哈里逊总统”号早在抵达秦皇岛之前的长江口就触礁沉没了，福莱军医当然不可能带着化石登上这艘船。

还有人说“北京人”化石现在在美国，并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了表示诚意，他想找到“北京人”化石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可是，此事却引起了随行人员中的一位金融家贾纳斯的兴趣。回国后，他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化石，虽然得到了很多线索，却都不是要找的标本。有一次，贾纳斯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那位女士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在她的手上。贾纳斯很激动，迫切要求与女士见面，双方约定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见面后，女士只给贾纳斯看了一些照片。看着照片，贾纳斯疑为真品。可是，就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有人给他们拍照。那位女士很生气，抓过照片就走了。贾纳斯没能追上。可是，后来照片传到北京，裴文中看后认为这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在他的《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辗转到驻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被埋在了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他因此提出了“北京人”化石在天津的地下室被掉包的观点。人们也是据此判断“北京人”化石可能在美国的。经过调查，那个兵营现在是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已在唐山大地震时倒塌，可是，根据图纸发现，这座楼没有木板层，铺的是水泥地面，所以化石不可能被埋在这里。

1993年3月8日，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又提出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可能在纽约的观点。《纽约邮报》还曾发布过他悬赏25万美元寻找“北京人”头骨化石的消息。

说“北京人”化石在美国的还有一种说法，当时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一个卫兵，半夜时曾看到两个人将一箱东西埋在了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所以，人们猜测，这箱东西说不定就是“北京人”化石。对此，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李树喜认为，既然中美已经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了，就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可是，谁都知道私埋的结果，不但可以说化石失踪了，还可以将其据为己有，运回美国了。难道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吗？

不管支持“北京人”化石在美国的人有多少，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所以，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北京人”化石会不会没在美国，而是在日本呢？道理很简单，如果当时美国陆战队队员的确在秦皇岛成了日军的俘虏，那么化石不在日本人手里又能在哪呢？

可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又如何理解战时日本方面的搜寻呢？针对这一点，有人说日本人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不过，不可否认，化石也的确有不在日本人手里的可能。李树喜就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并且据他说贾兰坡在世时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认为化石标本不在日本，是基于化石本身的研究价值考虑的，也就是说化石只有用来研究才有价值。李树喜曾说：“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幼稚呢？毕竟这样最起码的行为，现实中的日本确实没有做到。战时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文物，按上面的道理，日本应该主动归还，可是日方不但不配合，还要极力阻挠文物的回归。这种事情在一段时间以来时有发生。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生物学家周兴国到东京举办“恐龙展”时，想进一步探查“北京人”的情况，请求与高井冬二面谈，可是却遭到了拒绝。在高井冬二的婉拒信中他不但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还断言化石“由海上运到了美国”。

可是，此举并不能扰乱周兴国的视听。周兴国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比在美国的更大，因为日本有很强的掠夺性，化石遗失这件事毕竟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势下发生的。并且，日本在这方面也是有先例的，二战期间就窃取过一枚爪哇人头骨化石，并且直到战后才被追回。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对此，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张双权说，经常会接到说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电话，但是进一步追查的时候，往往又都不是那么回事。

另据曹家骧的《考古发现漫笔》记载，1996年初，一个叫仰木道之的日本人，从他的朋友的朋友处得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距北京城外东2千米的地方，那还有一棵作了记号的松树。1996年5月3日，中国方面得到这一信息后，各路专家先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了探测，然后于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发掘了近3个小时，一无所获。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不耐烦的猜测，装化石的两个箱子保存在秦皇岛的库房中时，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两次，说不定在战乱中日军把化石摧毁了，而他们并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一大损失？好在，就在人们要陷入绝望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新说法——“北京人”头盖骨在沉船“阿波丸”号上。这一说法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

“阿波丸”号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总吨位11250吨，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1945年3月28日，被日本军队征用。在新加坡，“阿波丸”号装载了大批撤退的日本人，准备驶回日本，可是，在4月1日午夜时分，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时，被正在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阿波丸”号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沉没。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其他乘客、船员以及船上装载的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以及数千吨大米，全部沉入海底。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原想把“北京人”化石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可是心愿未果，就又准备了一份大礼——“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清单。“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可能也在上面。

1977年初，我国对“阿波丸”号进行了打捞。在打捞过程中发现，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竟然也在船上。这说明，“阿波丸”号上果然有中国的文物，“北京人”头盖骨或许真的在这艘船上。

但也有人提出了疑问，按时间推测，如果化石真的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那也应该是1941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将化石运回日本，而要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绕道东南亚运往日本呢？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在船上，那又在哪呢？在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作者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话称，对于举世关注的“北京人”头盖骨下落一事，“我可以对《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说得像真的一样，不过在经过了那么多的失望之后，人们不免会想这会不会只是文学作品用来吸引人眼球的一个噱头呢？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只要不能确切论证“北京人”头盖骨已经化为乌有了，那就有找到的可能，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