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星探》杂志原是一本综合性文化刊物，专门介绍演艺界、影视界明星和文坛大腕们的来龙去脉和最新消息，后来这杂志的主编决定充实杂志内容，增设两个栏目，一个是“企业新秀管窥”，一个是“政界新星访谈”。“企业新秀管窥”没有引起争议，而且开设以来为杂志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效益的关键在于“新秀”二字。用主编的话来说，你已经很难再从那些老牌企业家身上榨出油来了，他们已不再是当年那副两眼一抹黑的没头苍蝇闯天下的样子，哪里该花大钱，哪里一个子儿不出他们心中有数得很。一个市级杂志这种有偿服务性质的“管窥”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新秀则不同，他们的名声刚起，但脚跟未稳；他们尚欠成熟，但渴望四处亮相。花点钱算什么，何况自己的小照与麦当娜、达斯廷·霍夫曼这等人物同期刊出也是一种时尚。

陶又佳作为《星探》杂志的主力记者，虽然对那些新秀没有太多好感，但为了杂志的利益——也为了个人的利益，她还是努力做出认真的样子出去采访他们。她曾经采访过一个县级汽车改装厂的厂长，他们厂以北京吉普“212”底盘改装的一种叫做“2020N”的汽车远销南方十余个省。当陶又佳要求参观车间时，这位厂长不无自豪地说：“我的车间遍布全县，可以说是个没有厂界的万人工厂。”陶又佳这才知道那些汽车都是由农民组装的，而乡间场院里的一个席棚可能就是一个车间。从前她也采访过一些“没有厂界的炕头工厂”，可那并不是制造汽车，炕头工厂的工人多是乡下有闲的妇女，她们按标准图样制作棒针毛衣、织地毯，手绣补花餐巾、台布什么的，然后上缴外贸出口。这无疑是使用密集型剩余劳动力的绝好办法，而且绣花织毛衣本来就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工艺。但是怎么可以把汽车交给农民去造呢？可他们偏偏真的造出了汽车，这位厂长还真的请陶又佳坐上他们的汽车检阅似的绕县城一圈，虽然汽车发动起来后，声音杂乱而又刺耳。陶又佳坐在汽车里感到后背像安了马达似的突突乱跳。再看那车挡和手掣动好比粗糙的捅火棍一般，接头的焊点疙疙瘩瘩，车子还没跑出五百米保险杠就掉了。陶又佳向厂长说这汽车所有的部件都不配套吧？厂长却说，我这车上还有进口部件呢。他一边说一边拍打车门，说这车门是日本的。陶又佳看看车门，立刻想到这就好比是一个坏了心脏的人却偏要穿上阿迪达斯运动衣、运动鞋去跑马拉松。她想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些农民，那些也许终生都没坐过汽车的农民，他们对汽车连起码的感觉都没有，怎么可以随便拿来什么零件就装汽车？他们以为造一辆汽车就像打制一把镐头、一张铧犁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从来也没听说过一辆正常汽车的部件与部件咬合所允许的最大缝隙也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百分之一。也许，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才格外地没有负担，才敢于说干就干。别说是“2020N”，就是火箭如果需要他们也敢造。好比一个英国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你问他会开飞机吗？他也会说‘行，行’！”可说话人指的是一位油漆匠。但是他们富了——在中国，你制造出了什么肯定就会有人购买什么。制造者最下工夫的往往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如何去推销他的制造，而这种推销术他们一般是不会公诸社会的。这位厂长只频频地向陶又佳历数了他们厂年产值多少，年利税多少，工人福利多少，固定资产积累多少……最后他还请陶又佳去他的府上共进午餐。他的府第堆积了这位厂长心目中代表富裕的一切：假山、鱼池、松鹤延年的瓷砖影壁，以及狼狗、保姆、厨师什么的。给陶又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客厅迎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了，桌上居然插着一圈巴掌大的亚、非、拉、美、欧诸洲诸国的小国旗，颇有些身在本县放眼全球的意思，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要给他的客户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汽车已然打进了桌上那些小旗所代表的国家，他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张桌上接待来自这些市场的商人。接着就是厂长那位八九岁的儿子的出场，他腰里别着BP机，一手举着手提电话，另一只手举着夏普电子血压计，强行要为他的父亲量血压，他的父亲请求他不要捣乱，他便把一个耳光掴在了厂长父亲的脸上……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这位厂长被《星探》“管窥”了一次，而且他与腰别BP机的儿子相依微笑的照片也同期刊登在《星探》上。这类企业家的是非成败并不以他们自身意志为转移，因此他们就不是一种制度、一项政策成败的关键，也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真正焦点。“政界新星访谈”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敏感区域，一个最容易吃不了兜着走的话题。为此，设置这个栏目之初，编辑部好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咱们的杂志名叫《星探》，星探是什么？原是指专门跟踪、发现可能成为影视界明日之星的人，如果我们把政界人士也比作星也去“探”，是不是不太严肃呢？有人反驳说，这倒没什么不严肃，世界上有哪一个舞台能比得上政治舞台那么风云变幻那么起伏跌宕那么不可捉摸那么悲喜交加那么充满戏剧性那么让你眼花缭乱呢？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不都是各式各样的星么。政治也是表演，而且是一切表演艺术中高难动作最多的一种表演，而古今中外在人类历史上有所作为的那些伟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绝对耀眼的政治明星：恺撒、拿破仑、林肯、丘吉尔、毛泽东。关键是这个“新”字不好，比如你写了一位新上任的市长，他是政治新星，那么是不是先于他上任的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人就都是旧星了呢？我认为这种提法太狭窄，给在任的其他领导者一种自己是昨夜星辰的感觉。有人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改一个字事情立刻就单纯了，我们可以把“政界新星访谈”改成“政界之星访谈”，不必在“新”和“旧”上先跟自己过不去。大家都觉得这主意好，原来文化人中间到底有能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星”的划分，例如一位市长是星，市府办公室主任、秘书长是不是星？有人说星首先要有光亮，有人马上说，其实星星的本质是石头。又有人反驳他说，的确所有星星的本质都是石头，可不一定所有的石头都能成为星星。好比咱们《星探》编辑部，大家都是人，能当主编的却只有一个。这种间接的拍马屁把主编弄得挺高兴，高兴起来的主编立刻把“星”们顺理成章，他建议“星”应包括国家各部委主要领导，省、市级主要领导（比如省委常委和市委常委）以及少数县级主要领导。因为这些领导之所以能够从千万块“石头”中脱颖而成为星，想必都有程度不同的闪光经历。主编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访“星”计划，叫做“立足本市，放眼全省，辐射全国”。这时，陶又佳提出了访谈内容究竟是什么的疑问。

是的，编辑部全体同仁这才发觉陶又佳的问题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难道党的方针大计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本省本市的经济战略、人才举措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市府每年例行向市民颁布的市政建设若干项工程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春秋两季的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与外商签订了多少协议书、意向书，签订了多少多少美元的合资合作项目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长邺市又与哪国哪州哪市缔结为姊妹城市并互派代表团访问需要我们访谈么？要么就是干部队伍建设，班子是否团结，思想解放的程度，公安、政法、组织、宣传、计划生育……不，省有省报，市有市报，这些消息天天见诸报端，好像用不着《星探》再多费口舌。访谈另外的内容比如预测张三李四的政治前途，如国外政治观察家那样，肯定能使刊物走俏，像西方那些有影响的杂志，他们的能量使他们在某种时刻可以左右政治局势甚至弹劾一国之总统。但是……当然不行！“合适的脚得穿合适的鞋”，一个美国人曾经说。我们长着东方人的脚，就需要穿着东方鞋走自己的路。那么，究竟访谈什么才是我们《星探》的己任呢？有人在沉默了一阵之后说，也许应该访谈生活。为什么现在的读者会关注那些过世的领袖呢？为什么刊载这些领袖故事的杂志能够受到读者欢迎？关键在于这些故事披露了神坛之下的伟人的生活，使他们变成了凡人。诸如毛泽东不喜欢鲜花爱吃红烧肉啦，周恩来是个孝子独钟马蹄莲啦，以及贺子珍是在哪一年由谁陪同上的庐山与毛泽东会面，周恩来为什么在临终前特别想吃桃子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应当侧重访谈这些领导人的生活。有些政策可能会过时的，但个人生活永远不会过时。这符合我们杂志的风格，也为市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他们的父母官提供了一个窗口。

“但是，”陶又佳打断发言者的话说，“这些领导人有什么个人生活他们能有什么个人生活？即使有，能写吗？”陶又佳特别强调了“他们能有什么”几个字。立即有人响应陶又佳的话说：“除非他们过世后才可能被发现他们原本也有真正的个人生活，毛泽东只有在过世后，才有人讲出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春节，和他的女秘书在中南海放了一串炮。主席在世时谁能去报道这种生活细节？以此类推，对各级干部也只能报道他们开同样的会，表同样的态，讲同样的话，同样的寒暄同样的笑容——甚至同样的服装鞋帽：要么效法中央首长一律披军大衣，要么全部西服、领带，要么全部黑色老板鞋，要么全部砂洗绸夹克，要么全部真丝提花T恤。你不能说他们落伍，因为他们实在是努力顺应着潮流。可那些衣服鞋帽是哪里来的？有多少是他们因为真心喜欢从商场选购而来的呢？你可以说大部分是别人代买或赠送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上街购物。好，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方面才不可能有自己的眼光。若请人代买，他便接受代买者的眼光；若接受馈赠，他便穿出馈赠者的眼光。而那些馈赠者多是只崇尚名牌的商界人士，于是我们的有些官员竟被他们打扮得如同商人：时髦但有点俗，而且是集体性的。这种集体性太强的赶潮流无形中已经淹没了他们的个人风格。”有人接过这位对领导干部服饰颇有微词的人的话说，我记得那一年全国儿童预防一种什么疾病，第一天电视新闻里播放了国务院一位领导人到一家幼儿园喂小朋友吃预防疾病的糖豆，第二天省级、市级、县级电视台立即就播放省长、市长、县长乃至乡长到某幼儿园喂小朋友吃同类糖豆……我的上帝！但愿“政界之星访谈”不要出现喂糖豆一般的局面。“可是你怎样才能防止出现喂糖豆式的局面呢？”有人表示了明显的悲观情绪：固然穿同样的衣服从表面上看淹没了领导者的个人风格，但这又不能去怪领导者本身，也不能完全怪那些馈赠者。这只能怪中国的服装市场，怪市场之俗气。要知道当今的歌星影星需要包装，政界新星更需要有人为他们做属于自己的外部设计。比如撒切尔夫人，初当首相之时已经老迈得如同一名家庭妇女，但是后来，为什么她会随着政绩的突出、年龄的增长却愈加充满个人魅力，愈加光彩照人了呢？这首先要感谢她的形象设计师。那位设计师除设计了她的服饰、发型，连加强撒切尔夫人“逗点形”眼睛给人的印象、改掉尖声尖气的音调等等都想到了。在中国——就说在长邺市吧，请问哪位市长拥有自己的形象设计师呢？所以我主张我们不要对这些官员太苛刻，其实他们也怪不容易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这时主编做了引导性的发言，他说的确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也许中国目前最广大的老百姓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今天或者明天穿戴了什么、他们的风度如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素养较高的领导者，他的恰如其分的服装可能会赢得民众的好感，但他决不能把自己变成时装模特儿。市民关心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有多少将在本届政府在任期间得到兑现。当然他们也会由此而关注政府官员的个人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官员也是名人嘛，名人的个人生活永远具有新闻价值——不然我们杂志为什么要设这个专栏，我们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栏目呢？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妨集中就怎样采访领导者的生活谈谈自己的意见。

陶又佳第一个发言说，她坚持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当政的领导者尚没有太多有趣的或者说便于公开的个人生活。她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算一算，一年之中他们有几天是真正在家庭中度过的？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任副省长期间，除去开会、出差几乎永远在办公室里同人谈话，逢年过节才回家住几天，虽然他的家离他的办公室不过十分钟路程。而且，他竟变得不能习惯家庭，他觉得家比办公室还乱（有人插话说逢年过节他们也不会清闲，他们得分头出去慰问坚守在生产第一线上的人们）。所以，我们能让这些官员谈出什么有趣的生活呢？搞不好这些访谈会变成千篇一律的个人简历：哪年生于哪里，从哪里调往哪里，家庭人口，夫人的工作，孩子的学业……仅此而已。

陶又佳的看法很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人说，照你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设这样一个名声挺响、实际索然无味的栏目了。陶又佳说我没有下这个结论，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来考虑这种访谈。比方我们不一定只听他们坐在那里谈家里那点事，我们可以预先提出一些轻松的、政治之外的话题供他们选择回答，凡与生活有关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样，问题早已超越了他们本身，读者透过这些答题却可以略知这些官员的生活兴趣、人生感悟乃至对美的鉴赏，“政星”谈“艺星”，这面儿就宽多了。

妙极了陶又佳！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叫起来。主编则冲他们摆着手说：“让她说下去让她说下去。”

陶又佳接着说：“具体内容么，大家可以一块儿凑。比方说‘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是谁’？比方说‘当您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时您投自己的票么？’”有人立即说，“不行不行，沾上政治了。”

陶又佳说：“一点儿也不，这是考验一个人的诚实。再比方说‘您喜欢哪一首通俗歌曲’，‘您最喜欢的颜色’，‘您的人生座右铭’，‘您最痛恨的事情’，‘您在童年的娱乐方式’等等等等。”

众人情绪高涨起来，纷纷又想出了许多个“您……”。主编说：“好哇，我首当其冲采访市委书记，陶又佳你去采访市长，然后是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其他几位视情况而定。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可以下县也可以上省。大家可以想像，假设省、市、县主要领导不断地在一个市级刊物上露面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是刊物现有的所有效益加起来的总和。”主编很世故地引导着全体。

不久，主编采访了市委书记。因当时市长正率贸易代表团出访西欧，陶又佳先采访了刚上任不久的常务副市长普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