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马拉维湖的沙滩

1943—1946年，我在非洲马拉维湖边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年幼的我，特别喜欢唱歌，父母记录了大量我的童言稚语。我与父母回了一次英国，探访了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此期间，妹妹莎拉出生。

我们继续像在肯尼亚时一样，四处漫游。父亲和其他复员官兵被当成了“替补”，这样，常驻于此的农业官员们就能去南非那长满棕榈树的美丽港湾度个假了。这些官员自从战争开始，就从未离开过本职岗位。于是，父亲每过几个月，就要到马拉维不同的地方去接手不同的工作。但正如母亲所言：“这段日子过得很开心，对于约翰来说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们遍览马拉维的美丽风光，与许多很有意思的房东打过交道。”

这段时间，令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幢房子，位于马克瓦帕拉姆普普山山脚下的奇尔瓦湖畔。父亲在这里负责管理一所农业学院和一家监狱农场。在农场做农活的囚犯们，似乎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我还记得看到他们赤裸着坚韧的双脚踢足球。妹妹莎拉在此时出生于松巴医院。母亲回忆说：“马克瓦帕拉的囚犯们常常排起队，申请在茶余饭后用童车推着妹妹玩耍。这些囚犯中，不乏定罪的谋杀犯。”

我们刚刚抵达马克瓦帕拉时，要与即将离任的一户家庭同住在专为农业官员指定的房子里。这户家庭返回英格兰的行程延误了几周时间。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戴维特别喜欢用嘴咬其他小孩。我的胳膊上全是他的牙印。一次我们在草坪上饮茶时，父亲当场抓住了正在咬人的戴维，温和地制止了他。没想到戴维的母亲为此非常愤怒。她一把将戴维揽到胸前，严厉地批评了我那可怜的父亲。“你是不是对儿童心理学一窍不通？是个人都知道，最不应该对咬人的孩子做出的事，就是在他正在咬人的时候制止他。”

马克瓦帕拉是个炎热、潮湿，满是蚊虫蛇蚁的地方。这里地处偏远，无法享受到常规的邮局服务，于是当局便雇佣了一位本地专属的“信使”，每天的工作就是跑20多公里的路，往返于松巴，为我们收寄信函。信使名叫赛迪。一天，赛迪没有按往常的时间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

松巴山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雨形成湍急的洪水，顺着陡峭的山涧冲刷下一大块山体和许多巨大无比的石头。在松巴镇，道路和桥梁被洪水淹没，躲避在车里和房中的人们形成孤岛，而返回马克瓦帕拉的道路也被冲毁了。

赛迪平安无事，但一位名叫英格拉姆先生的好心人，却不幸在洪水中丧生。当时，他正开着车路过一座桥，汹涌的洪水将他连人带车一起卷走。记得以前，他常常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手把方向盘和他一起开车。得知他遇难的消息，我很难过。母亲记录道：“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样的水灾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但活着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如此规模的灾难。罪魁祸首是一种名叫尼亚婆罗斯的巨大的蛇样怪兽。怪兽钻进山谷，兴风作浪。”

我很喜欢雨天。也许，生活在季节性干旱地区的人们对雨天的情感，还有他们在看到雨滴落下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让我感同身受。尼亚婆罗斯大雨时，我们并不在雨水最为湍急的中心地带，但我依然“着了魔一般，脱掉衣服，飞奔到雨中，快乐地笑着叫着，像个小疯子”。如今，每逢大雨，我依然会从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温暖的满足感，但不会再跑到外面淋雨了，可能是因为英格兰的雨水太冷的缘故。

童言稚语

在马克瓦帕拉生活的这段日子，我有了最初的连贯记忆。父母也在这段时间里记录下了一些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下面摘出两段：

妈咪快来看。我找到太阳出来时，夜晚睡觉的地方啦（沙发下面的阴暗处）。

我用尺子量了萨丽的浴盆，是七便士和九便士，她洗澡迟了。

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我特别喜欢假装成别的什么东西。

不，我想做油门。

妈咪你现在不是大海了。

我是天使，妈咪你是奈伊先生。你说天使早上好。但天使不会说话，他们只会呼噜呼噜地叫。现在，这位天使要去睡觉了。天使睡觉时，总是将头埋在脚下。

我还喜欢二阶假装，让假装的身份去假扮成别的事物：

妈咪，我是假装成理查德的一个小孩。

妈咪，我是假装成一架水车的猫头鹰。

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有一架水车，我对这架水车很感兴趣。三岁那年，我还曾试着指导别人如何制作水车：

在棍子上拴点绳子，旁边要有一条水渠，水渠里要有急流的水。现在，去找点木头来，在木头上用锡做个把手，在水来的时候用得上。然后找点砖块，让水冲刷下来，用木头做成一个圆，在上面绑上许多突出来的东西，然后装在一根长棍子上，水车就做好了。水车会在水里打转，发出“的响声。

下面这段记录应该算是零阶假装，因为母亲和我都要装成我们自己：

现在你是妈咪，我是理查德，我们要乘这辆加里车去伦敦（加里车这个英属印度词汇为我家族所使用，很可能是沿袭了我生活在殖民地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语言习惯，但也有可能是从印度推广到了整个大英帝国）。

1945年2月，我差不多四岁了。父母的记录里写道，我“从没画出过任何能识别出来的东西”。对于富有艺术天赋的母亲来说，可能会为此感到有点失望。母亲在16岁时，就有人请她为一本书画插图。后来，母亲进了艺术学校。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有关视觉艺术的事物一窍不通，甚至连欣赏的能力都没有。而音乐和诗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美好的诗歌总会让我热泪盈眶，优美的音乐也具有同样的效力，只不过不那么容易催泪罢了。比如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那舒缓的情调，还有茱迪·科林斯（Judy Collins）和琼·贝兹（Joan Baez）婉转的歌声。父母记录下了我年幼时对语言韵律的痴迷。在马克瓦帕拉时，每到下午的玩耍时间，父母总会在一旁静静地听我无忌的童言。

风吹进来

风吹进来

雨落下来

冰凉落下来

下雨下雨

每天下雨

因为有大树

大树要雨滴

小时候，我总是自顾自地说话唱歌，虽然语言中没有意义，但充满富有韵律感的节奏。

小黑羊在海边

小黑羊在风里

快快快到海里来

来到草原的小黑羊

小黑羊来到草原

草原到海边

来到草原，来到海边

小黑羊来到草原

来到草原，来到海边

我想，这类自言自语的语言节律和无意义的词汇排列更替试验，在小孩子中十分普遍。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自传中，也有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罗素偷听自己两岁的女儿凯特自言自语，并记录下了她说的话：

北风吹过北极

雏菊倒在草上

风儿吹过兰铃

北风吹过南风

我猜想，下面这段被我篡改的关于庞德的话语，一定是从我父母的朗读中学来的。

民兵从鸵鸟上掉下来

在雨中

大声唱道该死

鸵鸟发生了什么情况

大声唱道该死

父母的记录中，说我有许多保留曲目，每次唱歌，我都要假装成一部留声机。有时还会出一些小“事故”，比如留声机的唱针（我的手指）卡住了，于是同一个词就会唱上许多遍，直到“唱针”回到“正轨”才作罢。我们有一部上发条的便携式留声机，就是《弗兰德斯与斯旺》的歌曲中唱道的那种：

我有一部小留声机

我会一圈圈上发条

唱针尖细

声音悦耳

后来有了扩音器，

声音变大了许多。

用上尖细的纤维唱针

乐声又再次柔和

我父亲没有去购买纤维唱针，而是利用剑麻叶顶端的刺，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根。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

我的歌曲中，有些是跟着唱片学会的，有些是我自创的胡言乱语，还有些是父母教的。父亲特别喜欢教我唱一些无厘头的歌，许多歌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每逢夜晚，我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玛丽有只威廉羊”“嘻哈卡素撒冷，妓女在耶路撒冷”“哄唧嘭唧嗡唧放”。后来我得知，最后这一句，是斯迈西斯外曾祖父每次系鞋带时必唱的“经典曲目”，而且也只在系鞋带时唱，其他时间一律不唱。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拉维湖畔走丢了，人们找到我时，发现我与两位老奶奶坐在帆布躺椅上，正在为她们演唱《果豆里之歌》。《果豆里之歌》有着悠久的渊源，自从1896年，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一到晚上就会唱着歌，讽刺旁边的三一学院。祖父和父亲时常会哼唱这首歌。

果豆——里。

脸长得像火腿。

鲍比·约翰逊这么说。

他应该知道。

愚蠢的三一。愚蠢的三一。

如果我是愚蠢的三一人，

我就会，我就会，

躲到人群屁股后面，

我就会，我就会，

拔掉栓子，人间蒸发。

我就会，我就会，

愚蠢的三一。愚蠢的三一。

当然，这首歌完全谈不上诗意，也几乎从未在人们酒醒的时候唱过。但也许当时的我，很想看看老奶奶们听到这首歌会有何反应。母亲告诉我，虽然老奶奶是传教士，但她们也很开心地欣赏了我的演唱。后来，1959年，我自己到贝利奥尔学院做了学生，才发现这首歌的曲调已经变得不那么悦耳了。在父亲离开贝利奥尔之后的22年中，这首歌经历了毁灭性的迷因变异，也丢掉了曾有的细腻与微妙。

我假装留声机的行为，常常在上床睡觉时间上演，以此拖延：留声机的音乐慢慢放缓，音准也降了几个调，需要父母来“上弦”。为留声机上弦，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没有电，如果用留声机播放歌曲，就要时常上弦才能继续。父亲收集的78转的唱片中，大部分都是保罗· 罗伯逊（Paul Robeson）的，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仰慕的音乐家。还有伟大的男低音费多尔·夏里亚宾（Feodor Chaliapin）用德语演唱的《汤姆的韵律》（Tom der Reimer）。其他一些唱片，则是各式各样的管弦乐，包括弗朗克的《交响变奏曲》。我称这首曲子为“滴水”，可能是因其中的钢琴部分而发挥的联想。

没有电，房间要靠石蜡压力灯照明。灯具先要用甲基化酒精加热，之后靠石蜡蒸气施压，然后便可以嘶嘶地发出整晚的光亮。我们在马拉维的大部分时光，也没有抽水马桶，只能使用土制的马桶，有时还需要到屋子外面去解决。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享受到了奢侈的待遇。一直有厨师、园丁和其他几位仆人为我们一家服务（家里人称他们为“小伙子”）。阿里是仆人们的头目，也是我的玩伴兼朋友。每天，一家人都会在草坪上享用下午茶。茶具是精美的银器，还有银质热水壶。牛奶罐上盖着精致的棉布，棉布四周装饰着一圈垂坠下来的海螺壳。喝茶时，我们还会吃一些美味的滴面烤饼（苏格兰薄饼）。直到今天，烤饼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与著名的马德琳蛋糕不相上下。

儿时的轻信

一家人还会带上小桶小铲，去马拉维湖畔的沙滩度假。马拉维湖十分壮阔，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和远方的陆地，就像大海一样。我们入住的酒店十分舒适，房间是坐落在沙滩上的茅草屋。还有一次，我们去松巴山度假，借住在那里的一幢村舍。这次旅行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出我在批判能力上的不足（也证明了我一岁时看穿圣诞老人是山姆的故事，有杜撰之嫌）。那时，我和当地一位友好的非洲人玩捉迷藏。我到一间小屋中寻找了一番，发现他不在里面。后来，我回到同一间小屋，却发现了他，而这间小屋肯定是我之前搜查过的。他拍着胸脯说一直就在屋子里面，只不过施了隐身术，所以我没看见。我完全信以为真，后来长大成人才想明白，可能性更大的一种假设是他在说谎。我总是禁不住去想，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夹杂上带有各种魔法与奇迹的童话故事，包括会隐身术的神人，是否是不利的。但每次提到我这个想法，总会被人指责，说我是妄图打搅孩子们梦幻般的童年时代。我应该没告诉过父母关于松巴山捉迷藏的事，但我总是禁不住去想，如果当时他们能给我讲一讲休谟关于奇迹的见解，我会更开心。你觉得哪种奇迹更伟大？是某个无心的人为了哄一个轻信的小孩子开心而编造出的谎言奇迹？还是真的让自己隐形的奇迹？小理查德，现在你觉得，在那片辽阔平原中高高耸起的松巴山上的小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同样反映了我儿时的轻信：宠物离世的时候，我非常伤心。有人为了缓解我的伤感，就对我说，每当小动物离开我们，就会去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堂，那里叫作“幸福逐乐园”。我完全相信了，甚至都没有想到，那个天堂乐园是否也是我的宠物曾追捕过的猎物们的极乐世界。有一次在马利恩峡谷，我遇到一只小狗，问大人这只小狗的主人是谁。恍惚中听到有人说“拉德纳夫人的小狗回来了”。我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外祖母有一只名叫“萨福伦”的狗，现在早就离世了。当时我立刻认定，这只小狗就是从幸福逐乐园回到人世间旅行的萨福伦，甚至连继续盘问下去以确定小狗真实身份的好奇心都没有了。

大人为什么要培养并鼓励孩子的轻信行为？当小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时，大人试着去引导孩子进行一些略带质疑性的思考，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吗？如果圣诞老人要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发礼物，那么他要爬进多少个烟囱？他的驯鹿要跑多快，才能在圣诞节的清晨前完成所有工作？不要毫无遮拦地直接告诉孩子世上没有圣诞老人。但可以从这个话题入手，鼓励孩子养成批判性质疑的好习惯。

战争年代，我们很难收到千里之外的亲属邮寄过来的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但我父母却用他们的心灵手巧弥补了这一不足。母亲亲手给我做了一个巨大的玩具熊，和当时的我一般大。父亲为我制作了各种天才的精巧装置，其中的一辆玩具车，在顶棚下面装有一个真正的火花塞（体积完全不成比例）。四岁的时候，这辆玩具车是我的骄傲，也是我快乐的源泉。父母的记录中写到，我会假装车子“抛锚”，然后会：

修理指针

将分电器上的水擦干

修理电池

往散热器中加水

拨弄汽化器

拉动阻气门

换一边拨弄开关

修理栓塞

用正确的方式装入备用电池

为发动机加润滑油

看看方向盘是否正常

为车子加油

让发动机冷却

把车子翻过来，看看下面的情况

缩短目的地路程，并测试爆破声（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更换弹簧

修理刹车闸

……

每一项工作都伴随着各种动作和声音，全部完

成后，就是启动车子的“轰轰”声。发动机可

能会启动，也经常不会启动。

短暂回到英格兰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于前一年结束了。我们也能告假回到英格兰“老家”（英格兰一直是我的“老家”，虽然我从未踏足过那片土地。我认识的一些第二代新西兰移民，也有着同样的思乡传统）。我们乘火车到达开普敦，准备出发前往利物浦，乘坐“苏格兰皇后”号回乡。南非的火车在车厢之间有着开放式的通道，装着类似船上的那种栏杆，可以倚在栏杆上看着周围的一切与自己擦身而过，再用手接点严重污染的蒸汽机释放出来的煤灰。但这些栏杆又不同于船上的栏杆，具有伸缩功能，在火车转弯时，能根据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这就埋下了事故隐患，而事故也确实发生了。在栏杆缩短的时候，我的胳膊卡在了里面，我那焦急万分的父母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火车拐完一个长长的弯，走上了直线，我的胳膊才重获自由。到了下一个经停站马弗京，火车停了下来，等着我被送往医院缝伤口，然后再等着我回来继续赶路。真希望火车上的其他旅客没有因为时间的延误而心生怨念。现在我胳膊上还带着当年的疤痕。

我们到达利物浦后才发现，原来“苏格兰皇后”号是一艘破旧不堪的大船。战争年代，这艘船被改装成了运兵舰：没有客舱，而是地窖一般的小寝室，每间寝室中高高的架着三排铺位，男性旅客与女性旅客和儿童要分开入住。寝室中空间狭小，旅客们就连下地穿衣服都要分先后。母亲在记录中写道：

女寝室中有太多的小孩子，一片喧闹和乱哄哄的景象。我们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带着他们到门口。门口排着一长队的父亲，等着抱走自己的孩子。约翰会带着孩子们去排队吃早餐。理查德定期要去船上的医生那里处理胳膊上的伤口。为期三周的旅途中，我又犯了一次疟疾。莎拉和我住进了船上的医院，而可怜的理查德则独自一人留在阴暗拥挤的寝室中。他们不让理查德跟着约翰或我，真是十分残忍。

我想，我们根本不知道理查德在船上度过了多么可怕的旅程，也不知道这次旅程给他留下了多么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一定觉得，全部的安全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我们到达英格兰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伤感的小男孩，失去了所有往日的活泼。记得那个阴沉的雨天，我们在利物浦码头等着上船时，理查德好奇地问：“这就是英格兰吗？”然后很快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回到了祖父母位于艾塞克斯郡的家。在那里：

二月份的天气又湿又冷，理查德丧失了曾有的自信，开始口吃。他非常不适应身上的衣服。自从出生之后，他身上就没穿过厚重的衣服，现在，烦琐的扣子和鞋带彻底打败了他。祖父母觉得他有点发育迟缓：“难道他现在还不能自己穿衣服？”我们没有关于儿童心理学的书籍，不懂得如何正确引导。就这样，理查德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人儿，有些迟钝。祖父母家有个规矩，就是在每天早餐时对大家问早安。如果理查德不照做，就不允许进屋。他的口吃越来越严重，他不开心，我们更不开心。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当初放任了祖父母的行为而未加制止。

在康沃尔郡的外祖父母家，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那里几乎所有的食物都令我反胃，每当外祖父母强迫我吃东西时，我就做好呕吐的准备。最难吃的要数味道清淡的西葫芦了，有一次我甚至直接吐在了盘子里。当离开的日期一天天迫近，我想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我们终于在南安普敦登上了驶往开普敦的“喀那芬城堡”号，准备重返马拉维。这次不是去南部的马克瓦帕拉，而是去利隆圭附近的中部地区。一开始，父亲被派往位于利隆圭附近利库尼的农业研究站工作，后来调到了利隆圭城里。如今，利隆圭已是马拉维的首都，而当年不过是个小小的省城。

捕捉蝴蝶

每逢想起利库尼和利隆圭，就能唤起我的许多美好回忆。那时，我一定已经对科学十分感兴趣了，因为我记得住在利库尼时，曾缠着我那受尽折磨的可怜的妹妹，在我们共用的卧室里，喋喋不休地给她讲火星、金星和其他行星的故事，讲这些星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以及每颗星球上拥有生命的可能性。在那个杳无人烟的地方，星空是壮丽而美好的。我很喜欢在夜晚仰望星空。夜晚，是个神奇的时刻，充溢着温暖的安全感，让年少的我不禁想起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的赞美诗：

白天结束，

夜晚迫近，

黄昏的影子，

偷偷侵入天际。

黑暗集结，

星尘眨眼，

鸟儿野兽和鲜花，

很快就会进入梦乡。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会赞美诗的，因为在非洲我们从未去过教堂（虽然在英格兰与祖父母同住时去过）。我想，一定是父母教我唱这首赞美诗的，同时教会我的，还有“明亮的蓝天之上，有一位小孩子的朋友”之类的儿歌。

我也是在利库尼时，第一次注意到黄昏时分越拉越长的影子，还为此痴迷不已。当时，我并不知道T. S．艾略特（T.S.Eliot）“黄昏的影子升起，与你相会”的诗句。如今，每当我听到肖邦的《夜曲》，心神总会回到利库尼，感受到“星尘眨眼”时，黄昏时刻的安全与惬意。

父亲为莎拉和我创造了许多神奇的就寝小故事。故事里面常常会提到发出“嘀嘀”声尖叫的“雷龙”。它们生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叫作冈瓦纳（后来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到果真有冈瓦纳大陆。这片巨大的南半球大陆，后来分裂形成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极洲、印度和马达加斯加）。我们很喜欢在黑暗中看着父亲手表上发出荧光的指针，他还会在我们的手腕上用钢笔画出一个手表，这样，我们就能在温暖舒适的夜晚，躲在蚊帐里面看时间了。

利隆圭也充满了我珍贵的儿时回忆。地方农业官员的宅邸，长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叶子花，密不透风。花园中满是旱金莲，我很喜欢揪叶子下来吃。那略带胡椒气息的独特味道，现在还偶尔会出现在我的沙拉盘中。这是我非常喜爱的食物。

隔壁有一幢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面住着格林医生、格林夫人和他们的儿子戴维。戴维与我同岁，每天我们都在一起玩耍，或是在他家，或是在我家，或是在房子周围。那里的沙土中，有蓝黑色的沙粒。这些沙粒一定含铁，因为我们用一块弹簧上带着的磁铁去吸，就能将这些沙粒吸起来。在各家的走廊上，我们会搭建自己的“房子”，里面还有小房间和过道。我们用地毯、垫子和毯子盖在倒放的椅子和桌子上，盖出“房子”。我们还为房子配备了自来水，管道是用从花园的大树上折下的中空树枝连接在一起做成的。也许那是一棵号角树，但我们称之为“大黄树”，之所以有了这个名字，可能是从一首我们很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取的。歌曲的曲调和《棕色小水壶》一样：

哈哈哈。

嘻嘻嘻。

大象的巢穴筑在大黄树上。

我们经常捕捉蝴蝶，大多数是黄色和黑色的，拖着长长的尾巴。现在我了解到，许多那时捉到的蝴蝶，都是不同种类的凤蝶属。但年幼时的戴维和我可分不清楚这些。我们将这些蝴蝶称为“圣诞老人”，戴维说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虽然黄色与黑色的蝴蝶外表与圣诞老人根本搭不上边。

我捕捉蝴蝶的习惯，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养成的。父亲还专门为我制作了一个用来存放蝴蝶标本的盒子。盒子的材料是干燥的剑麻，而不是专业人士和我祖父常用的软木材质。祖父也爱好收集蝴蝶标本，他和祖母来访时，捕捉了许多。祖父母计划了一场东非大旅行，来看望在非洲工作的儿子们。他们首先到乌干达去看望科利尔叔叔，然后南下路过坦噶尼喀，到达马拉维。母亲回忆道：

他们的行程是一段接一段的短途汽车旅行。在车上，要与大群的非洲人、捆住爪子的鸡鸭和堆成山的行李挤在一起。到了密比亚（位于坦噶尼喀南部）之后，就没有继续前行的交通工具了。但他们遇到一位年轻男子，说愿意用他的轻型飞机搭载他们走上一程。于是他们出发了，没想到遇到了坏天气，只得返回。与此同时，我们又接不到他们的任何音讯。天气转好之后，他们再次尝试飞行。飞机要飞得很低，这样孩子们的祖父才能俯瞰下面的河流与道路，与一张老地图做对比，为飞行员指示方向。

祖父的血液中流淌着冒险精神。他十分喜欢地图，还十分喜欢列车时刻表。对于列车时刻表，祖父烂熟于心。在他年迈之后，列车时刻表成为他唯一阅读的材料。

在利隆圭，飞机抵达前十分钟左右，人们就能预先知道。因为当地一户家庭在花园中养了几只皇冠鹤做宠物。这种鸟类能比人类更早地听到逐渐靠近的飞机声，然后便开始尖叫。尖叫是因为恐惧还是开心，就不得而知了。一天，皇冠鹤又开始尖叫起来。当天并不是每周一次的飞机往返日，于是我们想，会不会是孩子们的祖父母来了。我们来到机场，理查德和戴维骑着三轮车，正巧赶上小飞机在城镇上空盘旋了两圈之后，伴随着巨大的颠簸着陆了。然后，果然看到奶奶和爷爷从飞机里爬了出来。

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空中交通管理，只有皇冠鹤。

遭遇雷击

在利隆圭时，我们遭遇了雷击。一天晚上，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袭来。外面很黑，孩子们正在床上的蚊帐里吃晚餐。我坐在地上，倚着我们所谓的沙发（由老旧的铁床架制成）读书。突然，我感到一支大锤砸向我的头部，一下便倒地不起。这一击的力量十分强大，定位又十分精准。我们看到了空中那道可怕的闪电。一扇窗帘着火了，我们赶快跑到孩子们的卧室，看看他们是否平安无事。幸运的是，他们完全没受到任何影响，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啃着玉米棒子！

父母究竟是先扑灭了窗帘上的火，再跑到我们的卧室去，还是先去卧室再扑火，已经不重要了。母亲的回忆录继续写道：

我倚着铁床的一边身体，出现一道长长的红色烧伤痕。后来还发现了许多其他有意思的现象。一块水泥地板被炸开，被掀到了车库的房顶上。厨师当时正手拿一把刀，结果被击倒在地。一条铁丝制成的晾衣绳融化掉了，起居室的玻璃窗全部粉碎，无线电天线也融化得无影无踪，等等。现在我们已经记不全了，但当时的情景十分富有戏剧性。

我对那次雷击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我一直在想，厨师当时是否真的用手举着一把刀，还是会在惊吓中将刀具扔出去。如果换作是我，一定会扔出去的。我的确记得窗户上因雷击而留下了一些彩色的图案。也记得雷击当时的巨大声响，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隆隆的雷声（平时听到的雷声几乎都是回音），而是一声凶悍无比的巨响。当时一定伴随着非常明亮的一道闪电，但我已记不得了。

所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因这次事件而畏惧暴风雨，因为在非洲总能碰到这样的天气。每当暴风雨袭来，景色就会变得非常壮阔而美丽，能看到山脊上空一半是黑压压的乌云，而另一半则是晴朗通透的蓝天。还要配上几乎永无间歇的雷声，作为这场大型歌剧的伴奏。

在利隆圭时，我们买了第一辆新车。这是一辆名叫“爬行的詹妮”的吉普旅行车。这辆新车替代了旧车“贝蒂·特纳”。我还记得“詹妮”身上那股令人激动的新车气味，每逢回忆，总会勾起一种温暖的怀旧情绪。父亲对莎拉和我讲解了这辆车相比其他所有车子的优势，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车子的前轮配有挡泥板。父亲解释说，挡泥板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可以在野餐时支起来当桌子用。

5岁那年，我被送到了米尔恩夫人的学校。这是邻居开办的只有一间屋子的小幼儿园。米尔恩夫人教不了我什么知识，因为所有其他的孩子都在学习阅读，而我母亲早就已经教会我阅读了。于是，米尔恩夫人只能给我一本大人的书，让我自己去旁边读。那本书对我而言，实在太高深了。虽然我老老实实地强迫自己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词汇，但就是不明白书里在讲什么。我记得曾经向米尔恩夫人询问“好打听”是什么意思，但米尔恩夫人一直忙着教其他孩子，我不能时刻打断她请教问题。

于是，我只好与格林医生的儿子戴维一起，由医生的夫人来教导。母亲写道，“两个孩子都很聪明机灵，我们觉得，他们学到了不少知识。之后，理查德与戴维一起去了金鹰学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