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禁锢

古代皇帝世界的帷幕即将最后一次落下，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可惜他过早地离世，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我讲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的侄子。公元331年，他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公元337年，他声名显赫的叔叔去世，三个儿子立刻如狼似虎般扑向遗产。

为了不让其他人分到产业，他们下令将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亲斩尽杀绝。朱利安的父亲就惨遭毒手，他的母亲生下他之后没几年便去世了，他六岁就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哥哥分担了他的寂寞，两人一起读书，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基督教的信仰，讲课的是个和蔼可亲但又庸庸碌碌的老主教，名叫尤斯比厄斯。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以免太惹人注目，重蹈拜占庭小王子们的覆辙。两个青年被送到小亚细亚腹地的一个小村庄。尽管那里的生活索然无味，但朱利安有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卡帕迪西亚朴实的山里人，仍在信仰祖先流传下来的神灵。

朱利安在那里根本没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职。当他要求一心一意学习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这里依然是屈指可数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都被挤了出去。

接着，他被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被人暗杀。他的堂兄，君士坦丁的唯一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自己和堂弟，那个小哲学家，才是皇室中最后幸存的两个男性成员，便亲切地召他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进犯的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的东西。公元357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大军。他还巧用计谋，把默慈和莱茵河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然后他住到巴黎，把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装满了图书室，尽管他平时十分严肃，但这次却也不禁喜形于色。

胜利的消息传来，皇帝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皇帝正在精心策划，要除掉这个过于成功的对手。

但朱利安在士兵中威望很高，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会人头落地），便闯入他的宫殿，拥戴他为皇帝，同时还放风说，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非常聪明，他欣然同意了。

那时候，通往罗马的道路仍处在相当严密的封锁之中。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将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但他还没到达首都，就听说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又成为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实现，奇怪的是，这位绝顶聪明的人竟然相信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某种力量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重现，只要按原样重建卫城，让废弃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们穿上过时的宽大外袍彼此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交谈，就可以再现昔日的风采。

而这些正是朱利安努力要实现的。

他在短暂执政的两年里，致力于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蔑视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目不识丁的修道士所统治的世界，那些修道士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包含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会让人丧失信仰，引来地狱之火烧身；朱利安还想让热爱生活的人恢复以往的快乐。

朱利安陷入四面为敌的境地，即使比他更坚强的人也会被反对之声搞得彻夜不安、极度绝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被弄得晕头转向，有一段时间，他还固守伟大祖先的真知灼见。安提阿的基督平民向他丢石块和泥土，可是他却不肯惩罚这座城市。头脑愚笨的修道士们想激怒他，重演之前的迫害悲剧，而这位皇帝却坚持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牺牲任何人。”

公元363年，一支仁慈的波斯之箭结束了他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

假如他活得再长一些，他的宽容意识和对愚蠢行为的憎恶反而会让他变成当时最不宽容的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起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他的基督臣民以不灭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大肆宣扬是皇帝自己的士兵（基督徒军团的一名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谱写了颂词来歌颂凶手。他们四处谣传，朱利安死前是如何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并承认了基督的权力。为了诽谤这位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全心全意为自己的臣民谋取幸福的正直人物的名声，他们绞尽脑汁，把四世纪流行的贬义形容词都用上了。

朱利安被埋葬，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们立即开始摧毁欧洲、亚洲和非洲各个角落的一切反对势力。

从364年到378年，是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执政时期，他们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用牲畜祭祀旧神。异教教士的收入就此被剥夺，他们被迫另谋生路。

与狄奥多西皇帝颁布的法律相比，这些法令并不算严厉。狄奥多西皇帝的法律规定，所有人不仅要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规定的方式；他让自己成为天主教的庇护者，让大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坚信“愚蠢异教”的人，所有继续忠于“可耻教义”的人，全都会因不服从法律而自食其果，被流放或处以极刑。

自此以后，旧世界迅速走向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几乎荡然无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新的桥梁、街道、城墙和瞭望塔，就是被改造为基督徒聚会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积累的金制和银制神像被没收或盗走，最后，所剩无几的残存也被打成灰浆。

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六个多世纪以来所尊崇的亚历山大城港的塞拉比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但从亚历山大城创建之初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依然保留，继续传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地区各地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城港大主教下令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修道士我行我素。他们闯入教堂，将柏拉图学派的最后一位教师海帕蒂娅私自处死，还把碎尸扔去街头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加糟糕。

丘比特的庙宇被关闭，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所有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被铲除。

在偏远地区，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庙宇，于是军队被调来，用斧子和绞架平定了“撒旦的叛乱”。

在希腊，破坏进行得要慢一些，但是到了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被禁止。随着奥林匹克这一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长达一千一百七十年从无间断过）被终止，其他活动也被轻易禁止。哲学家都被逐出国境，最后查士丁尼皇帝一道命令便关闭了雅典大学，没收了大学的资金。最后的七位教授丢了工作，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允许他们安度晚年，玩新奇的印度“象棋”游戏。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宣布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世上消失，这话毫不夸张。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与荷马（更不用提被所有虔诚的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统统被遗忘在无数阁楼和地窖里。六百年后先贤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如履薄冰地对待文学艺术，听任神学的摆布。

这就像一份奇怪的节食计划，按医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做法不偏食。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陷入了一系列严重的困境。在高卢和路西塔尼亚，大声疾呼要为自己古老的神灵烧香祭祀的贫苦农民很容易被镇压。他们是异教徒，律法站在基督徒这边。但东哥特人、阿拉曼尼人或伦巴族人宣称亚历山大港的教士阿里乌斯所描绘的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准确的，而在同一城市里的死对头（反之亦然）阿塔纳修斯则是错误的，东哥特人或法兰克人坚决认为基督与上帝“本质上并非一样，只是本质上相像而已”，汪达尔人或撒克逊人认为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利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是真理，勃艮第人和弗里斯兰人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但不幸都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的戒律进行惩罚，也不能用不灭的地狱之火吓唬他们。他们必须好言相劝，指出错误，让这些人回到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里。必须首先有明确的教旨，让他们懂得要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统一各种有关信仰的说法，这便引出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大会”。自从四世纪中叶以来，这一集会就不定期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正确，哪些教义有异端邪说的迹象，应该被断定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遗址不远的尼西亚召开，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之后，在查尔斯顿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公元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西欧任意一个城市举行，因为在四世纪，虽然皇帝有召集会议的权力（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提供路费），可是大权在握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得到高度重视，人们已经接受这一现实。我们无从得知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但以后的会议都由教皇主持，圣会的决定只有得到教皇或他的代表的批准才有效，否则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更宜人的地区看看。

宽容与不宽容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方将宽容视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诋毁它，说它是道德败坏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对这个问题多加阐述。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拥护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辩解时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辩解说：“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座村庄、一个部落和一座要塞，必须有一位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因此凡是发誓效忠教会的人也要默默地宣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做不到，就得按照自己做的决定承担后果，滚出教会。”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今天，假如牧师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可以改信卫理公会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这位牧师不再信仰卫理公会教派的教旨，还可以转到一位论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仰印度教或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之大，任人选择，除了饥饿的家人外，没有人有权利说“不行”。

但这是一个有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遇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当然，人们可以像其他异教徒一样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很难生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骨肉分离。

既然人们认为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要说服教会修改教旨就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还要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

这正是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们力图阐释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像数学家们无法在x绝对值上达成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透顶。

自诩正确和不宽容的风气完全统治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不可能分辨对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还是要冒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主张隐藏在拉丁文里，能理解其中含义的最聪明的读者也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