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红色旋风(4)

带头打冲锋

事实上，信是“富田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丛永中所写，他平时学毛体字，学得还比较像。丛永中伪装信件的目的，不用说，自然是想挑拨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拉拢红三军团。

彭德怀很清楚，这封信不会只单单送给他一个人，很可能，朱德和黄公略也会收到信件。黄公略曾和彭德怀一起发动平江起义，但这时所部已归入红一军团，属朱毛直接指挥。他在红一方面军的地位举足轻重，毛泽东写过的两首词里都提到过他，称之为“飞将军”，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那时也习惯称为“朱毛彭黄”。

红三军团与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相距六七十里，请示已来不及了，为避免出现误会，彭德怀赶紧写了一封不到两百字的简单宣言，把自己的立场表明清楚。其间连滕代远叫他去吃饭，他都顾不上：“还有几个字没完。”

写完宣言，彭德怀一边让人将宣言连同假信送呈毛泽东，一边开会讨论，说明自己已识破了这是反间计。开会的时候，黄公略忽然走了进来，不过听了十来分钟就又悄然离开了。

会后彭德怀忙问军团参谋长邓萍：“公略来干吗？”邓萍说，黄公略没说别的，只说了一句：“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

朱、黄之中，朱德也收到了假信，他把假信拿了出来。“朱毛彭黄”，除了朱、黄，毛泽东大概最担心的就是彭德怀了，按照黄克诚后来的回忆，毛泽东在看过彭德怀送来的假信之后，就已经如释重负，并“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动用的主要是湘军，湘军师长张辉瓒担任了前敌总指挥。他大概也听说了“富田事变”，以为红军内部已经完全分裂，因此率部直接向根据地中心进发，结果一头撞进了红军的包围圈。

湘军还是北洋时代的旧打法，作战队形为一字散兵形，士兵都聚在一起，一发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大。红军则采用了新的军事学说，后者系由朱德取法于德国和苏联。作战时，部队以连为单位，疏开队形，呈品字形和梯形，这叫梯次配备，也叫弧形散兵群。

与一字散兵形相比，弧形散兵群可以避免受到敌军集中火力的杀伤，在实战中更能起到以少胜多、一个连对抗敌方几个连的作用。

战斗中，红一、三军团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湘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张辉瓒的师部及两个旅近万人被全歼，他本人也被活捉。毛泽东在《渔家傲》中如此记述：“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春节刚过，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20万兵力，不过这些兵力除了第十九路军外，主要是杂牌部队。他们西起赣江，东至闽西建宁，连营七百里，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逐步推进。

毛泽东则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下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龙冈集结待机，同时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前的技战术训练。

集结于龙冈的既有红三军团，也有红一军团，几万红军挤在龙冈的靠山地区，供给一下子就出现了困难，各连队没有菜吃，只能自行上山挖野菜。这样过了20多天后，有人开始沉不住气了，主张还是红一、三军团分开行动，以避开敌军。毛泽东否决了这一意见，坚持要抓住时机打一下。

讲到怎么打时，有人倾向于“擒贼先擒王”，先拣第十九路军等强敌打。毛泽东说要先拣弱的打，理由是，根据红军的力量，打强敌，至多只能将其击溃，不能将其歼灭。相反，对弱敌就可以实施歼灭，这叫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同时红军打弱敌的损失相对也较小，缴获却很多。

彭德怀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宁冈县（现为井冈山市）一个农户家里。当他走进屋内时，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并用和他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毛和彭同为湖南湘潭人）向他打招呼：“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毛泽东不但具有彭德怀所不具备的理论水平，而且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反“围剿”，都显现出了一定的雄才大略。彭德怀颇为敬服，视之为大哥，这次他也同样对毛泽东提出的打法投了赞成票。

1931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深入至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奉命出击，他不仅亲自指挥，而且带头打冲锋。三军团的官兵看到总指挥（红三军团总指挥）在冲锋，人人振奋：“总指挥都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冲啊！”

红三军团只用一个昼夜，便将对方一个师包围并消灭于富田的一个山沟内。第二天凌晨，又与红一军团一部联合发起总攻，歼敌近一个旅。在追击溃逃敌军时，部队连建制都跑乱了。

5月底，中央红军进至福建，攻打闽西建宁县城。红三军团担任主攻，打了半天，几乎全歼守敌一个整师。至此，红军取得了“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绩，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击到粉碎。

这就是彭老总

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令毛泽东威望大增的同时，也使彭德怀骁勇善战的形象更为深入人心，没见过他的都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一名叫颜甫的红军战士被分配到三军团总指挥部，他问彭德怀的警卫员毛正武：“彭总指挥是个什么样子？”

毛正武笑着说：“要只论穿戴，他跟我们这些大老粗一样，只有这里不同。”说着，他用左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巴：“满嘴络腮胡子。”

说话间，一个身材魁梧、满腮胡须的军人大踏步走了进来，随后又踏进了对面一间屋子。毛正武朝颜甫眨了眨眼睛，凑在他耳朵边小声说：“这就是彭老总。”

尽管颜甫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这位红三军团的总指挥在穿着打扮上真的跟普通战士没有任何区别：头戴一顶旧红军帽，身穿一套灰布衣服，裤子上打了两个补丁，脚上则是一双麻草鞋。

硬要指出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彭德怀的右肩还挎了一个说灰不灰、说黑不黑的旧皮包，里面装满了军用地图和重要文件。

这位“大老粗装束”的猛将此时正在为反第三次“围剿”而忙碌。

6月下旬，蒋介石调兵30万，并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进行指挥。与前两次“围剿”的兵力基本为清一色的杂牌部队不同，此次使用的大部分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吸取以往教训，在朝苏区行进的过程中，这些部队均以每两师为一路，紧紧靠拢，相互策应，以避免被红军一口吃掉。

毛泽东万变不离其宗，仍决定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来与之周旋，同时急调生力军回师中央苏区，做待机歼敌的准备。

红三军团奉命由闽西建宁出发，翻山越岭，涉河过涧，以急行军的方式向兴国集结。沿途彭德怀下令严密封锁消息，部队有时昼行夜宿，有时昼伏夜行，中间多次与国民党军交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即红军在山上宿营，山下就是国民党军，而后者全然不知道对手已与自己近在咫尺。

8月初，红三军团到达兴国高兴圩。国民党军得知消息后，急忙组织第十九路军等部向高兴圩实施包围。

北伐时期，广东的第四军战绩辉煌，为诸军之冠，其“铁军”名号也不胫而走。不过并非所有的第四军都能被称为“铁军”，当时实际参加北伐的一共是两师一团，即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和叶挺独立团。

以后三家分晋，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张发奎建立新的第四军，并联合桂军反蒋，号张桂军，而陈铭枢的部下蒋光鼐、蔡廷锴却率第十九路军投蒋，号蒋蔡军。

尽管张发奎对外宣称他的第四军才是“铁军”正统，但张桂军每次与蒋蔡军作战，都被蒋蔡军打得一败涂地，乃至于第四军上下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

第十九路军的战斗力确实相当强悍，到中原大战时，在国内战场上已近乎于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被当时的蒋介石视为除黄埔系之外最为可靠的部队。在第二次“围剿”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避开第十九路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在向高兴圩接近的过程中，第十九路军与归红三军团指挥的红七军发生了激战。红七军的主体为原来广西的桂军，是通过百色起义拉出来的武装，听第十九路军讲的也是两广方言，一些人就带着枪跑了过去。双方苦战至午后两点，红七军终于不支撤退。

一战得胜后，第十九路军骄纵之气更盛。通过继续“搜剿”，他们又搜得步枪2000余支、机枪及无线电设备若干，还捣毁了几所红军的后方医院。

对缺医少药、枪弹皆乏的红军而言，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更为严峻的情况是，此时红三军团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几万军队被包围在方圆仅几十里的狭小范围内，情势非常危险。

面如土色

国民党军虽在高兴圩围住了红军，但已相当疲惫，且因中央苏区实施了坚壁清野的政策，部队没有稳定的粮盐供给渠道。有的部队由于长时间吃不到盐，士兵脚底都变得酸软，慢慢地连道都走不动了。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敌军这一弱点，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即首先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突破口，然后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

长期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熏染，已经使红三军团形成了熟悉地形、行踪飘忽和善于出奇制胜的特点。根据集团军的部署，彭德怀率部乘夜出发，从蒋鼎文部及第十九路军之间的40里空隙带一钻而过。在跳出第一道包围圈之后，他们转至莲塘，捕捉住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

第四十七师本身的战斗力并不算弱，但该师为北方部队，士卒不习惯爬山，对山地战很是发怵，根本就不是行踪飘忽的红军的对手，所以很快就被红军敲掉了一个旅。

取胜之后，红军向30里外的良村急进，对驻守莲塘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发起猛攻。第五十四师的情形与第四十七师相仿，也是北方部队，同样是爬山赶路的本领远不如红军，结果又是被杀得大败，郝梦龄的师部及两个旅的大部都被吃掉了。

彭德怀并未就此停步，随后又迅速包围了驻守黄陂的毛炳文师。红三军团冒着倾盆大雨发动攻击，仅激战半个小时，就夺取了守军阵地，消灭敌军四个团。

至此，国民党军已损失了三个师，坐镇南昌的蒋介石这才意识到红军主力已突出包围圈，急忙令各部掉过头来，重新以密集姿态对红军实施大包围。

因为多为“中央军”，蒋介石在指挥上比较自如，红军转眼之间又陷入重围之中，而这次被围，比高兴圩那次还要凶险，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遇到的最严重、最艰苦的局面。

为打破包围，红军一部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制造声势。乘着敌军主力被吸引过去的当口，彭德怀故技重施，率红三军团衔枚疾走，从一个20里的间隙处钻出，悄悄地返回兴国。

自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三军团几乎每天都在山地、树林里行军打仗。时任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没过多长时间，就连草鞋都没得穿了。往常，他身上总有战士送的一两双草鞋备用，但这段时间由于每天行军打仗，谁都没机会打草鞋。这位师政委只好光着脚跑路，而且一跑就是二十多天。起初他还感到脚板疼痛难忍，尤其害怕茅草茬、树茬和荆棘刺扎脚，后来脚板皮磨硬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在碎石子路和树林里照旧可以行走如飞。

不管怎么说，人的体力毕竟有限，红军再能跑，也已经相当疲劳。返回兴国，让部队得到了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黄克诚和其他赤脚的官兵也得以重新穿上了草鞋。

直到半个月后，国民党军才发现主力红军的动向，此时各部已经精疲力竭，士兵均面如土色。在一份文件中，指挥官一个劲地抱怨：“肥者（已被）拖瘦，瘦者（已被）拖垮、拖死。”

另一个让蒋介石感到无语的消息是，继中原大战后，宁粤出现对峙，反蒋风暴再起，张桂军已出兵北上。蒋介石焦头烂额，只得传令收兵。

养足精神的红军趁机转入反击。9月7日，红三军团在高兴圩拦腰截住了第十九路军，其总部及前卫五个团被包围。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赶紧让传令兵催促后续的张炎部队跑步前进，向总部靠拢，结果发现交通线已被截断，只得硬着头皮先顶住红军的进攻再说。

兵力上，红三军团投入进攻的兵力达到万余，人数略多于对手，但蔡廷锴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他派两个团抢先占领高兴圩的后山，地形上又占了优势。

后山前是高兴河，前几天上游下大雨，导致河水猛涨，红军无法绕行，只能从正面攻击。战斗十分激烈，连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都负了伤。最后红军终于夺下木桥，向山头发起进攻。

蔡廷锴指挥部队拼命撑住。黄昏时，他终于通过无线电与张炎联系上了，但让他格外感到震惊的是，张炎也正在与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主力作战，一时无法前来增援。

9月8日，见红军越冲越猛，蔡廷锴不得不手持双枪，亲自到散兵线上督战。眼看防线就要顶不住了，幸好张炎派一个营冲破阻挠，赶来加入了战团，双方再次陷入胶着状态。

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山头，与后山只隔着一条高兴河。他在山头拿着望远镜一看，对方的火力部署很强，红军全被压在山腰下动弹不得。

老彭放下望远镜，提起一把马刀，撒开大步就沿着木桥过了河。到了前沿阵地上，他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

见总指挥亲自冲锋，官兵们不敢怠慢，全都跟着冲了上去。受此重击，第十九路军的防线全线动摇，出现了兵员不听指挥、四处溃散的情况。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见此情景，也擅自带着师部向兴国县城方向溃退了10余里。

沈光汉的溃逃，使得守军更加混乱，甚至蔡廷锴总部人员及卫兵也有逃跑的。总部的无线电人员慌了，赶紧猛发“SOS”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