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1826年(1)

1826年1月29日星期日晚上

第一流的德国即兴诗人，汉堡的沃尔夫博士几天前来到魏玛，并且公开展示过他的稀有才能。星期五晚上，他向广大听众和魏玛宫廷作了一次精彩的即兴诗朗诵。当天晚上他就接到歌德的邀请，歌德约他次日中午在家里晤面。

昨晚，在沃尔夫博士中午在歌德面前即席表演之后，我跟他谈过话。他看上去很高兴，说这天晚上在他的生平将是划时代的，因为歌德向他说了几句话，向他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毛病。

今晚我在歌德家，话题立即针对着沃尔夫。我对歌德说：“沃尔夫博士很高兴，因为您给了他忠告。”

歌德说：“我对他很直率，如果我的话对他发生了影响，并使他兴奋，那倒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他的确很有才能，对此我们用不着怀疑，但是他患着现时代的通病，即主观的毛病，我想把他的这种疾病治好。我出了一个题目来试验他，我对他说，请替我描绘一下你回汉堡的行程。他马上就准备好了，并当场说出一些音调优美的诗句。我不得不佩服他，但是我并不称赞他。他描绘的不是回汉堡的行程，而只是一个儿子回到父母、亲戚和朋友身边的情绪，他的诗既可用来描绘回到汉堡的感受，也可用来描绘回到梅泽堡或耶拿的情绪。可是汉堡是多么美好和独特的一座城市啊！如果他懂得并敢于恰如其分地抓住题目，汉堡这个丰富的领域会向他提供多么好的机会来做出最特殊的描绘啊！”

我插嘴说：“这种主观倾向要归咎于听众，因为他们对一切只能体会不可言喻的事物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歌德说：“也许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给予听众以较好的东西，他们会更加满意。我确信，如果像沃尔夫那样的具有即席赋诗才能的人，能够忠实地描绘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汉堡和伦敦之类大城市的生活，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使听众觉得身临其境，那他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沃尔夫如果能对客观事物鞭辟入里，他就会得救。这是他能办到的，因为他并不缺乏想象力。只是他必须当机立断，敢于抓住客观真相。”

我说：“我担心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难，因为这需要整个的思想方式来一个大转变。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方面无论如何需要有一个暂时的停顿，还要经过长期锻炼，才能熟悉客观事物，使之成为第二自然。”

歌德回答说：“当然，这种跨越是非同寻常的；不过他必须拿出勇气，当机立断。这正如在游泳时怕水，我们只要豁出去迅速跳入水中，水就归我们驾驭了。”

歌德接着说：“一个人如果想学歌唱，在他喉咙里的一切音对他是自然的和容易的；可是不在他喉咙里的那些音，起初对他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既想成为一个歌手，就必须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因为他必须能够驾驭所有这些困难的音。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感受，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他懂得掌握世界而且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与此相反，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那一点点内心生活用完，而且终于由于矫揉造作而毁灭。

“人们老是谈要学习古人[136]；但是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说，要面向现实世界，设法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古人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歌德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我遵照他的意思仍在桌旁凳上坐着。

他在炉旁站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又走到我身边来，用手指按着嘴唇向我说：“我要向你透露一件事情，这件事你在你的生活中会反复加以证实的。一切处于倒退和瓦解之中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这一点你不仅在诗歌方面可以见出，而且在绘画和其他许多方面也可以见出。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质的。”

这些话引起了一次顶有趣的谈话，我们特别提到了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个伟大的时代。

接着话题又转到戏剧和近代作品中的软弱、感伤和忧郁的现象。

我说：“我现在正从莫里哀那里得到力量和安慰。我已经把他的《悭吝人》译出来，现在正译《不由自主的医生》。莫里哀不愧是一位伟大、纯真的人物！”歌德说：“对，‘纯真的人物’对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称呼，他没有什么隐讳或歪曲的地方。还有他的伟大！他统治着他那个时代的风尚，可是与此相反，我们的伊夫兰和科策布却受他们那个时代的风尚的统治，就局限在这种风尚里，受它的束缚。莫里哀如实地描绘他作品里的人物，从而惩戒他们。”

我说：“我想发表一个意见，要是我能在舞台上看到莫里哀的那些完全纯真的剧本的演出，那该多好啊！可是，正如我所知，观众也必须像莫里哀的剧本那样，非常纯真和自然。不知这种过分的高雅是否来源于某些作家的所谓的理想的文学？”

歌德说：“不，它来自社会本身。试问，我们德国年轻的姑娘们在剧院里干什么呢？她们压根儿不该到剧院看戏，她们只配进修道院，剧院只是为熟悉人情世故的男男女女开放的。当莫里哀写作的时候，姑娘们在修道院里，他根本用不着顾及她们。

“可是我们很难把我们年轻的姑娘们从剧院里驱逐出去，而剧院又不能停止上演，于是只好上演软弱的剧本，以满足她们的精神需要。

因此我奉劝你，放聪明一点，和我一样不要到剧院里去。

“当我担任剧院领导的时候，我的确很关心剧院的发展。我乐于使它达到更高的等级。我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与其说是关心剧本，倒不如说是关心演员，看他们是否演好自己的角色。我把我所要指责的东西写在一张纸条上，在第二天的上午把它交给导演，我可以相信，在下一次演出的时候不致再犯这些错误。可是如今，我已不再担任剧院的领导，因此我也不再有义务到剧院里去。我只好听其自然，让错误的东西发生，至于改正错误，则不是我的事了。

“阅读剧本的事也使我感到为难。有一些年轻的德国诗人经常给我寄来他们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可是对这些剧本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读德国剧本的时候，总抱着一种意图：我能否让它们上演，其他的事我感到无所谓。另外，在我目前的处境，我读这些年轻人的剧本又有什么用呢？我光读剧本（顺便说一下，这本来是不应该的），于我自己并无什么好处；至于那些年轻的诗人，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写好了，我对他们也毫无用处。如果他们寄给我的不是印好了的剧本，而是剧本的提纲，那么我至少可以说，要这样写，或不要这样写；要这样写，或要那样写。这样也许有些意义和好处。

“上述的不幸，究其原因在于诗文化在德国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没有人再会写出坏的诗句。这些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的年轻诗人不比他们的前辈差，可是由于他们高度赞扬他们的前辈，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也不赞扬他们。然而，正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轻诗人现在成百上千，所以根本用不着鼓励他们，既然有这么多有用的人才，何必再去提拔多余的人才呢。如果有个别人超群出众，那倒是好的，因为世界需要杰出的人才为其服务。”

1826年2月16日星期四

今晚七点钟的时候，我去看歌德，发现他独自一人待在他的房间里。

我走近桌子，坐在他的身边。我给他带来一个消息，昨天我在一家乡村客栈里看到了威灵顿公爵，他是去彼得堡的旅行途中路过此地的。

歌德兴奋地说：“那么，他怎么样？给我讲讲他的情况。他看上去像他的肖像吗？”

我回答说：“像，可是更好，更特别。只要看他的面孔一眼，就无须再看他所有的画像。只需看他一次，就永远忘不了他，他给人的印象的确太深了。他的眼睛是褐色的，闪闪发光，生气勃勃，你能感觉到他目光的影响。他的嘴富于表情，虽然它是闭着的。他看上去像一个很有思想和经历丰富的人，只希望给世界带来欢乐和安宁，其他的事他不在意。我觉得他像一把大马士革剑，既坚硬又坚韧。

“从外表上看，他大约五十多岁，笔挺的姿势，瘦长的身材，个子不很高，略微有些瘦。我看到他上车，然后离开了魏玛。当他穿过为他送行的人群的时候，他略微鞠躬，把手指按在帽檐上，显得非常和蔼可亲。”

歌德聚精会神地听我对威灵顿公爵的描写。他说：“这么说，你更多地看到了一位英雄，这始终意义重大。”

接着我们谈到了拿破仑，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过他。歌德说：“当然，这也值得花气力，他可是世界的纲要啊！”我问道：“他看上去也许像某个人吧？”歌德回说：“他就是他自己，他看上去就像他自己，这就是一切。”

我还给歌德带来了一首非常值得注意的诗，关于这首诗的内容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告诉歌德了，这是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由于相隔的时间太久，他根本想不起它来了。1766年初，当时的法兰克福杂志《能见的事物》刊登了歌德的这首诗。它由歌德的一位老仆人带到了魏玛，再由这位老仆人的后代传到我的手里。毫无疑问，这是歌德最早发表的一首诗。它以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为创作题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非常年轻的作者竟然这样熟悉宗教的各种思维方式。从思想上看，这首诗可能是克洛普施托克[137]写的，但在表达方面却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它更加有力，更加自由奔放，更加轻松活泼，因而更富于特色。非同寻常的热烈的感情令人想起作者是一位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青年人。

由于缺乏题材，作者总是围绕着自己兜圈子，所以整首诗显得有些冗长。

我把那张完全变黄、几乎连贯不起来的报纸放到了歌德的面前，当他看到那首诗的时候，又把它想起来了。他说：“这是可能的，是克勒滕贝格小姐促使我写这首诗的，所以标题上写有‘应要求而作’

的字样。我不知道，在我的朋友当中有谁还会要求我写另外的题材。

当时我缺乏题材，所以我只要有某种我可以歌颂的东西，我就感到幸运了。就在这几天，我把那时我用英文写的一首诗弄到了手，在这首诗里，我为德国诗人缺乏创作题材而悲痛。我们德国人的确缺乏创作题材：我们的史前历史模糊不清；往后的历史由于缺乏一个君主王朝而引不起全民族的兴趣。克洛普施托克曾试图以赫尔曼[138]为创作题材，但是由于这个题材离现实生活太远，谁也没有和它发生关系，谁也不知道他该用它做些什么，所以克洛普施托克的剧本[139]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影响，并没有为群众所喜爱。我以我的《葛兹·封·伯利欣根》成功地运用了历史题材；它毕竟和我血肉相连，因此受到群众的欢迎。

“与此相反，我在创作《维特》和《浮士德》的时候，又不得不掏自己的心窝儿，因为流传下来的东西远远不够。关于魔鬼和巫婆的传说我只运用了一次；使我高兴的是，我已经花光了我的那份北方的遗产[140]，现在正求助于希腊人的传说。如果当时我和现在一样清楚地知道，几百年和几千年以来人类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作品，那么我也许一行也不写，而去干别的事情了。”

1826年3月26日复活节

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歌德的情绪非常好，因为他今天收到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即拜伦为自己的剧本《撒丹纳巴勒斯》写的题词的手稿。他在饭快吃完的时候把拜伦的这份手稿拿给我们看，同时苦苦哀求他的儿媳把拜伦从意大利热那亚给他写的信还给他。他说：“你瞧，亲爱的孩子，我现在已经拥有表明我和拜伦之间的关系的所有材料，就连这份稀奇的题词手稿也于今天奇迹般地到了我的手里，现在只缺那封信了。”

可是，拜伦的这位可爱的崇拜者（即歌德的儿媳）不愿割爱。她说：“亲爱的父亲，您已经把它送给我了，我不把它还给您；如果您愿意物以类聚的话，您最好把今天收到的这份珍贵的手稿也送给我，我会把它们保管好的。”歌德更加不乐意了，于是父女之间的友好的争吵持续了一会儿，直至两人通过愉快的交谈重新和好为止。

饭后，女人们上楼去了，我和歌德独自待在一起。他从他的工作室里取来了一个红色的公事包，拿着它和我走到窗前，然后把它打开。

他说：“你瞧，这里是我收集的有关我和拜伦之间的关系的所有材料。这是他从意大利的里窝那给我写的信，这是他的题词的复印件，这是我为麦德文的《和拜伦的谈话》写的一首诗；现在就缺他从热那亚给我写的那封信，可是她不想把它还给我。”

接着歌德告诉我，他今天收到来自英国的友好的请求，要他为拜伦的创作写点评论文章，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此时，他的思想完全被拜伦所占据，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拜伦，对拜伦的作品和才能发表了许许多多新颖的看法。

他接着说：“不管英国人对拜伦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英国人并不拥有能和拜伦相比的诗人。他不同于所有其他的英国诗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比他们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