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1825年(5)

话题转到剧本中角色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歌德有下面一段话，我看是值得注意的：“有人认为一部中等的剧本应该分配给中等的演员去演，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其实，一部二三流的剧本如果分配给第一流的演员去演，会出人意外地得到提高，变成真正的好作品。如果二三流的剧本分配给二三流演员去演，那么效果完全等于零就不足为奇了。

“二流演员分配在大剧本中倒是顶好的，因为他们的作用就如同一幅油画中处在阴影中的人物的作用一样，把在强光中的东西很好地烘托出来。”

1925年4月16日星期六

和达尔顿[121]在歌德家里吃饭。我是去年夏天在波恩结识达尔顿的，我很高兴在歌德家里与他再见。他是一位完全符合歌德心意的学者，他和歌德之间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达尔顿是精通自己学科的知名学者，所以歌德不仅重视他所发表的意见，甚至重视他的每一句话。

此外，达尔顿还是一个和蔼可亲和诙谐风趣的人，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才思敏捷，世上只有少数像他那样的人，我对他的言谈百听不厌。

歌德力求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很希望能拥抱宇宙，但是和那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某一专门方向的自然科学家相比，毕竟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致力于掌握一个具有无限细节的王国，而歌德更注重观察一般的大的规律。所以，当歌德发现某种大的综合，但由于缺乏对具体事实的认识而无法证实自己的预感的时候，他多么希望和精通自己专业的自然科学家们建立和保持关系。因为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他所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充实他所缺少的东西。

再过几年他就八十岁了，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他渴求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学无止境。他要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学习，学习，再学习！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乐观向上，永葆青春。

我的这些观察是今天中午当歌德和达尔顿进行热烈交谈时引起的。达尔顿谈到了啮齿类动物及其骨骼的形成和改变，歌德不厌其烦地希望听到更多具体的事实。

1825年4月20日星期三

歌德今晚让我看了一位青年学生的来信，他要求歌德把《浮士德》（下卷）的提纲给他，因为他有意替歌德写完这部作品。他干巴巴地、有同情心地、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愿望和打算，最后毫不掩饰地说，目前所有其他人在文学上的努力都一钱不值，而在他自己身上，一种新文学却要开花吐艳了。

如果我在生活中偶然遇见一个准备继续完成拿破仑对世界的征服的年轻人，或偶然发现一个打算完成科隆大教堂的年轻的半瓶醋建筑师，我对他们不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位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比他们更疯狂、更可笑，他想入非非，单凭爱好就想创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

我同意歌德的看法。我认为扩建科隆大教堂要比按歌德的意思继续创作《浮士德》更有可能！因为扩建科隆大教堂需要的是数学方面的知识，另外科隆大教堂就矗立在我们眼前，用手就可以触摸到它。

但是对一件看不见的精神作品，绳索和尺寸有什么用处呢？精神作品完全以主体为依据，主体不仅需要把一切变为警句，而且需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变为创作的题材，不仅如此，为了描述生活，还需要经过多年训练的、被提高到熟巧程度的写作技巧。

谁要是认为创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肯定是一个庸才，因为正是他对高尚的和困难的东西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断言，假如歌德只缺某些诗句就能自己完成他的《浮士德》的话，那么这位自负的年轻人甚至连这些所缺的诗句也写不出来。

我不想研究，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何以如此自负，他们把迄今人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经验所获得的东西看作某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东西。但是我敢断言，现在盛行于德国的那种看法，即认为未来的杰作可以超越逐步发展的所有阶段，是很少行得通的。

歌德说：“国家的不幸在于没有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想掌权；文艺界的不幸在于没有人肯欣赏已经创作出的作品，每个人都想由他自己来重新创作。此外，没有人想到用一部诗作促进自己的发展，每个人都想马上也创作出一部诗来。

“此外，人们不认真对待整体的事，不想做能取悦于整体的事，每个人只求自己出风头，尽量在世人面前露一手。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努力。人们在仿效新近的演奏能手，这些演奏能手不选择为听众提供纯粹音乐享受的曲调来演奏，而宁愿选择那种能显示演奏技巧的曲调去博得听众喝彩。到处都是些想出风头的人，看不到为了集体的事业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正派的作风。

“因此，人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敷衍塞责的创作风气。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写诗，然后继续写到少年时代，就自以为大有作为，最后到了壮年时期，才认识到世间已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于是回顾自己在已往年代里走错了路，毫无成果，不免大吃一惊。不过也有许多人始终认识不到完美作品的完美所在，也认识不到自己的不足，还是照旧马马虎虎地写下去，写到老死为止。

“如果尽早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世间有大量的优美的作品，而且认识到如果想创作出能与这些作品媲美的作品来，该有多少工作要做，那么，现在那些从事写作的青年，一百个人之中肯定难找到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恒心和才能，通过自己从容不迫的工作，争取达到类似已往作品的那种高度优美。有许多青年画家如果早就认识和理解到像拉斐尔那样的大师的作品究竟有什么特点，那么他们也早就不会拿起画笔来了。”

话题转到一般的错误倾向。歌德说：“我过去对造型艺术的实践志向实在是错误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缺乏气质，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造型艺术家。我天生对周围的自然风景有某种温情，所以我最初的绘画尝试倒是有希望的。意大利之游毁坏了我作画的乐趣，因为一种广阔的前景取代了我对绘画的兴趣，接着可爱的作画能力也就消失了。我既然不能从技巧和美感方面发展艺术才能，我的努力就化为乌有了。”

歌德接着说：“有人说得很对：人的各种能力最好能得到全面发展，这也是我衷心希望的。不过这不是人生下来就可以办到的。其实，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为一种特殊的人，然后必须去设法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

这时我想起了《威廉·迈斯特》里的一段话：“世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才组成人类，我们只能关心我们懂得赏识的东西。”

我还想到《漫游年代》里的人物雅诺，他劝每个人只学一门专业，并说现在是片面性的时代，既懂得这个道理而又按照这理为自己和旁人进行工作的人，是值得庆贺的。

可是人们不禁会问，一个人该选择什么专业才既不越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又不致做得太少呢？

如果一个人的任务是综观许多部门，进行判断和领导，他就应该对许多部门都力求获得尽可能深刻的见识。例如，一个领袖或未来的政治家就必须在许多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他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诗人同样应该致力于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题材，他必须懂得如何处理和如何表达他的这一题材。

但是诗人不应设法当一个画家，他只满足于用语言复述世界，正如他把登台表演留给演员去干一样。

见识和生活活动应该区分开来，应该想到，每种艺术，一旦进入实践，就变成了某种非常困难和重要的事情，要达到纯熟的掌握，则要费毕生的精力。

所以歌德虽力求多方面的见识，但在他的生活活动中却只局限于一种专业。他只练习一门艺术，而且是纯熟地练习，那就是用德文写作的艺术。至于他所表达的题材是多方面的自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教养和生活活动同样应该区别开来。诗人的教养要求对眼睛进行多方面的训练，以便掌握外界的事物。歌德虽然把他对造型艺术的实践志向称之为错误的，但是这对于训练他成为诗人还是有益的。

歌德说过：“我的诗所显示的具体性要归功于我很重视对眼睛的训练；我也高度评价从眼睛训练方面获得的知识。”

不过我们要当心，不要把教养的范围弄得太广阔。

歌德说：“自然科学家们最容易犯这种范围太广的毛病，因为观察大自然的确需要一种非常协调的广泛的教养。”

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对他那一专业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也应努力避免狭隘和片面。

写剧本的诗人应该有舞台方面的知识，以便衡量供他支配的手段，尤其是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歌剧作曲家也应该懂诗，才能分别好坏，不致用不合适的东西来糟蹋他那门艺术。

歌德说：“韦伯[122]不该作《优兰蒂》那部乐曲，他应该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坏的题材，做不出好东西来。我们应该要求每个作曲家把懂诗当作他那门艺术所应有的前提。”

画家也应有区别题材的知识，因为他那门艺术也要求他懂得什么该画和什么不该画。

歌德说：“可是归根结底，最大的艺术是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

因此，自从我和歌德接近以来，他一直要我提防一切分心的事，始终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专业上。每当我对自然科学表现出兴趣时，他就劝我莫管那些闲事，只专心致志地研究诗歌。如果我想读一部他认为对我的专业没有帮助的书，他也总是劝我不要读，因为它对我毫无实际用处。

他有一天对我说：“我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一想到维加[123]写了多少剧本，就觉得自己写的诗作实在太少了。我本来应该更多地关心自己的本行才对。”

另一回，他又说：“假如我不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石头，而把我的时间用于研究某种更好的东西，我很有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

由于这个原因，他钦佩和称赞他的朋友迈耶，说他毕生专心致志地研究艺术，所以他在艺术领域里具有公认为最高的见识。

歌德说：“我也很早就对艺术怀有兴趣，差不多花了半生光阴去观赏和研究艺术作品，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不及迈耶。所以我每逢得到一幅新的油画时，并不马上拿给这位朋友看，而是先要自己细看一番，得出自己的看法。等到我自信已把画的优点和缺点都看到了，才把画拿给迈耶看。和我相比，迈耶对画的看法当然要尖锐得多，在许多地方他看出我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样我总是重新认识到，要在某一门专业内成为真正的知识里手会意味着什么，要费多大功夫才能到。迈耶所具有的是对整整几千年艺术的深刻见解。”

可是人们也许会问，歌德一方面坚决主张人只应该从事一门专业，但另一方面恰恰是他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各方面的知识，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若歌德现在来到世上，并且发现德意志民族在诗歌和科学领域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德意志民族的诗歌和科学现在所达到的这种高水平，绝大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努力，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各方面的知识，也就会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某一专业上。

可是问题不仅在于歌德天生就喜欢研究各方面的知识，天生就喜欢弄清楚人世间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时代的需要，即把所感觉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歌德崭露头角时继承了两大遗产：错误和欠缺。假如歌德不把牛顿的理论看作一种对人类精神非常有害的错误，那么我相信他就不会想到要去写一部《颜色学》，他为这一次要的学科花费了多年的时间。

正是由于他对真理的热爱和错误发生了冲突，他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的纯光去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

同样，是错误和欠缺促使他去写《形态学》。我们现在可以把《形态学》看作科学研究的一种典范。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假若歌德已经发现他的同时代人正向这样一种目标迈进，他肯定不会想到要去写这样的著作了。

是呀，这种情况甚至适用于他多方面的文学志向。不言而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文学宝库中业已存在像《威廉·迈斯特》那样的作品，歌德也许就不会创作出《威廉·迈斯特》这样的长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专心致志于戏剧创作了。

至于歌德在这种情况下在单个的文学类型里创作出什么作品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根本无法预料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我们看重整体，我们就不会认为，歌德创作出多种多样的作品，仅仅出于乐趣。

1825年4月27日星期三

傍晚去看歌德，他约我坐马车到公园下区一游。他对我说：“在我们动身之前，我想让你看一封我昨天收到的泽尔特写给我的信，其中他提到了我们剧院的事。”

泽尔特在信中写道：“我早已看出，要在魏玛为人民建立一座剧院，你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谁把自己变成青草，山羊就会吃掉他[124]。其他那些当酒还在发酵时就想把瓶口塞住[125]的高贵的老爷们也应该想到这一点。朋友们，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事，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事。”